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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到了。”陈诚对照了一下地图。
“杨森和刘文辉到了汉源吗？”
“按电报说是到了。”
“那就把我的亲笔信投下去！”
“好。”
接着，通讯袋投向了距大渡河不远的一座小城。这是蒋介石作战指挥中的惯常作法，表示统帅与将领同甘共苦。这些信多半都是称兄道弟，使那些名利心很重的将领们感激涕零。
“据我得到的消息，”陈诚微笑着说，“上次委座勖勉杨森的电报，作用不小。”
“我说什么了？”
“你不是要他当骆秉章么？”
“噢，原来是这个。”蒋介石一笑，“其实，真正的骆秉章是我。”
说过，哈哈大笑起来。
空中乌云飞驰，天色渐渐阴下来了。时间不大，就飘下了零星的细雨。
红军在崎岖的山径上继续行进。刘伯承撑起了他那把弯弯把的雨伞，聂荣臻戴着他那顶棕黑色的斗笠，一先一后在队伍中步行。大约走出十几里路，天色已近薄暮。由于山沟狭窄，更显得晦暗。
“这是什么声音？”机灵的薛枫停住脚步。
大家凝神静听，果然远处传来一种嗡隆隆隆，嗡隆隆隆的声音。声音沉重而又经久不停，就象是远处的风暴正要袭击过来似的。
“不会是飞机吧！”刘伯承说。
“不是，不是，飞机早就走了。”薛枫说。
“会不会是大渡河呵？”聂荣臻凝神听了一阵，说，“我小时候住在长江边上，有时就听见这种声音。”
“可能，很可能，按时间说，也应该不远了。”
他们攀上一道马鞍型的山岭，果然看到远处有一道较为宽阔的山谷，在低垂的云雾下，闪着一弯银带似的白光。那想必就是与他们生死攸关的大渡河了。刚才听到的激越而沉重的隆隆声正是从那里传来。
此处山高风疾，把刘伯承的雨伞吹得东歪西倒，都有点拿不住了。聂荣臻的斗笠更戴不住，只好推到背上。
“很可能那就是安顺场了！”刘伯承指了指南岸一个较大的居民点说。那里在暮色里已经亮起了几点桔黄色的灯火。“我看，把任务布置下去吧。”聂荣臻说，“今天晚上是不能休息的。”
刘伯承点点头，立刻命令薛枫：
“快，把杨得志找来！”
不一时，一个短小精悍约有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军人跑了上来。他圆乎乎的脸上，生着一双略略挑起的剑眉，隐藏着一股英气。他的皮带上挂着一把小手枪，背上斜插着一把大刀，刀把上垂着一条长长的红绸子。他来到刘、聂面前，恭恭敬敬地打了一个敬礼。
刘伯承和聂荣臻都很熟悉他。他是湖南醴陵一个穷铁匠的儿子，从小跟父亲走乡串街地打铁，十四岁就到安源煤矿给人挑煤炭。一个年轻孩子，肩上经常要挑一百六十斤重的东西，还不断挨骂受气。这样，传说中的“穷党”就成了他朝思暮想的对象。南昌起义失败之后，这个“穷党”终于来到他的身边，他就同二十几个修路工人一起，跑到朱德、陈毅的队伍中来了。四个月后，这支队伍就在井冈山下同毛泽东的队伍会合。杨得志不象别人那样有越级提拔的机会，他是从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硬是半级也不拉地升上团长来的。他的文化程度不高，靠的是一贯的骁勇善战。因为勇敢、不怕死是这支军队许许多多的同志们告诉他的道德标准，他是牢牢地接受了的。他背上斜插着的那把明亮的大刀，不妨说是他精神的象征。按说，作为团级指挥员，已经无此必要了，但他仍然不舍得丢，每到战斗严峻时刻，他就会从背上嗖地抽出来，“跟我来呀，同志们！”他的喊声和那团耀眼的白光就会显示出无限的威严。他在学习上，也不愿后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心爱的小本子，经常带在身边，那上边，凡是他亲身参加的战斗，几乎每一次都有经验教训的记述。虽然他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但实战经验之丰富，简直可以同一切优秀的团指挥员相媲美了。
“杨得志，你们团够疲劳了吧？”刘伯承温和地说。“可不是，部队一停下来就睡着了。”杨得志说，“有一个战士掉到水沟里，还睡得呼呼的哩！”
“这也难怪，走了一百四十里嘛！”刘伯承说着，指了指云雾中亮灯的地方，“不过，今天夜里就得把安顺场拿到手，准备明天强渡。”
“好！”
杨得志答应得很爽快。他接着报告，安顺场只有敌人一个营，还是地方部队。对面安庆坝，有敌二十四军一个团，团部驻在下游十五华里的苏家坪。说过，他谦虚地说：
“首长看怎样打好？”
“我倒要先听听你的。”刘伯承说。
“我嘛，”杨得志笑了笑，“我跟我们政委黎林同志倒是研究了一下。准备由我带第一营袭击安顺场；第二营由黎政委率领在敌人团部对岸佯动；第三营在后面作预备队，并且保卫司令部。”
刘伯承听了，望了望聂荣臻，看他微微颔首表示同意，就说：
“就这么办。不过，杨得志呵，你要知道，要吃核桃就得有个锤锤，当前最重要的是船。”
说过，又伸出一个指头在杨得志面前晃动着：
“船！你明白吗？”
杨得志严肃地点了点头。刘伯承又说：
“你告诉一营营长孙继先，第一，歼灭了安顺场的敌人，先要点一堆火；找到了船，再点一堆火；要在黎明前完成渡河准备，点第三堆火。”
说完，转过脸，说：
“看聂政委有什么指示！”
聂荣臻相当严肃，望着杨得志说：
“今天，敌人的飞机撒了好多传单，说要我们成为石达开第二，你们看到了吗？”
“看到了。许多战士都看到了。”
“你回去告诉同志们：我们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我们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湘江、乌江、金沙江，我们都冲过来了，难道大渡河就过不去了？不，我们一定要冲过大渡河，不能有任何地犹豫不决！”
“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全看你们的了！”刘伯承又接上说。
杨得志接受过许多严重任务，今天却似乎比以往都不同，觉得心里沉甸甸、火辣辣的。他匆匆打了个敬礼，赶到前面去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那多石的崎岖的山径，在夜色里已经难于辨认。刘伯承一只手举着弯弯把的雨伞，因为眼睛不好，走得相当吃力。聂荣臻立刻意识到这一点，赶快从皮图囊里取出一个不久前缴获的法国造手电筒，一面牵着战友的衣襟，一面替他照路。这时绵绵细雨一阵大一阵小，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样子。那个手电筒是一种自动磨电的，随着轻微的嗞嗞声发出一小片光亮。就是这样一小片光亮照着多雨的夜崎岖的路。由于夜静，大渡河的惊涛声越发显得沉重激越，嗡隆隆隆，嗡隆隆隆，随着风声时高时低，仿佛故意向红军战士宣示他那神秘的夺人心魄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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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大渡河，这条使太平军饮恨千载的江水，它的上游大、小金川，不过是一般的小河罢了。然而由于沿途众多雪山慷慨的赐予，就使它变成一条狂傲不羁的粗野的河流。再加上两岸高山峡谷的严格管束，似乎使它满怀怨恨，不舍昼夜地以它震天的涛声咆哮着，冀图冲开一切。
由于大渡河水深流急，无法架桥，红军不能不把希望寄托在寻觅渡船。
想当年，红军究竟是怎样夺取了第一条渡船的呢？这只渡船又为什么会留在南岸？相传已久的说法是，守军有一个营长，岳家在南岸安顺场，这天晚上乘船回安顺场住，正在与其娇妻酣睡之际，遭到突然来到的红军的袭击，那只船就这样被截获了。近年来经作者亲自查访，原来事情还要曲折生动得多。
自从红军围攻会理，也就是五月十三日，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就开始沿大渡河布防。其中的第五旅第七团团长余味儒遂率领全团布防于安顺场北岸至大冲之间。安顺场的对岸安庆坝驻着一个营，营长名韩槐阶。此人是名山县百丈场哥老会的首领，这个营也就是他的袍哥队伍。韩槐阶曾在安顺场一带浪迹多年，且嗜好赌博，因此与本地的豪绅恶霸混得很熟。他的上司真是煞费苦心，这次有意把韩营布置到此处，正是借他的这点优势，把当地的地主武装组织起来，以填补防御上的某些空隙。这一点韩槐阶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完成得非常圆满。因为当地的大恶霸又是彝务总指挥部的营长赖执中，比他还要积极得多。前文已有交代，这位赖执中和富林一带的屯殖司令羊仁安，同为大渡河沿岸生杀予夺的最高主宰，红军的到来自然使他们受到最直接的威胁。自从韩槐阶来到以后，两人你来我往，吃吃喝喝，配合得相当密切。但是两个人却在一件事情上出现了分歧。这就是是否立刻“烧街”的问题。按照韩槐阶的主张，安顺场既是红军可能进攻的重点，自然应当象其他村庄一样立刻烧掉。这不仅因为蒋介石总部三令五申，措辞严厉，而且红军一旦来到，确实不利。韩营长身担重任，自然很想露上一手，以便能再升上一官半职。而赖执中却不这样看。因为他的家，他的几辈子财产都在安顺场，安顺场街上的房子、店铺，有一大半都是他的，他怎么肯下这样的决心，让自己积累的家财顷刻变为灰烬呢！
这样，两个营长由商谈而争辩，由争辩而争吵，终未能取得一致。而红军则一天天地迫近。韩槐阶身为袍哥首领，还是有些气魄的，他一看不能再拖，就当机立断，下了决心。这天早晨，他由安庆坝乘船过来，亲自指挥他的士兵在安顺场街上堆集柴草，准备立刻引火焚烧。这事自然有人向赖执中飞报过去。赖执中一听，就挎着手枪走了出来。他自己早已是一跺脚四方乱颤的人物，哪里把一个小小的营长放在眼里。不过他还是先礼后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