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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喇叭口的碉堡，随后进入纵深战斗。
腊子口打开了。部队于日出时通过腊子口继续北进。当人们越过那座极其平常的小桥，来到方形碉堡的下面，差不多每个人都停下脚步，发出一声声惊叹。因为在那不大的一块地面上，鲜血斑斑，手榴弹的木把儿堆了很厚一层。整个地面熏得乌黑。显然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这些手榴弹是成束成捆丢下来的。人们带着惊讶、赞佩和自豪的神情穿越过长征路上的最后一道天险，脚步走得更有力了。
毛泽东从这里经过时，也停下来了。他巡视着那险峻的地形和残酷搏战的遗迹，显出深深感动的神情。最后他指着那面高耸的断崖问：
“他们就是从这里攀登上去的吗？”
“是的。”跟随他的老参谋王柱说。
“听说，先上去的是一个苗族小鬼？”
“是的，您可能还认识他。”
“我认识他？”
“他叫李小猴，记得在遵义的时候他到您那里去过。”
“是的，”警卫员小沈说，“是跟杜铁匠一起去的。”
毛泽东寻思了一番，说：
“是那个小黑孩吧？”
“对，对，就是他。”
毛泽东再次仰起头把那面壁立的险峻的断崖从上到下端相了一遍，惊叹道：
“真是难以想象！”
说过，又问：
“那个杜铁匠呢，我仿佛在过雪山时遇到过他。”
“听说，他已经牺牲在草地上了。”
毛泽东半晌无语，慨叹了一声：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英雄。不是他们，我们怎么能闯过这么多难关呢！”
说过，毛泽东和他的一行人，踩着血迹斑斑的焦黑的土地进入腊子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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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四）
当腊子口枪声激烈的时候，在包座、班佑地区停留的右路军，已经遵奉张国焘的命令掉头南下，再一次回返到草地上了。此时已是九月中旬，与上次过草地有很大不同。上次主要是夜间苦寒，难以抵挡，白天的太阳还颇为燥热；如今却是西风凛冽，太阳挂在天空只是一个银色的圆饼，连点热气也没有。草原的景色已不再是望不到边的滚滚绿海，而是黄草漫漫，草花俱已凋零，整个草地变得枯索、单调而严厉了。衣单被薄的红色战士们，在这种境遇中如何能够承受得住？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是上次过草地宿营的遗迹还宛然在目，不少的“人”字棚中还停留着冻饿而死的同志们的遗体，这些遗址既无法利用，遗体也无法掩埋。再加上这时人人心里都有一个问号：“为什么一、四方面军分开了？”“为什么刚说北进忽而南下？”这些问题得不到解释，整个部队在南进途中笼罩在一片迷惘之中。缺粮自然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上次可食用的草和野菜，已被摘采过了，现在寻觅起来已很费事。在这种绝境中，不消说更多的红色战士默默无言地倒下了，永远留在荒烟漠漠的草地上。
与此同时，张国焘亲自率领的左路军，也从阿坝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冈、党坝一带转移。至月底两路军会合于松冈地区。总司令部驻在一个名叫脚木足（卓木碉）的藏族寨子里。这天正在举行一个重要会议。
这个脚木足寨子位于马尔康以西四十公里处。整个寨子在接近山顶的高崖上，散散落落不过几十户人家。大金川在山下打了一个圆圆的弯儿，寨子左首山涧还有一条小小的溪水倾注在大金川里。这个村寨最惹眼的就是那座六棱形的碉堡。它与常见的碉堡颇不相同，下粗上细，高约五六十公尺，颇象一个高高的烟囱。离碉堡不远，就是相当大的喇嘛寺。这天喇嘛寺外插满了红旗，布满了岗哨，有一种与素常不同的热烈气氛。
但是，如果进入殿堂内部，就使人感到异常沉闷。虽然祭神的长案上点了几盏酥油灯，对这个高大的殿堂来说还是太幽暗了。桌案前面喇嘛们跪着念经的蒲团上，坐满了五、六十名高级干部，奇怪的是没有欢声笑语，也没有会议前那种活泼的窃窃私语。而且耐人寻味的是，下面坐的这些干部，由于雪山草地以及几个月来情绪上的折磨，一个个都瘦鬼似的；而唯独在桌子后面高高坐着的张国焘白白胖胖，堪与那些正襟危坐慈眉善目的神像比美。会场上唯一活跃的，怕就是年轻英俊的黄超了，他作为秘书长不时地跑到张国焘身边，咬着耳朵咕哝几句，随后又跑到这里那里指示一些什么。
会议总算开始了。张国焘干咳了两声，随后发表讲话。他仪态端庄，严肃，心事重重。他讲话本来就慢吞吞的，今天更慢，仿佛他自己充分意识到今天是发表历史性的演说，必须使每字每句都送到他面前的高级干部耳中。在他看来，这篇演说将来会留在中共的历史上而具有历史转折的意义。
他的话是从中央苏区反围剿开始的。他说，中央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不仅是军事路线的问题，而且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自从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才终止了这种退却。但是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说到这里，他提高嗓门说：“南下是逃跑吗？不，南下才是终止战略撤退的反攻，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而那些中央领导人才是被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的所谓北进的方针，才是名符其实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他们最后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的罪恶行为！”说到这里他打着手势，以演说家的雄辩姿态说道：“我实话告诉同志们吧，那伙所谓的中央领导人，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他们不过是一些吹牛皮的大家，一些不可救药的‘左’倾空谈主义者。他们是因为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革命的；一旦革命发生了困难，他们就要悲观，逃跑，这是毫不奇怪的，我想同志们是完全理解的。
这时会场鸦雀无声，坐在蒲团上的高级干部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竟象泥塑木雕的神像一般都愣住了。
“同志们！”张国焘扫视了大家一眼，用一种震聋发聩的声音吼道，“大家都会知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一个有名的人物，名字叫考茨基。他曾经是第二国际的领导者之一，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可惜后来他叛变了。他和他领导的第二国际叛变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那么，这时怎么办呢？能够放弃革命吗？能够不革命吗？不，革命是不能因个别人的叛变而止步的。大家知道，这时，伟大的列宁及时地、义无返顾地成立了第三国际，肩负起革命的重任，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蓬蓬勃勃地前进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在全世界又高高地飘扬起来了！……”
说到这里，张国焘显得双颊红润，眉飞色舞，望了大家一眼，说道：
“我想，这一段历史经验是我们应该好好领会的。大家看到，现在我们的中央，已经威信扫地了，已经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想同志们比我更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当仁不让，应该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榜样，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在蒲团上坐着的人们，一听要成立“临时中央”这几个字，不禁面面相觑。本来已经十分沉闷的气氛，立刻又增加了紧张的因素。尽管有的军级干部不一定弄清考茨基是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考茨基与中央领导人有什么关系，但“临时中央”他们是懂得的。由于问题来得如此突然，多数人都无思想准备，有的徬徨四顾，有的低下头闷声不响。整个会场，只有那几盏酥油灯在流动的空气中微微摇晃。
对于张国焘，这种场面的出现也使他感到意外。一个自以为可与列宁相比的人物，经过多日苦思的动人的演说，竟无一人响应，也无一人表态，未免太使人难堪了。他不安地在椅子上变换着姿势，观察着人们的表情，黄超不断地和他交换着眼色，显出难忍的焦躁。
“哪一位发言呵？”张国焘脸上显出做作的笑容，扫视着下面的人们。
没有应声。
“哪位打头一炮呵？”他又问了一句。
还是没人应声。
“难道这样重大的事情，对全党全军命运攸关的大事，没有人发言？”
张国焘的脸上出现愠色。当他的目光扫视到陈昌浩时，显得更明显了。看来陈昌浩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想过分突出。当张国焘威严的视线扫过来时，他却把头低下去了。徐向前从会议一开始，就坐在蒲团上闷声不响，甚至闭起眼睛来打瞌睡。
“这帮家伙到叫劲儿的时候就没有用了。”张国焘在心里骂了一句。正在这令全场人窒息的，也令会议主持人承受着难忍的压力的时候，张国焘忽然从一张大脸盘上看出一个人跃跃欲试，就满脸堆下笑说：
“那就请这位军长先讲吧！”
这位军长身材高大，状貌魁伟，是一位慻悍善战但又没有多少政治头脑的将军。自从江西出发以来，他一直担任后卫，吃了不少苦头，也有不少牢骚。他见张主席点名请他，觉得脸上有些光彩，就立刻站起来，做了一个发言。这位将军从江西出发谈起，一直到一、四方面军会合为止，把一路上为保卫中央受到的苦楚，遭到的损失，满肚子的委屈，既不分是哪个领导，也不分遵义会前还是遵义会后，完全混成一锅粥了。因为他的话有不少生动事例，引得会场上发出一阵阵笑声。
这位将军的发言，虽没有多少内容，却在很大程度上打开了会议的僵死局面。张国焘高兴了，脸上出现了笑容，在一旁鼓动说：
“讲得好嘛！这都是实际情况嘛！这样的中央领导怎么能叫人心服嘛！”
可是，会场经过这短暂的一度活跃之后，又出现了沉默。张国焘张着两只大眼，在每张脸上搜索着发言的信号。这时如果再有一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