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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欢茹过于善良了。
应该提醒王欢茹一句：凶手杨小民的父亲是青海省办公厅的副主任。
四
1979年12月12日。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终于下来了：判处杨小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是一个错误的判决。完全不顾市、区两级法院秉公执法的正确判决，处以杨小民死刑立即执行。
缓期二年意味着什么，王家父母清楚地懂得。这无异于亮起绿灯。缓期死刑便可以变为无期，无期又可以变有期，有期又可以一缩再缩……法律，在有些人手里是小孩家玩的猴皮筋，可以任他们拉长、缩短。
12月14日。王家先找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树芳回答：“这事我们不知道，你们去找市里和区里……
他们找到市法院。答复：“我们的态度是很坚决的。这你们是知道的……”
他们找到区法院。答复：“我们哪儿有那么大的权？……”
次日。他们又溜溜跑了一整天。区、市、省，法院、检察院……答复同昨天一样。
当天晚上，王欢茹回到家，对爸爸、妈妈说：“谁也不用找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全家人连夜把案情经过详详细细地抄在纸上。第二天清晨，把它们贴在西门口大十字街道的墙上。王欢茹把弟弟的血衣也挂在墙上。这里是西宁市最繁华、热闹的中心，过往行人最多。乾坤朗朗，日月昭昭，让老百姓们去评说吧！
呼啦啦！一下子，像涨潮一样涌上来那么些的人。人群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一遍遍询问着，母亲一遍遍哭诉着，一直到嗓子喑哑了，说不出话来了。王欢茹不知从哪儿借来一条凳子，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勇气，“腾”地跳上凳子，扯起弟弟的血衣，大声向群众们申诉着。在这一刹那，她瘦弱的身躯里注入了神奇的力量。
一位身穿黄棉袄的妇女，一直站在人群外面，一直静静地听，一直悄悄地哭。待王欢茹陈情哭诉完后，她忿忿不平地喊道：“太不像话了！旧社会的衙门就朝南开，有理无钱不能来。现在的衙门朝天开，有理无权不能来吗？”
人群中炸了营。有人喊道：“有权人家的孩子杀人就可以这样吗？”
有人提议：“我们大家给你们凑钱，你们去告状！青海省不管，到北京去告！……”
王欢茹感动了。她和她的全家需要的就是这股子正义。弟弟死后，他们家里说客盈门。这些人与杨家有着并不干净的关系，或有求于杨家，或受利于杨家。他们替杨家游说，或愿出几千元将此案私了：“你们说吧，七千？八千？一万？”或以调动工作为诱饵：“可以把王欢茹从大通县调回城里，调到绒毛加工厂多好！把她姐姐调到毛纺厂医务室……”或干脆明火执杖，晓以利害：“人家杨家是大干部，你们要和杨家搞好关系呀！以后，人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更让人蹊跷的是，竟连续四天，有一对女人每天到王家“上班”，早八点来，晚六点走，只有中午吃饭休息两小时，弄得王家连个商量的空儿都没有……
一切，都过去了。一切，他们都不需要。只需要一个简单而又简单的道理：杀人者偿命。
连续三天，王欢茹领着母亲来到这里，向人们哭诉着。十二月西宁的街头，寒风凛冽，只见血衣飘飘，哭声阵阵，一缕缕被风撕碎，散落在天空那沉沉的云中……
不远处，便是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墙之隔。法院关闭了前门，只开后门。人不敢从前门出入……
12月19日。她又到省高院。在传达室一填表，见她的名字便不让进。她扬着血衣，二话没说，闯了进去。几天下来，她俨然变成另一个人。她要进去问问清楚。
结果：没有结果。
五
第二年1月2日，王欢茹带着母亲和大弟进京告状了。
6月，王欢茹一家三口便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接待站。站前已经排了一溜长长的队伍。上告的表格发完了。隔天，王欢茹和母亲起了个大早，六点钟就赶到了接待站。等呵！等呵！等到开门，等到叫号。好不容易叫到她了。她进去说。弟弟的死，她不知说了多少遍。她练出来了。她不怕。不管在什么人面前，不管人们爱听还是不爱听，她都要说，而且，每一次诉说中，都止不住泪痕满面。
正在她向接待员倾诉着的时候，一位披着件呢大衣的老头进了屋。他站在一旁静静地听完，把接待员叫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接待员回来，对王欢茹讲：“刚才来的是我们首长，他让我先对你进行慰问，保重好身体。你先回，我们给你写封信，你去找省高院。”说罢，他立即写下一封信，要求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杨小民案件认真复查，严肃处理。最后，盖上一枚朱红的大印，像跳跃起一朵火苗苗。
王欢茹带领着母亲和弟弟连夜兼程，直奔西宁。他们满怀希望找到省高院，一位高高个子的工作人员看看他们，又看看那封信，用纤长的手指轻轻在信纸上一弹，漫不经心地说道
“这种信我们一天不知接到多少封！”这便是往返奔波几千里，倾囊而尽九百元，冻坏了手脚，望穿了眼睛而得到的回答！
全家人先后找了省高院院长杨树芳一共十一次，都被接待室人员挡驾。最后，母亲独自一人去了，她苦苦哀求，几乎要下跪：“同志，你看我这么大年纪，就让我进去见一见杨院长吧！”
院长大人高坐公堂，气宇轩昂，义正辞严：“这个案是我判的，我负责！”
“杨院长，为什么要这样判，你也和我说说清楚呀！”
“那好，我对你讲，有五条原因：一，起因是小事；二，案子发生时房子里的事复杂，谁也说不上来；三、你说儿子死在床上，据我们了解不是死在床上的；四，你说儿子被捅了21刀，我们了解是14刀；五、你儿子王强平常表现不好，杨小民表现好……”
母亲急了，立即反驳：“是小事，杀人就可以吗？房子的事复杂？那么说，杨小民倒受冤枉了？就是十四刀，难道还少吗？难道杀人就可以不偿命吗？……”
院长不耐烦地打断了母亲的话：“你不要再讲了！这是我判的，我负责！”
王欢茹回到家，听说辛辛苦苦进京一趟是这样的结局，便说：“我去找一趟杨树芳！文化大革命时他倒霉的时候，就下放在我们水泥厂。我认识他。”
凭着以往的患难之情，王欢茹找到杨树芳。落难之际，杨树芳曾受到水泥厂工人们的保护。谁知现在一阔脸就变，他假装不认识王欢茹，翘着腿，翻着文件，连眼皮眨都不眨一下。
“杨树芳，你别装不认识我！你倒霉的时候还不如我呢！人民相信你，才让你现在当法院的院长！你不要这么神气！”
气坏了！王欢茹冲杨树芳嚷嚷一通之后，出够了气。跑了出来。走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止不住哭。
与此同时，污水和威胁正向她和全家袭来。她家的人死了。罪人反倒成了自己。
最甚不过的是，有一个自称姓刘的人跑到家里，把王欢茹叫出屋，挟胁道：“你听着！你弟弟死了，也不能活了。你要和杨家搞好关系，彼此以后也有个照应。你把眼光要往远里看，别再告了！”
别再告了？既然告了，就破釜沉舟，豁出个鱼死网破！她和全家人连着给全国各大报纸、各大司法机关发出的告状的挂号信就有一百余封，平信就更不计其数。告！告杨家！
父亲只好提前退休了。拿了二千元的退休费。还清了第一次进京告状借的九百元钱，其余的全部交给王欢茹。王欢茹带着这一笔沾有父亲体温的血汗钱，领着母亲，第二次进京！
六
五十多天过去了。一千多元打了水漂儿。这次告状还不如第一次收效大。王欢茹曾十几次到高级人民法院申诉：“你们说的话，发的信也不算，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谁能告诉她？
她坐上西去的列车，怏怏归回她的工作单位，她哪里会料到，另一个意外的打击正在前面虎视眈眈地等待着她呢。
丈夫离去了。家里的东西，除了剩下一张单人床的空床板和两把凳子以外，全部搬得空空如也。就连她换洗的衣服也没有留下一件。房间一下子显得空荡荡的，她一时觉得头晕目眩。
他们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婚后，逐渐产生了矛盾和摩擦。王欢茹自弟弟死后，与丈夫的裂痕加深了。老公公与法院院长杨树芳是老关系，起初好言相劝：“欢茹呀，你不要再到处乱告了，人家是当官的。”王欢茹没有听，丈夫不大满意。以后，当王欢茹站在大十字中心，抖动着弟弟的血衣，向众人陈情哭诉时，丈夫的不满加重了：“你一个人在大十字张牙舞爪，丢尽了我们家的脸！”
再以后，王欢茹第一次进京告状回来，没有得到丈夫的一点儿安慰，相反却是一张冷若冰霜的面孔。半年多，他没有回家，把王欢茹和才三岁的女儿孤零零地抛在家中，独守空房，面对孤灯冷壁，与高原上刮来的干燥的寒风厮守相伴。
一切，应该有个预料。可是，王欢茹没有往这样的坏处想。连自己的丈夫都可以和自己同床异梦，她还能相信谁呢？屋里，都搬空了，连墙上的画都摘掉了。甚至连铺在窗台上的瓷砖，一块块都被取了下来，一块块摔碎在地上。王欢茹的心也碎了。
孩子，他不要，她要。抚养费，她一分不要。她只领到了一次性的补助损失费五十元，一分钱没剩，给小女儿买了两套衣服。刚结婚时，她曾向他家借了二百元买了辆风凰牌自行车。她攒齐了钱，抱着孩子去了他家一趟，把这二百元钱还给他。一切旧账便了结了。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家庭，却也像失去了羁绊，浑身轻松了。她不会退却。她还要告！为了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