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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意：
“黄秘书，你看怎么才算正确？”
黄超不免有点尴尬，带着几分忸怩地说：
“不是我看，是张主席考虑：还是南下才是上策。他曾跟我说，‘欲北伐必先南征’。”
“那是什么情况？”彭德怀轻蔑地一笑，“那是诸葛亮巩固蜀国后方的办法。我们现在连根据地都没有，哪里有这样的后方？”
黄超挨了一棒，心里已有几分恼怒，但在这个威严人物的面前，毕竟不敢放肆，就客气地反驳道：
“彭军团长，北进也不那么容易吧，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武器装备是最精良的，战斗力很不一般。还有马家军的骑兵，不仅装备好，而且训练有素，每人一把大马刀，在草原上跑起来简直象……”
彭德怀脸有愠色，立刻打断他：
“你是叫他们吓昏了吧！”
黄超满脸通红。沉了一下，继续争辩说：
“对形势的看法是需要冷静、客观才能得出正确答案的。张主席多次说，当前苏维埃运动已经处于低潮。这是不能不承认的。张主席还告诫说，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仍然不能从‘左’的躯壳里解放出来，这将是我们这一代最大的悲剧。”
彭德怀有些惊讶，面前这个黄口乳子竟敢放肆地冒出这种宏论！他厌烦地把头歪在一边，下嘴唇撅着，两个嘴角弯成了一个彭德怀式的弧线，不作声了。
黄超觉得自己有点操之过急，就站起来，对着楼梯口叫：
“警卫员！把东西拿上来！”
原来他带的两个警卫员等在楼下，这时闻声走了上来。一个背着一大一小两个口袭，另一个背着一个沉甸甸的皮包。黄超满脸堆笑，指着那个小口袋说：“这是几斤牛肉干，味道蛮不错的。”又指指那个大口袋说：“这是几升大米，是我们张主席从川陕带来的，这地方想找这个就太不容易了。”
说过，他又从另一个警卫员手里接过沉甸甸的皮包，从里面取出几个包包，笑得很迷人的：
“这是三百块白洋，只不过是张主席的一点微意。”
彭德怀看见大米和牛肉干，还微微点了点头，一见递过来的白洋，脸色立刻变了。
“这是干什么！”他的语调有些严厉。
“也不过怕军团长手头不便……”
彭德怀终于克制住自己，没有发作，但是他站在那里一声不响，简直象石头雕像一样冷峻。
黄超异常狼狈，只好慌慌张张把钱放在一个用木板搭成的桌案上。他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幸亏他脑子聪敏灵活，就乓地打了个潇洒的敬礼，笑着说：
“彭军团长，您恐怕很疲劳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彭德怀站起来，勉强点了点头。黄超带着警卫员慌乱地下楼去了。
直到黄超走出很远，他还觉得满心不舒服，望着这个张国焘的使者，狠狠骂道：
“呸！什么东西！纯粹是旧军阀的一套！”
说过，他就坐在火塘边陷入深深的沉思里。他一遍又一遍地想着这个黄口乳子的来意。
这时，三军团的政治委员杨尚昆走了进来，他一见彭德怀满脸怒容，就问：
“德怀同志，黄超在这里谈什么了？”
彭德怀的火立刻又升腾起来，他指了指桌上的白洋，骂道：
“张国焘他把我彭德怀看成什么人了？他把我当成军阀！
我要当军阀，还来红军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家伙值得警惕！”杨尚昆也沉到思索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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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
在毛儿盖度过的时日，象钝力子割肉一样痛苦而又漫长。夜间在村边、地头露营的战士们，不知道一夜冻醒几次；白天又为辘辘饥肠骚扰得片刻不宁；尤其是居民远离所造成的寂寞，更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这些都使人难以忍受。
刘英也象大家一样焦躁不安。一有工夫，她就跑到张闻天那里闲谈一回。他们的关系早已瓜熟蒂落，只是由于刘英顽强地据守着最后一道防线——不到长征胜利不结婚，两人才没有完成那人生重要的一幕。
这天早晨，两人正围着火塘闲坐，警卫员递过一封信来，说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政治委员陈昌浩派人送过来的。张闻天打开信一看，上面笔迹颇为潇洒：
闻天同志如晤：
你我天各一方，多年相违，每思同窗之谊，悬念殊深。前日匆匆一面，未及深谈。如能来我处一叙，则不胜欣幸之至。
聑此
即致
布礼！
陈昌浩即日
张闻天看后，微微点了一下头，对警卫员说：
“你告诉来人，我呆会儿就去。”
警卫员下楼去了。张闻天仍然拿着那封信在吟味着，脸上渐渐出现了微笑。
刘英凑过来看了看，不解地问道：
“你笑什么？”
张闻天收起信，把近视镜往上推了推，说：
“这是要给我做工作哩！”
“你们这些人就是心多，”刘英撇撇嘴说，“都是老同学了，好几年不见，也是想在一起谈谈。”
“这倒是。”张闻天说，“可是，你不知道，前几天张国焘就派人到彭德怀那里送东西，弄得彭德怀啼笑皆非。”“那你也给他做点工作嘛！”刘英说，“现在连一个松潘也打不成，气得毛主席没有办法，眼看着我们非在这里困死不可！我们和陈昌浩都是老同学，他在张国焘那里很红，张国焘很信任他，你去劝说劝说，恐怕还是会起作用的。”
张闻天连连点头道：
“我也是这个意思。前几天泽东同志就跟我说，人家已经来说客了，闻天同志，你是不是也学学苏秦、张仪，争取早点打松潘哪？”
刘英满有信心地说：
“那你就去吧！我们在莫斯科，同陈昌浩还是很不错的。
张国焘那个人老奸巨滑，陈昌浩比他还是单纯得多。”
“你是不是同我一起去？”张闻天笑着问。
“你们是谈军机大事，我去干什么！”
张闻天略作准备就下楼去了。陈昌浩住在另一个小寨子，相距并不甚远，张闻天就带着两个警卫员沿着田间小路不慌不忙地走去。
四方面军总部现在已经作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张闻天刚走到门口，高高个子的陈昌浩已经笑嘻嘻地迎了出来。他头戴大八角红星军帽，身材魁伟英挺，举止敏捷，全身充满一种蓬勃的青春之气。张闻天记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陈昌浩还是一位年轻的小弟弟，现在已经是威风凛凛的高级将领了。
两人沿着小木梯上了藏族人的小楼。室内布置得相当整洁，一面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桌上铺着一条军毯，颇有一点司令部的严整气氛。两人在椅子上坐下来，警卫员端上茶，就下楼去了。
自然，寒暄话旧占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们的确为革命的友情，为共同经历的同窗生活陶醉了。张闻天从眼镜里亲昵地望着他这位英俊的伙伴：
“昌浩，那时候你还不过十八九岁吧？”
“哪里，还刚刚十七岁。”
“是嘛，那时候大家都把你当成小弟弟看，想不到几年工夫，你已经纵横疆场，指挥十万大军了。”
陈昌浩的脸上立刻呈现出一种红润耀目的光彩和踌躇满志的笑容。这是那种青云直上一帆风顺的人所常有的。他略微谦逊几句，就滔滔不绝地说道：
“是的，我到鄂豫皖任少共省委书记还不到二十四岁。后来肃反，国焘同志撤了曾中生的职，就要我去当红四军的政委。我开始认为自己军事上外行，没有多大把握，后来三打两打，觉得打仗也不过如此。”接着，他就得意洋洋地讲，他和张国焘到达鄂豫皖时间不长，由于贯彻了四中全会的路线，局面很快就起了变化。到三一年底就发展到三万多人，成立了红四方面军。接着就进行了四大战役，消灭了敌人六万多人，还活捉了敌人的总指挥和几个师旅长。其中成建制的敌军就有四十个团。鄂豫皖苏区的总人口已经发展到三百五十万以上了。
陈昌浩神采飞扬，颇露出得意之色。张闻天笑着问：
“听人们传说，打黄安时你还亲自坐了飞机去扔炸弹，这事可是真的？”
“自然是真的。”陈昌浩微笑着，显得更兴奋了。他说，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架德国容克式双翼飞机，飞机师经过教育转过来了。他们就把这架飞机油漆一新，取名“列宁”号，机身上写了“列宁”两个大字，机翼上还有两颗闪闪的红星。打黄安时，敌人的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被围了几十天都不肯投降。他们就决定让“列宁”号直接参战，在总攻之前给敌人点厉害瞧瞧。大家都说：过去敌人的飞机老是跟着我们瞎嗡嗡，这次也让敌人尝尝我们红军的“鸡蛋”到底是咸的还是淡的。说到这里，陈昌浩嘎嘎地笑起来，说：“飞机临起飞前，我就上了飞机，同志们一看急了，就说，不行呵，政治委员，你怎么能坐上飞机去扔炸弹呢！我说，有什么不可以，这才是最生动最能提高士气的政治工作！说着，我就乘着飞机飞上去了。那天正是雪后初晴，阳光灿烂，下面看得非常清楚。成千上万的战士看见自己的飞机真是激动极了，纷纷跳跃着，把帽子扔上天空。我们飞到黄安上空，敌人还傻乎乎地以为是自己的飞机，我们把翅膀一歪，一串迫击炮弹就丢下去了，下面升起了一团团浓烟。飞了一圈，又把翅膀往另一边一歪，又一串迫击炮弹象饺子下锅似地丢下去了。敌人迷迷糊糊，以为是自己的飞机弄错了目标，纷纷摆出标志，这时我把大批的传单一批一批丢了下去，整个黄安上空红绿传单满天飞扬，他们才知道是红军的飞机在他们头上。敌人绝望了，时间不长就进行突围，被我们全部消灭……”
张闻天听得津津有味。他的这位年轻同学如此勇敢和富有朝气，给了他强烈的印象。
“不过，这种行动，毕竟太冒险了！”他微笑着说。“不然！”陈昌浩笑着反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