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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陈克本人而言，他已经完全理解信息技术革命为什么能够让美国赢得了那么多实际的经济利益。工业化水平越高，信息越通畅，成本越低。陈克穿越的时候，一克白银不到三块钱。都用不说网络通讯，就是使用国际电话把寥寥几个消息从外国传递到中国，也不会超过一克白银的价格。可是上面的消息硬是在电报费用上花了三百多两银子，是现代通讯费用的一万多倍。
陈克盘算着如果想建设一个更有效的通讯系统，前期的科技投资现在看着庞大，不过后面的效率用不了几年就能把钱给省回来。
同志们没有陈克的烦恼与考虑，对同志们来说那实在是太高级了。大家烦恼的是怎么应对当下的局面，试图根据接到的消息做各种当机立断的判断，并且还要确定判断的正确性，困难不亚于陈克考虑怎么在当下的局面下考虑如何提高信息行业的技术水平。
为了暂时应付对外的问题，陈克组织了一个外事委员会负责接洽谈判。章瑜这次却急流勇退，继续回到宣传口。由商务部对美商务代表王斌暂时接掌了外事委员会的职责。所谓的委员会，战略性规划以及最后的决定还要向陈克报告，最终由陈克决定。
同志们现在甚至连问问题的想法都很是欠缺，不是大家不想问，而是问的少根本只是耽误时间。系统的询问陈克的话，大家都知道自己和陈克根本没有那个时间可以浪费在这上头。
以前看似轻描淡写莫名其妙的布局，当下都成了人民党对外的战略基石。连制造兴奋剂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都能为中国换回流失海外的国宝。还能顺道从英法那里赚些金银回来。赚到的钱不仅能够将药物研发中的投入全部赚回，甚至还能支撑精细化工研究所以及分析化学研究所三年的财政开支。
曾经让人民党的干部们看到就感觉苦大仇深的行业开发，现在已经通过对外贸易全线盈利。椰子加工这个利润相当薄，完全靠产业规模经营的产业，也因为生产出的椰子便携食品、棕缆、乃至纽扣的出口大笔赚钱。钢铁企业，只要能够生产出钢材就绝对不愁销路。甚至用途不广，卖不上价的生铁，通过英国人转口给日本也能大笔捞钱。更不用说持续上涨的国际粮价，让原本很多山区出产的板栗都能在国际上疯卖。至于技术含量更高的机械加工类，重化工产品，这些产品几年来一直是皇帝女儿不愁嫁。
每当铁路扩张到一个新地区，该地区的特色产品就能进入人民党不断扩大的商品名单中。更不用说生丝这个永远都不会让人失望的产业。山东人民，特别是沂蒙山的穷困地区，靠柞蚕大有两年内脱贫致富的迹象。大别山临近长江一线的穷困地区，已经实现通过生丝和茶叶收入初步摆脱贫困的历程。
而陈克的表现让同志们感觉更是安心，历世界局面的风起云涌，陈克反倒变得无比平静，仿佛世界上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战争以及战争引发的激烈变动如同清风明月般细柔。
实际经验告诉同志们，在局面看似胶着沉静的时候，陈克偶尔还会表现出焦虑与焦躁。而且陈克总会大胆的推行各种激烈的计划，或者领导全党埋头做艰苦的准备。当局面进入激烈动荡的阶段，就是人民党大肆收获的时节。以前是国内，现在人民党收割的镰刀已经开始在国际上挥舞。
工农革命军正式接掌了越北与老挝，这两个地区的群众与广西云贵那边的没太大区别，只要等到欧洲战事结束，这两个地区就将正式作为行省并入中国。在没有统一中国的时候就收复失地开疆拓土，这种文治武功超越了同志们的想象。
只是国际上顺风顺水的同时，国内的问题，特别是围绕蔡元培生死的问题愈发发酵。几个月的争辩在五月初终于越过拐点，情况显得逐渐明晰。那些比较焦躁的同志再次发现，等待以及忍耐是一种做人必须的美德。
人民群众的态度一直很明确，他们全部支持对蔡元培实施死刑。理由非常简单，群众支持了人民党的政策。浙西的光复会执行了和人民党差不多的政策。蔡元培对浙西大开杀戒，那么蔡元培要是夺取了人民党的地盘，也势必对人民党地盘上的百姓大开杀戒。所以人民群众根本不认为有赦免蔡元培的任何理由。
而支持蔡元培不死的人则认为，蔡元培没有为了个人私利杀人，他的行动完全是出于政治考量。北京的李大钊即便认为蔡元培的确造下了极大的杀孽，但是政治犯不该处死。人民党把蔡元培定为刑事犯有失公允。安徽政协主席陈独秀对此大为支持。他甚至宣称，如果一定要杀蔡元培，也要以杀政治犯的身份来杀蔡元培。否则这就是“死非其罪”，是人民党玩弄的一种权术。
章瑜重掌宣传部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写了署名文章《宪法与政治犯浅析》，在文章中章瑜再三分析，人民党的宪法中并无政治犯这一概念。就现实中发生的事情进行论述，持什么立场绝非判罪的理由。既然人民党这里根本没有政治犯这一概念，蔡元培自然不是政治犯。
于是争论的焦点立刻向着人民党宪法的立法基础而去。宪法第一条里面关于解放区是人民党领导的政治实体一事，成了攻击的焦点。
章瑜就拿出了解放区各省人大的决议记录出来，这一条是经过人大表决通过，而不是人民党自己强行写进宪法里面的。
争论到了这一地步，首先是李大钊表示退出争论。他只是恳请陈克使用主席的特赦权对蔡元培进行特赦。
章瑜立刻嘲讽李大钊，“国家主席固然有特赦权，但是特赦请求不是主席提出的，而是人大提出的，最后由国家主席发布而已。连权力属于人民都没有搞清，便来要求特赦，实在是滑稽。”
即便被章瑜嘲讽一番，李大钊却不再吭声。倒是陈独秀继续为蔡元培说情，他认为不设政治犯，不以政治观点处罚任何人是一种政治上的大进步。不过这并不能表明有人不用司法手段来对付不同政见的人士。蔡元培所作所为都是在浙江执政时期，那时候浙江还是有政治犯的。即便是处理蔡元培，也当用浙江当时的法律来解决问题。或者说以当时尚且在浙江使用的中华共和国宪法与法律来解决问题。
章瑜嘲笑陈独秀，哪里有人民党放着自己的法律不用，却偏偏用浙江的法律这种道理？而且起诉蔡元培这些人的是那些被杀的家属以及朋友，人民党根本就无意关注浙江以往的政治。有人以杀人罪起诉蔡元培，人民党经过调查后确定蔡元培预谋杀人是事实。所以就按照事实判处蔡元培死刑。人民党的法律里面既然没有政治犯这个概念，自然不可能以政治因素动蔡元培一根汗毛。
到了六月初，一部分地方上的名士们要么就放弃了“营救”，或者干脆就如同陈独秀这样，把讨论焦点放在给蔡元培正名之上。放弃也好，正名也好，其实这些名士都很清楚，他们根本无力挽救蔡元培的性命。
反倒是地方上的前士绅们，既然终于有了能与人民党叫板的机会，又得知人民党不会因为政治观念处罚他们。即便是心中惴惴，这些人还是开始试图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反对包括土改在内的人民党的各种政策。
结果人民党真的坚守了宣称过的不设政治犯，不以政治理念不同给人定罪的法律。原本看似集结在一起试图营救蔡元培的这些人，在人民党坚持宪法与法律，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下，开始迅速瓦解，纷纷露出了本来面目。
凡是人民党推行的政策，土地革命、男女平等、义务教育、发展工业，这些人都要反对。反对的理由千奇百怪，总结起来只有一条，“地主士绅们要继续掌权”。
章瑜原本就不相信这些花岗岩脑袋还有什么可挽救价值，事实也证明了这帮人缩在曾经的“荣光回忆”里面不肯面对现实。但是章瑜有点意外的是，这些家伙居然对人民党与美国缔结宣战条约之后，美国在五月对同盟国宣战的事情居然在这帮“前”老爷们中毫无反应。他们抨击了一切，但是偏偏没有抨击人民党对外的最大变化。
因为宇文拔都也负责这方面的事情，章瑜忍不住找宇文拔都商谈这个问题。
“那帮人怕洋人呗。”宇文拔都连疑惑的感觉都没有，“再说，你以为他们能够分清那帮洋人都是什么阵营么？他们知道协约国与同盟国到底是咋回事么？”
“他们就是不知道，也总得吵吵几句吧？”章瑜还是有些不解。
宇文拔都仔细看了章瑜一眼，想确定章瑜是不是在开玩笑，确定章瑜的确不是开玩笑，宇文拔都才答道：“章部长，咱们要讲实事求是，我现在只能提供一种推断。那些人只怕还想着以后靠洋鬼子的力量干掉咱们人民党，正因为分不清洋鬼子的区别，所以他们才不敢吭声，他们只怕是害怕现在说错了话，被洋鬼子记仇。”
章瑜已经很久没有和低素质的人交流过，听了宇文拔都的解释之后，章瑜硬是花了好几分钟去考虑宇文拔都提出的解释。越想越觉得大有道理。只是章瑜觉得宇文拔都还是未免高看了地主士绅，就这么一帮土包子，怎么可能把各种世界范围内的力量考虑在内？
“这推断很有道理，但是推断还是推断。”章瑜说道。
宇文拔都坦然承认，“我早就说这是个推断，这个推断的基础是士绅们此事已经黔驴技穷啦。心虚的最大表现就是叫的欢，而且不敢再去招惹更多敌人。”
章瑜眼珠转了转，“宇文拔都同志，你几个月前还是咬牙切齿的非要把这帮地主士绅给干掉。怎么几个月过去，你一点都不怕他们啦。”
这话倒是戳中了宇文拔都的“耻点”，他脸一红，很不好意思的答道：“我也觉得几个月前居然把这帮鸟人当回事，这也太可耻了。别人一说啥，我就信以为真。这太可耻了，太可耻了。”
听完这话，章瑜倒是有些肃然起敬的样子，他很认真的对宇文拔都说道：“宇文拔都同志，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