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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红飘带(魏巍)-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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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进了院子,恭敬地说:
  “我是湘人毛润之,在红军中工作,这次经过贵地,特来登门求教,不知老人家可有时间?”
  老人不知毛润之是谁,也未加多问,见来者彬彬有礼,甚为高兴,就笑着说:
  “快请到屋里坐吧,我最喜欢摆龙门阵了。”
  毛泽东进了屋子,见正中摆了一张八仙桌子,左右两把竹椅,条几上放了几本线装古书。墙上一幅中堂,烟薰火燎,已看不清是什么年间的古画。一副对联,字迹颇为清秀:上联是“乱世仍作桃园梦”,下联是“寒舍且读盛唐诗”。
  老人请毛泽东坐在竹椅上,不一刻那年轻女子端了一壶茶来。毛泽东问及老人家世,老人说,他家原是汉源城中望族,后来家道中落,避债到此。他在满清末年,考了最末一场秀才,以后就是民国了。自己原有二子一女,二子被军阀抓去当兵,早已作了炮灰,女儿和妻子也死于兵燹之中。现在只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媳,靠他们种着几亩薄田度日。老人在谈话中,不断唏嘘长叹。
  毛泽东见老人神色凄楚,就换了一个题目,指指那副对联说:
  “这是谁的书法?我看颇得右军风味。”
  老人笑着说:
  “不瞒毛先生,这是老夫拙笔,词也是我胡诌的。现在只有活一时少一时,苦中作乐而已。”
  毛泽东见老人穿着一身黑布裤褂,都褪色了,虽比一般庄稼人干净些,膝盖上还有两个补钉,就问:
  “先生现在的生活还顾得住吧?”
  老人长出了口气,说:
  “我年轻时,也是开过馆的。后来斯文扫地,不值钱了,不怕你笑话,我还挑过盐巴卖。现在上了年纪,只有依靠小孙子了。”
  “你孙子做么子?”
  “他种了几亩薄田,在外面还跑点小买卖,按说也足以糊口了;只是现在苛捐杂税太重,说句丑话,有时是一日三餐也难乎为继了。”
  老人说到这里,望着毛泽东说:
  “我说出来,先生可能不信。现在是民国二十四年,可是粮税已经征收到民国六十九年了。”
  “什么,民国六十九年?”毛泽东吃了一惊,“那就是说,已经征收到四十年以后了!”
  “正是如此!所以弄得老百姓卖妻鬻子,家破人亡。”
  毛泽东很想作些这方面的调查,就问:
  “你们四川,到底都有一些什么捐税?”
  老人苦笑着说:
  “你要问这个,我倒有些记载。”
  说过,从里间屋取出一个麻纸钉成的本本,拍了拍上面的尘土,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揭开一看,光刘文辉防区的捐税就有四十四种。农业方面的有十一种,计:粮税,团练费,团练租捐,借贷无着粮款,补缴无着粮款,参议会粮税捐,指导委员会粮税捐,学务费,烟苗捐,懒捐,锄头捐;工商运输业方面二十一种,计:百贷统税,护商税,烟类专卖税,酒类专卖税,烟酒牌照税,丝烟税,糖税,油税,栈号捐,茶馆捐,戏剧捐,船捐,码头捐,契税,劝学所中资捐,公告费,屠宰税,印花税,斗秤捐,猪牙捐,筵席捐等;特别税五种,计:鸦片烟土税,鸦片经征税,红灯捐,妓女花捐,赌税等;城镇方面的捐税,计:房捐,马路捐,灯油捐等。
  毛泽东见其中一些捐税,名目新奇,颇有些迷惑不解,把麻纸本本放在桌上,问道:
  “这里面的‘懒捐’指的是什么?”
  “唉,你们外乡人哪里搞得清楚。”老人苦笑了一下,接着解释说,四川军阀最重要的收入,除了贩卖鸦片,就是让老百姓种植鸦片。这是个大头。刘文辉的哥哥刘文彩就是“川南禁烟督察处”处长。他专门分配种烟,征税。老百姓有不种的,就要向他们征收“懒捐”。
  “哦,原来是这样。”毛泽东不禁笑起来了。
  “其实,许多捐税我还没有记全。”老人接着说,“刘湘在重庆连过往粪船也得向他缴纳粪捐。所以老百姓就编了一副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于今只剩屁无捐’!”
  “真是妙极!”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
  二人越谈越投机,毛泽东笑着说:
  “我从会理来,头来一些薄酒,今带来助兴,不知老人家肯赏光否?”
  老人笑道:
  “不瞒先生,我们四川人,尽管手中拮据,也还是爱喝上一点儿,吃上一点儿。何况今天你我真是千载难逢!”
  毛泽东即刻叫警卫员进来,摘下军用水壶,亲自斟了一碗酒与老人端了过去。老人也吩咐孙媳切了几个咸鸡蛋,摘了一大盘熟了的杏子端了进来。两人开始举杯对饮,兴致盎然。
  毛泽东说:
  “听说你老人家对太平军的事知之甚详,你可亲眼见过太平军吗?”
  老人笑着说:
  “石达开来这里,我已经十三岁了。我跑前跑后地看,自然是亲眼所见。后来,也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我看太平军对老百姓很好,比清兵的纪律要好得多。”
  “他们到安顺场的时候,清兵究竟是否占领了对岸?”“说是占领了,其实是一段假话。”老人笑道,“石达开的军队是夏历三月二十七日到安顺场的,那时安顺场的名字叫紫打地。清朝四川的总督骆秉章给皇帝的奏摺说,守军唐友耕、蔡步钟等三月二十五日就开到河边了。其实不过是向上边邀赏罢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问:
  “有的史书记载说,石达开一到紫打地,就叫部下造船筏速渡,已经渡过一万多人,一看天色晚了,又中途撤回,可有这样的事?”
  老人端起酒杯,沉吟了一会说:
  “据说,这是唐友耕对他的弟弟说的。可是人们有些怀疑:既然天晚了,能将一万人撤回来,为啥不再渡过去一万人呢?
  这些事到今天已经讲不清了。”
  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他掏出烟来向老人敬了一支,老人不抽,他就把烟点上,又问:
  “人说,石达开的部队过不了河,主要是大渡河水涨,是吗?”
  “是的。”老人说,“不过,不止是大渡河,左边还有一条松岭河,右边还有一条察罗河,这几条河都涨水了。那松岭河,实在是最平常不过,只不过几丈宽,可是雪山一化,水一涨就是好几丈高。这样前有大渡河,左有松岭河,右有察罗河,南有马鞍山,这样就把石达开的三四万人马困在安顺场后面的营盘山上。石达开新来乍到,哪里会想到我们这里涨水这么怕人。……”
  毛泽东饮了一口酒,手指夹着纸烟又问:
  “大家都说,是石达开生了太子,大排宴席,误了时间?”“这也是事实。”老人说,“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这样说。许亮儒有一本书记得很详细。说石达开传令部下:‘孤今履险如夷,又复弄璋生香,睹此水碧山青,愿与诸卿玩景欢醉。’就这样敲锣打鼓,在这里闹腾了两三天。清兵的布置也就越来越严实了。”
  “以后进行强渡了吗?”
  “石达开是个硬汉子,自然不肯示弱。三天之后,就开始了强渡。第一次,出动了四、五千人,乘了几十只竹筏,岸上也呐喊助威,真是山谷震动。清军排列在北岸用枪炮轰击,不料击中了一只火药船,顿时爆炸燃烧,大部太平军都壮烈殉难。十几天后,又进行了一次强渡,清军隔岸猛烈轰击,加上风急浪高,船只全部沉没。又隔了五六天,开始了第三次强渡。这次出动了二十几只大船,每只坐七八十人。结果被急浪冲走五只,其它也都沉没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再过大渡河了。”
  毛泽东叹了口气,接着又问:
  “为么子他们不沿着大渡河的右岸,直上西康呢?或者到大树堡再折回西昌坝子?”
  “不行!不行!”老人连连摇手说,“还是我刚才说的,松岭河过不去嘛!再加上河对岸是西番族土千户王应元守着,右面察罗河的对岸又是彝族土司岭承恩守着。骆秉章把他们都收买了。”
  接着,老人详细叙述了石达开的困境。石达开看大渡河强渡无望,四面被围,曾经几次攻松岭河。他的意思也是要沿右岸直上,由泸定桥直奔天全、邛崃、成都。可是王应元把松岭河上的铁索桥都撤去了,两次偷袭、偷渡都没有成功。石达开无可奈何,曾经隔河射书给王应元,许以良马两匹、白金千两,请求对方罢兵让路。王应元没有答应。后来又请求采购粮食,也遭到拒绝。这时东南面清军配合土司岭承恩乘夜到马鞍山劫营,杀死太平军好几百人,并且攻占了马鞍山。马鞍山这座险地一失守,石达开的部队就困守在营盘山和紫打地,方圆不过两里路了。粮道也被隔断。不久,敌军便发动了总攻:西面的清军和王应元乘势渡过了松岭河,清军和岭承恩也从马鞍山上压下,两路齐进,直扑紫打地。太平军营盘全被烧毁,彝兵还跑到山顶上用木石向下滚击。太平军站立不住,纷纷落水。史书上说,“浮尸蔽流而下者以万余计”。石达开见无法再守,遂放弃紫打地向东突围。自三月二十七日到紫打地,到四月二十三日,在紫打地住了二十七天,加上历次战斗损失,石达开的三、四万人,这时只剩下七八千人。
  老人望了望毛泽东,见他手里夹着烟,面色严肃,似乎已经入神,就饮了一口酒,又说下去。
  石达开率领残部向东突围,是沿着岩垭走的。当地所谓岩垭,就是一条很窄的山径,往上仰望是峭壁千仞,往下看是惊涛骇浪。这时清军黄君荣等衔尾猛追,王应元率彝兵从山顶滚下木石,大渡河北岸的周千总督清兵瞄准岩垭射击。太平军几面受敌,坠入水中者无数。这样走出二十里路,渡过一条小河,点检队伍,已经损失了十之五六。夜间住在这里,本想稍作喘息,王应元又围上来。不到天明,达开又率兵突围,前面就是著名的险地老鸦漩了。这里正是老鸦漩河注入大渡河的入口处,水势比紫打地还要险恶。放眼望去,河面上全是大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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