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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有了听说治疗师，她的父母就把她领了回来。对她来说，回家是多么激动啊！然而，几星期过去了，莎莉·安显然不能适应。她老是感到灰心。一段时间后，她失望了，不愿再努力听讲。她的父母开始考虑送她回奥马哈。
我很清楚，应该让莎莉·安把注意力集中到听讲上。我开始尝试用音乐帮助她，让她懂得听讲能给她带来欢乐。这种尝试果然收到了效果。
莎莉·安又回到了教室，虽然有时还会陷入灰心。有一天，我们俩正在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我突然想起了父亲在日光室里的那段情景。
“莎莉·安，”我说，“我们来试试新方法。我把录音机关掉，但希望你继续认真听。”她显得困惑不解。“我希望你不仅用耳朵听，而且要用心听。一旦你发现了自己心中的音乐，无伦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它！”
每天，我们都要花上一段时间听音乐录音，然后关掉录音机，两人都把手放在胸口，聆听自己心中的歌。这很快成了她十分喜爱的奇境。每当我领她穿过大厅，或在操场上看到她时，她就会把手放在脑口，脸上焕发出异样的神采我知道，她正在聆听发自内心的歌。
后来，莎莉·安的老师不解地问我：“你究竟对她做了些什么工作？现在当我讲课时，她不再光看书桌，而是认真地看着我，而且能听懂指导了。你注意到了吗？她走路不再步履蹒跚，而是蹦蹦跳跳了！”
父亲教我的歌还帮助我度过了为人妻、为人母的困难时期。有一年12月的一个冰雪夜，我心急火燎地奔向医院的候诊室，我那17岁的儿子保罗此刻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女友的生命，也使他陷入了昏迷。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恐惧。我真想冲进夜幕里大哭一场。突然我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一情景：狂风尖叫着透过卧室的窗子，声如鬼哭狼嗥，那时，父亲第一次教了我怎样倾听歌声。这美好的回忆使我再次镇定下来，凝神谛听。
起先，我只能听到候诊室的火炉发出的嗡嗡声，随后，这声音里出现了大提琴低沉的音调，在它后面又出现了微弱的短笛声。我坐下来，闭上眼睛，聆听这“火炉大提琴”奏出的声音，驾驭着它一直驰骋到清晨。保罗终于幸存下来了，我的歌声也随他一起幸存下来了。
一天晚上，仅仅由于一个电话，我的音乐陡然沉寂了。一听到哥哥的声音，我立刻知道父亲去世了。突发的心脏病夺去了他的生命。我倒在床上，闭上了眼睛。没有眼泪，眼前只是一片漆黑。我木然地躺了很久，一动也不动，只希望一觉醒来后发现自己做了一场噩梦。
然而父亲确实去了。我们站在他的坟前，为葬礼而搭的遮篷在2月的寒风中哗哗作响，我的感觉几乎麻木了。一连几个星期，我总是沉默地踱步。
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静坐在起居室里。冬天的寒风灌进烟囱，那肃穆的声音似乎是我的哀思的回响。突然，内心响起了一声呼唤：听！我忘掉了自我，很快安定下来。壁炉的燃烧声既不象口琴声，也不像竖琴声。不，那是一支音色丰富、珠圆玉润的长笛声。
立刻，我感到自己露出了笑容。我意识到，此刻，在九泉之下，一个苍老的，五音不全的灵魂也在倾听这天国的交响乐，如果地下有灵，他将终身倾听这音乐的回响。
我听着这笛子声，闭上眼睛，驾驭着它，一直驰骋到清晨。
我又回到了生活之中。
Number：3070
Title：骨肉团聚记
作者：SheldonKelly
出处《读者》：总第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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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阳光从泥路旁边的橡木林中穿射出来，肯塔基州马歇尔郡的15岁男童班·华特斯正在接他的5个弟妹放学步行回家。有一个孩子唱起了歌，跟着，他们全都高唱欢笑起来。他们是班、5岁的玛丽·周、6岁的勒洛、8岁的莱拉、10岁的杰绨和13岁的费伊。
他们到达所住的农舍时，听见母亲尤拉和两个婴儿弟弟毕来及包贝都在大哭。他们17岁的大姐伊娃在尖声大叫。几个穿黑衣服的男人在他们的面前出现。法官荷马·雷朋冷着脸，告诉孩子们说要送他们到孤儿院去。尤拉哭得死去活来，她和7个较小的孩子被驱上几辆黑色的汽车，绝尘而去。
那天是1934年9月5日华特斯一家人坚毅地接受50年噩梦考验之始。
父亲乔治·华特斯于半小时后回到家里。伊娃和班对他哭诉经过之后，乔治立即步行8公里到班顿市法院，姐弟二人也跟了他去。
华特斯和他妻家有多年宿仇。不久前，尤拉曾因精神抑郁症短暂住院，她的两个弟兄认为报仇的机会来了，于是邀法官雷朋介入。
华特斯到了法院，只见雷朋和一群人正在前面坐着。雷朋告诉他说，“已安排”尤拉和孩子们过夜，明天早晨尤拉就会被送往一所州立精神病院，孩子们则会安置在一所孤儿院里。
“你不能把我的孩子夺走！”华特斯叫道，“谁这样做，我就杀了他！”
几个坐着的男人站了起来，把华特斯掀倒在地，铐了他的双手。华特斯从不饮酒，可是他们却以“在公众场所酗酒”罪将他拘留。
第二天早晨，那7个孩子和母亲被带到了法院广场。费伊和杰绨获释，但是5个小的孩子则被送往9小时路程外路易斯维尔市肯塔基儿童育养院。“把婴儿抱过来。”雷朋下令。法警把9个月的毕来从他母亲怀中夺过。“母亲从此就精神错乱了。”伊娃回忆到。
乔治·华特斯戴着手铐脚镣，面色惨白地在法院看着这场梦魇似的演出。他知道他在法律上无可奈何；在班顿，法官说的话就是法律。
伊娃奉命随同前往，帮助将毕来安顿在育养院。班、杰绨和费伊陪同忧伤的父亲回家。
次日，伊娃从路易斯维尔回来。她说毕来（尚未断奶）因吃了奶瓶中的酸腐牛奶，病得很厉害。另外几个孩子都在育养院里大哭，抗拒院里的监护员。
那天晚上，伊娃和弟妹写信给育养院的弟妹道：“我们会尽快把你们接回来。”他们写了无数次这样的信，有时没有回音，有时收到的回信叫他们永远不要再写。
最后，华特斯和他剩下的4个孩子决定到育养院去。他们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买了纸板衣箱，又买了一辆旧汽车。
1935年1月5日，他们到达路易斯维尔。在育养院外，他们看到带刺铁丝网的围墙，不禁为之战栗。他们相偕走了进去。
“我们是来接我的小孩子的。”乔治·华特斯说道，“这是一场大误会。”
但是他们告诉他，孩子们早已安置在别的家庭里了。他进一步打听，官员们说事属机密，并命令他离开。
华特斯发誓永不放弃寻找他的儿女，伊娃、班、费伊和杰绨也拉着手说了同样的誓言。
二
他们虽然痛恨这个城市，但还是决定住下。乔治、伊娃和班都找到了零工，费伊和杰绨则进了学校。得闲时他们就去育养院探问。
有一天，一位官员对伊娃和费伊承认莱拉还在院中，而且姐妹们还得到了短暂的会晤。莱拉神色惶惑畏怯。“你们能带我出去么？”她问道。两天后，育养院告诉她们说，莱拉已被送往一个人家寄养。
1936年3月，莱拉有封信寄到家里，说她住在150公里以外，恐惧，想家。华特斯致函她的收养人。“我恳求你让我把我们的孩子接回来，可以吗？”5月，莱拉于啼笑中重新回到家里。
同时，华特斯怒拒育养院的要求，不肯在下落不明的4个孩子中的3个的寄养文件上签字。这要求至少表示勒洛、玛丽·周和包贝还活着。但是院方不愿谈到那个婴儿。
华特斯越来越痛恨。他的妻子于周末从州立精神病院回家时，沿途还向过路的车辆和行人询问：“我的孩子在哪里？你们看见我的可爱的孩子们吗？”杰绨已经长大成人，他听到母亲这样问，不禁泪如雨下。
三
美国从30年代经济大萧条苏醒后，又涉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伊娃已结婚，有了家庭，住在路易斯维尔。她仍不断向育养院的办事人员交涉。费伊也结了婚，正在护士学校就读。她也常写措辞严厉的信去。班是军人，驻在加州，将休假时间大部分用于远在4千公里外的马歇尔村法院，翻阅档案，会晤1934年班顿惨案的见证人，并要求官方调查。
后来，加州的班收到了一封没有回信地址的信。里面有一张照片，照的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孩子，背面写着姓名：吉姆·克娄。班看了不禁发抖，他认出那是勒洛。
这封信里没有进一步的消息。班细看照片，只见勒洛身后是铁丝网的围墙和工业厂房。较近处是一些山核桃树。他在班顿见过这种树。
班将这照片复制了许多张，分别寄给肯塔基州及邻州所有的警长。数星期后，他得到回音：那些厂房是路易斯维尔福特汽车公司的。班写信给福特的人事处。回信说：威廉·克娄有一个孩子名叫吉姆，威廉曾短期受雇做守卫。他们父子已迁往华盛顿州，住址不详。
班大喜过望，开始写信给华盛顿州所有的警长和学校。后来，他接到一封署名“吉姆·克娄”的信，要他“少管闲事。我和我父亲过得很好。”班受此打击，于是放弃了寻找勒洛的努力。
几个月后，事情冷淡了。不久，战事也结束了。杰绨和莱拉都结了婚，有了家庭；他们的父亲仍然愤愤不平，已回到肯塔基西部去了。
费伊和伊娃一直觉得“吉姆·克娄”的那封信不是真的。1948年，她们写了信给育养院，坚持应准许现已年近21岁的勒洛自己决定是否愿与家人接触。育养院同意了，把家人的姓名住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