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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上又腾起了一阵笑声。李德的头低了下去，博古的脸色也登时红了。
“当然，这些同志的用心是好的。”毛泽东的口气缓和了一些。“他们主要是怕丢地方，怕打烂我们的坛坛罐罐。打烂坛坛罐罐，我也怕咧，难道我就不怕？可是，不行呵，同志们。事实上常常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就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取得的是进步和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可是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拒绝睡觉，我看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同志们，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人们大笑。
“有的同志，总是对诱敌深入想不通。”毛泽东继续说，“他们不是批评我逃跑主义，就是批评我游击主义。其实，谁不知道，两个拳师相对，聪明的拳师往往先退让一步，而蠢人倒是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你们都没有忘记《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吧，他在柴进家里要打林冲，一连唤了几个‘来’‘来’‘来’，结果还是被退让的林冲看出破绽，一脚就把他踢翻在地。”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可是有的同志总是不能理解这个道理。我们进行的是运动战，我们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总是对同志们说，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了。而有的同志总是摆出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的架势，要打什么‘正规战争’，非常害怕流动。好，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反对流动结果却来了个大大的流动。……同志们，我们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吧！”
毛泽东的长篇发言，差不多占了一个多小时，基本上讲军事，但别的方面也讲到了。他的讲话深刻、通俗、风趣，而尤其带有很浓的哲学色彩，充满智慧的灵光。好象一下子把人的思想照亮了。会场上，人们有的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有的陷入沉思。模糊不清的概念清晰了，难以确定的确定了，尚未成熟的见解成熟了，人们精神上顿时象饮了一杯醇酒似地得到很大的满足。人们望望博古，他仿佛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何凯丰带着惊愕的神色瞪大了眼睛。李德瞥了毛泽东一眼，然后掉转头去，猛地喷出一口浓烟。那神色仿佛说：“瞧，毛泽东又是那一套！”
王稼祥处于一种精神昂奋的状态。为了召开这个会议，他是花费了不少心血的。最近一连休息了几天，觉得伤口轻松了一些，因此会前没有坐担架，就由警卫员扶着早早地来了。他的脸上呈现着欣慰的微笑，而心里却盘算着发言的时机。他的发言显然不能过早，也不宜过迟。现在一看毛泽东发言后，会场上充满如此良好的气氛，时机不可错过，遂咳嗽了两声，先机传出了发言的讯号。
王稼祥的发言，除了对毛泽东的发言表示完全赞同以外，着重提出了博古特别是李德领导作风的问题。他指出，自从李德进入苏区以后，军委的一切工作都为他个人所包办，博古只听他一个人的，“集体领导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惩办主义，对下实行压制，对自己却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这种恶劣的领导方式，带来极大恶果。讲到这里，王稼祥气愤地说：
“对你们这条错误的军事路线，同志们意见是很多的，难道过去没有向你们提过吗？不，不是没有提过，是你们不听呵！不单不听，还加以压制。为了粉碎敌人的堡垒政策，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将红军甩到江浙一带，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这样不仅配合了福建事变，直接支援十九路军，而且可以使敌人精心经营的堡垒地带，完全无用。这样一个带战略性的意见，你们听了吗？你们对党内民主看得一钱不值，自认为掌握了权力就掌握了真理，实际上这完全是两回事。象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远方转移这样的大事，你们竟然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你们把党的民主究竟置于何地？……”
说到这里，他不禁站起身来，说：
“我认为，李德同志是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予军事指挥。……”
王稼祥的发言，象水潭里投入了一块巨石，使会议震动。朱德布满皱纹的善良的脸上笑开了花，看着众人笑得很甜。显然，这个发言使毛泽东冲开的突破口扩大了，使刚刚开始的优势稳定下来。但是这个发言火辣辣的刺激性，却在另一些人心中激起了不安。何凯丰狠狠地瞅了王稼祥一眼，在王稼祥还没有坐定的时候，就开腔了：
“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王稼祥同志对报告的指责是相当偏激的。”凯丰向会场轮了一眼，“众所周知，自从四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路线是异常正确和英明的。党中央对于国际的路线指示，是无限忠实的并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党的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和有目共睹的，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五次反‘围剿’以来出现的问题，我们主观上虽有缺点，但基本上还是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同时，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是局部的和战术性的，并不涉及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对同志的批评应当实事求是，决不允许肆意夸大。”说到这里，他横了王稼祥一眼，并提高声音说，“就以军事问题而论，李德同志是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毛泽东同志不过多看了几遍孙子兵法而已，难道他说的那一套就都是马列主义？……我看我们还是团结起来，不要互相指摘……”
凯丰的话音没落，会场上就响起了几个声音：
“这怎么是指摘呢！难道过去的问题不讨论了？”
“凯丰同志，你看哪些问题夸大了？”
“真是……”
这时，毛泽东欠欠身子，笑着说：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我看还是让同志们把话说完的好。”
这时，李德早已忍耐不住，他用胳膊肘碰了碰他的翻译，霍地挺身而起，用俄语连珠炮般地嘟噜起来。会场上多数人不懂俄文，只看着他那脸部的肌肉抽动着，黄眼珠里射出愤怒的光。伍修权好容易等他告一段落，才翻译道：
“我今天无意多发表意见，但我要提请各位注意两个最明显不过的事实。第一，在我参与中国红军工作的这一年中，也就是五次反‘围剿’的这一年中，兵力薄弱、装备很差的中央红军，不仅在拥有五十万人和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而且使敌人遭到了惨败；第二，红军是井井有条地进行了整编，胜利地冲过了四道封锁线，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和战斗力。我请问这是不是事实？如果是事实，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些战术性的、枝节性的缺点，加以夸大，把它说成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而归罪于一个毫无权力的顾问呢？”
他说过坐了下来，仍然余怒未熄地喷出一口一口的浓烟。
一军团的政治委员聂荣臻，是个细高个子。他天性温和，对人宽厚，不是原则问题，很少同人争论，而牵涉到原则却又寸步不让。他的脚在过九峰山时磨破了，过了湘江又化了脓，只好坐担架，这就常常同王稼祥在一起。两个人时常议论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问题，开这个会是他多少天以来的渴望了。今天他本来准备等政治局委员们发言过后再来说话，现在看到凯丰和李德这个样子，也就忍耐不住。
“李德同志要我们尊重事实，但是他却忘了一个最大的事实，就是把中央苏区丢了，我们不得不千里跋涉，来到这个地方。他把这一切都说成是战术性的、枝节性的，好轻松呵！
这真是彭德怀同志说的‘崽卖爷田心不疼呵！’”
聂荣臻望望博古和李德，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
“这里我就说说你们‘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得到了什么结果。就以丁毛山战斗为例，敌人修了堡垒线，我们也修了堡垒线与之对抗，结果打了一个多星期，完全得不偿失。我到阵地上亲眼看到，三团一共九个连就伤亡了十三名连级干部。气得一个排长说，不知捣啥鬼哩，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群众的这些意见，我们都向上反映了，我们自己也向上面写过信，提过建议，可是你们听吗？
你们硬是充耳不闻，因为你们心目中就没有群众！”
聂荣臻说到这里，又凝视着李德，带有嘲讽意味地笑了一笑：
“李德同志，我还要说一说你的得意创作短促突击。为了贯彻你的这个指示，你还亲自到我们军团上过课。你的意思是，等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去突击他一下再收回来，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我们的兵力就暴露在敌人的堡垒之下。古龙岗战斗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一次我们本来想伏击薛岳四个师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执行的是短促突击，敌人很快就缩回去了，结果歼敌不多，我们自己却遭到不小伤亡。如果是诱敌深入，我敢肯定说，这部分敌人是回不去的。”
聂荣臻非常惋惜地叹了口气，好象还为未能歼灭这股敌人感到遗憾。接着，他又讲，对福建事变，没有积极地从军事上配合，也是五次“围剿”未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福建事变发生在五次反“围剿”之初，如果善于处理，不但可以胜利地粉碎敌人的“围剿”，还可以使南京政府受到巨大的打击。当时中央倒是从政治上把握住了这一关键，可惜的是没有从军事上配合。讲到这里，聂荣臻叹口气说：“当时还说什么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