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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今后我和她在共同生活里，我才可以镇住她、压住她。
我唯唯依示而行。不料第二早晨我起床穿衣戴帽时，发现那对耳环的位置有了变动。原来她在备嫁时，她的母亲和其他亲长也一再叮嘱她，要她在我取下她的耳环、放于我的帽下之后，一定要尽量设法，暗暗把耳环从帽下挪到帽上来。说此举至关紧要，只有如此这般，今后她和我在共同生活里，她才可以镇住我、压住我。
这话她听了，记下了，只是在执行时，却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更改。她把那对耳环从我的帽下拿出来，却没有放到我的帽上去，而是和我的帽子并排放在妆台中央。她的想法是：这么做了，我俩在今后的共同生活里，便谁也不镇谁，谁也不压谁，平等相待，互为依傍。
我觉得这一细节非常有趣，转身找她想问问说说，她已经不在房里，去我母亲内室呈交那方白绢巾了。
古代有一种“守宫朱”女孩儿从小就在手腕上用银针刺破一处，涂上一种特地用七斤朱砂喂得通体尽赤的守宫（又名蜓、壁虎）血，让它留下一个痣粒一般的红点点，可以和贞操一起永葆晶莹，直到“破身”才消失。
初恋
婚后我和她第一次交谈，便坦诚地说清了我和芦镇那房东侄女的关系，并把那姑娘给我的唯一一件有纪念性质的物品交给她。她安全相信我的话，并珍重地把那件物品放进了她自己专门收藏心爱东西的那只精美的小匣子里。
从这件事开始，我们俩便进入了恋爱的第一阶段初恋。
那是初春的朝阳，不火暴，不炽烈，温馨和煦；那是临风的晨露，皎洁而闪烁，含羞复带怯，长长的一个时期里，她人前背后都没有正面大声跟我说过话，一开口脸就红，头就低。洗脸、洗脚、净身，她们叫做“用水”，从来是躲进门角、帐后，不出一点声响。和我同阵走路，总是尾随我后相距五七步，路上如遇熟人，总是尽量回避……而我如从外面买来什么物件给她，总是要经外婆或母亲代交；和她一起去看戏看电影，总是领她寻找一条僻静小巷子走；她怀孕时想吃酸东西，我跑了十多里到乡下买来杏子、李子，总是悄悄塞到她的枕边……
这不是疏远，更不是冷淡，其中满满充塞着恬适的、甜蜜的、具有其特异情趣的爱。
热恋
是初恋不是蜜月，所以这婚后的第一阶段，持续了甜甜的几年又甜甜的几年……
解放后，1955年因胡风错案我和她分开，先后共达二十四年。在这二十四年里，我被捕、下狱、劳教、劳改、遣送农村，她领着五个孩子在家，我们之间横着一堵高墙、两扇铁门，浑如千重山、万重水。虽非海角天涯，胜似海角天涯，纵是海角天涯，也未能妨碍我们的爱情生活。我和玉淑互相信任，她相信我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诚，我相信她品格、情操的纯正；同时我们又都相信，冬天过后一定会有美好的春天，所以这悠悠二十四载，仍然作为我俩的热恋时期，载于家史。
开始我被关押在看守所，任何折腾我全能忍受，最可怕的是牢房里弥漫着的那种空虚感对心灵意志的啮食。正当我觉得无法再做抵御即将陷于崩溃之时，突然收到我妻子送来的书。
一位和我同过牢房、先我出去的同志向她告知了我的危急和需要，她便一回、两回、三回、四回，去寻找门路；但东墙、西墙、南墙、北墙，到处都碰了壁。最后，天不负人，在遇了多少冷脸、讨了多少没趣、吞下多少屈辱之后，她终于撞上了一位好心肠的领导，求得了批准，使我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援助去抗击那空虚。此后她每半月左右便送一次（只许送入，不准还出，怕有夹带），我那间牢房的四个墙角都高高地摞起书。
而我在看这每一本书时，在它们的字里行间，总是能或隐或现地看到玉淑的倩影。这是想象，是幻觉，更多的是书中人物的转化，例如《战争与和平》里的娜塔莎、《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吉提、《罪与罚》里的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那许多美丽善良的女子……她们我的玉淑，一直依依伴着我在这里度过了一年零九个月。
接下是劳教劳改，我和玉淑可以见面了。不过这种叫做“接见”的见面，其实比不见面更加痛苦辛酸。
玉淑来了，带着我也深深想念的五个孩子。每来之前，她总是往东邻、去西舍、从好心的叔叔、婶婶、哥哥、姐姐们那里，借一些新衣，给自己和孩子们换上，让我看了不致挂念家庭生活。
玉淑来了，带给我各种增加营养的食物，熟鸡蛋，炒面粉，煎馅饼，炕锅巴……临来前约略分给每个孩子一点，先装在各自的口袋，等到我接受东西要礼让给他们时，他们地一起掏出来吃：“那是爸爸的，我们都有、都有。”
玉淑来了，为了避免影响我，总是严格约束自己，也反复叮咛孩子们，见了爸爸不许哭，连眼泪也不准有。这也是接见制度的规定。可在每次接见之后，目送我返回那大铁门、高围墙，她又总是再也克制不住，拖着孩子们跑到远处，一起抱头痛声大哭。有时为了抑制自己，便狠狠去咬自己的臂膀，借皮肉痛楚以减轻内心悲戚，至今臂膀上仍留有累累伤痕。
有一次，玉淑只是一个人来，没带孩子；送的食物也很特别，一只五磅保温瓶，里面满满装着清炖老鸡汤。由于瓶口小，她把鸡肉撕碎塞在瓶里。我刚到，她便打开瓶盖，用准备好的碗筷倒给我吃：“请趁热吧。今天是你的生日，是三十五周岁，家里做了长寿面，让孩子们在家里给爸爸祝寿。”
……后来知道，她在外的那痛楚悲戚还远远不止于此，而她之眷我顾我惠我，也远远不止于此处叙述的这一些啊！
“好汉难填三张嘴”，她原是一个家庭妇女，身后跟着嗷嗷待哺的五个孩子，生计自是十分艰难，尽管她及时走出家室，投身劳动，白天去壮工队做壮工，上火车站当脚夫，到搬运公司拉板车，夜晚率领孩子们从事结毛衣、纳鞋底、绞手套、洗鸭肫等各种各样外加工，仍然入不敷出，深陷贫困，脚板被大铁钉戳穿，血流满地，她不歇息；负重过度，伤身吐血，她不歇息；各种疾病，医生开给她成百张休假条，她不歇息，最后直至去血库卖血。
而她这流血、吐血、卖血的收入所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接济我，甚至在那三年“自然灾害”过关时，让我吃到胜过龙肝凤髓的干鲜肉、红枣炼猪油，使我在劳改农场那盛行的时疫中，一直没被传染，健壮如牛。
在我离家时，大儿子刚九岁，最小的那个才九个月，妈妈要上工，姐姐哥哥要上学，为了他一人在家不着急，养了一只小鸡陪他。渐渐小鸡长大了，会跑了，便用绳子拴住它的脚系到床腿上。不幸被老鼠咬伤，伤热很重好不了。玉淑那次送给我的那瓶清炖鸡即是来源于此。
我身在缧绁，对于这一切毫无所知，但对玉淑的思念和惦记之情却无时或已，与日俱增。表达方式受限制，仅有两种，一是写信，二是做梦。而写信只许用明信片，于是在那方寸之地的几十个字里，我让每一个字的一笔一画，都灌注我缠绵的情意。做梦则是谁也无法约束的，可不知怎么，我每夜不论做什么梦，梦的结尾都是在一片凄凉、满布荆棘的荒野里寻觅回家的路，而又总是在即将找到、望见家门、看到我的玉淑之时，我正待揣着火一般的激情扑过去，投入她的怀抱，倾诉离衷之时，忽然，梦醒了，留下的只是一汪泪水，满心怅惘……
深化
1962年，原单位接我回来甄别，中途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熬车，要我自谋生路。
一开始我在家做“家庭妇男”，为玉淑和孩子们料理饮食茶饭。过去许多年，玉淑一人在家，忙里忙外，辛苦劳瘁，现在能够分担一下她的家务，侍候侍候她和孩子们，觉得十分恰当也十分应该。
可是这种活计没有经济收入，形同寄生，有辱须眉，不久我改而帮玉淑做“小背”用一根粗绳拴板车一侧，从旁背绳曳车，给拉车者一些助力。我和玉淑一拉一背，配合默契，从早到晚，形影不离，甚得“凤凰于飞”、“妇拉夫随”伉俪之乐。但它毕竟是附属活儿，只能减轻拉车人一点劳动强度，自己仍不能直接创造财富，不能对窘困家庭做贡献。于是我再度转业，先当壮工，因收入太少，再进而成为玉淑的同行，也拉起小板车。
拉板车是当今世界上最笨重的体力劳动，一天下来，我两腿僵硬，两臂麻木，右肩上肿起一个拳头大的包。这使我对玉淑更加钦佩，更加敬爱，那么多年她就是干着这类、甚至比它更重的活儿啊！为了消除疲劳，恢复体力，让车站辘能够继续滚动，素来滴酒不沾的我，竟渐渐贪上了杯中物。玉淑对我染上这一嗜好，从无怨言，知道我之饮酒固为了解乏，更用以浇愁。所以经常在她匆匆下班到家之后，放下车把，汗没擦，喘未定，伸手往米桶里一摸，米桶空的；随之提起我那酒瓶一看，也是空的。便立即撑着两腿、老着脸皮（出面的次数太多太多）。往东邻借两元，去西舍掇一块，回来把酒瓶和米袋往某一孩子手里一交：
“快！先打酒，后买米。”
买来的米，除了年节，极少煮饭；最好的是稀粥，大都是熬菜糊、萝卜糊。而吃粥吃糊时，玉淑和大孩子们总是从锅面上舀，把沉在锅底那稠一点的留给我和最小的那个儿子，吃青菜时，玉淑如果捡到菜心，总是递进我碗里，此法亦带动了孩子们，全都仿效着这么做……
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列入“死狗“群，但仍旧要被专政、受惩处。惩处之一是清扫街道。
分配给我那段街面大约一千米，要把它打扫收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