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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根据地的错误；特别是他在西进途中无止境的退却，不打算建立根据地的错误；还批评了他一贯的毫无民主的家长制作风。这种批评一下使唯我独尊的张国焘惊呆了，他涨红着脸、眯细着眼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毛泽东听得入了神，眯细着眼问：
“张国焘接受了这些意见吗？”
“张国焘这家伙真有一手。”祁德林撇撇嘴说，“他一看自己处境太孤立了，立刻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声称此后一定要加强集体领导。并且就在这个会议上宣布：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委任张琴秋为总政治部主任。一下子把大家的情绪缓和下来了。大家觉得这个张主席还不错，真是有点虚怀若谷的样子，把大家的意见全接受了。而且立即有了改正。”说到这里，祁德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们的群众真太容易欺骗了，他们都相信了。刚才烧得红红的火焰一下子就扑灭了。……”
“因为他们的心太善良了！”毛泽东慨叹道，“但是归根结底，欺骗群众是不行的。”
祁德林继续叙述道，不用说，曾中生怀着一颗善良之心也相信了。在开辟川陕根据地的过程里，在粉碎敌人三路围攻中，他的伤腿还没有好，就拄着一根拐杖，这里跑到那里，那里跑到这里。可是当根据地刚刚稳定了一点，张国焘觉得屁股坐稳了，脸就变了。实际上他一直对小河口会议怀恨在心，不过他滴水不漏。直到他看时机成熟，才开始动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在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指责曾中生等同志说：“这些同志就在脱离鄂豫皖赤区的艰苦斗争中，惊慌失措起来，结果滚到了右派的怀抱。”他们“在紧急关头，散布‘群众不满领导’，‘领导内部不一致’以及种种瓦解红军的口号，来助长悲观失望的心理。”“曾中生以这种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ＡＢ团、第三党。我们党再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蹋，必须执行纪律。”后来，就以“右派首领”的罪名逮捕了曾中生。同一天还逮捕了徐以新。先后杀害了红十师参谋主任吴展、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原红四军第一任军长、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邝继勋、原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余笃三、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川陕独立师师长任玮璋、参谋长张逸民等许多好同志。还有许多下层干部受到迫害。曾中生因为威信很高，影响太大，张国焘没敢立刻动手，可是也活了没有多长时间。……
祁德林的声音里流露出悲哽，停了一阵才又讲下去。
“提起曾中生同志，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不佩服他的。他确实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典型。”
祁德林以热烈的口吻，赞扬曾中生有胆有识，目光远大，工作中很讲民主，待同志亲如兄弟，尤其是骨头很硬。张国焘把他关在监狱里，强令他写“自首书”，交代小河口会议和鄂豫皖时期的“错误”，他都据理驳斥。令人惊讶的是，在关押期间，他写了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名叫《与“剿赤军”作战要决》。这部书受到许多同志的赞扬。
“他给中央写材料了没有？”毛泽东问。
“写了，确实写了。”祁德林说，“在杂谷脑的时候，我把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的消息告诉了他，这个宁折不弯的汉子，流下了大把的眼泪。他确实晚上点着灯写信揭发张国焘的错误。因为他和我关系很好，他是不瞒我的。他还说：‘我把这封信写好，你替我交给党中央吧！’谁知道信没有写完，他就被绑到树林子里去了……”
祁德林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毛泽东和成仿吾都深深地垂下头去。……
他们默然走了一段，忽听前面一片嘁嘁喳喳的欢跃声，抬头一看，原来是人们最终地走出了草地，进抵白龙江畔的山谷中了。
“说到曾中生同志的事，其实老根子还在以前。”
成仿吾以亲身经历者的口吻说，张国焘奉王明之命到鄂豫皖夺权的时候，鄂豫皖的局面早已打开，根据地已经很不小了。这主要是曾中生等人的功劳。张一下就代替了曾，把曾中生贬为红四军政委，曾对此并没有怨言。可是不久就发生了分歧。分歧是由军事上发生的。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开始第三次围剿的时候，曾中生和徐向前建议，部队应该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向外发展，南下出击黄梅、广济等地，进而威逼长江，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而张国焘军事上一窍不通，却专横跋扈，硬是不同意这个意见。后来他从右倾保守一下转为“左”倾冒险，要求占领英山后，去进攻安庆威胁南京。他就不想想进攻安庆要通过四百多里的敌占区，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曾中生自然不能接受，就在占领英山后，连续南下占领了浠水、广济、罗田等城，消灭了敌人七个多团，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斗争。可是，这个胜仗反而使曾中生犯了罪，因为它是否定了东打安庆的方针而获得的。张国焘正是从此怀恨在心，这个人是触犯一点都不行的。他立刻命令部队北返，说曾中生是“在政治上重复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放弃援助中央苏区”，“违抗分局命令”。接着就把曾中生的军政委撤了，由陈昌浩接替了他的职务。接着，那个著名的“白雀园大肃反”就开始了。
“那场‘大肃反’真是可怕极了！”成仿吾沉重地叹了口气。他说，由张国焘一手操纵的“肃反”，实际上不过是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曾中生撤职不久，紧接着就把红四军两个最有名的师长许继慎、周维炯抓起来了。在行军途中，把他们捆在担架上，用白被单蒙着。因为这两个人在南下和东征的争论中都是站在曾中生这一边的。许继慎平时常骂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更使张国焘恼恨在心。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生，北伐时是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在汀泗桥战功赫赫。他在国民党方面也很有名。蒋介石的特务很想剪除他，就用了一个反间计，派了一个姓钟的特务来给许继慎下书。这封信的具名是蒋介石，里面还有这样的话：“匍匐归来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怜。”许继慎看了信，立即将特务逮捕起来，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这种事本来很容易判断，如果许真的有问题，怎么能把信和人交出来呢！同时根据许的长期表现看，也决不会有这类事情。可是到了张国焘那里，却是一个剪除异己的最好机会。张还把这个问题同南进联系起来，说许主张南进，正是企图带部队过江。不久，这位好同志就被杀掉了。在这同时，周维炯、戴克敏、徐朋人等鄂豫皖苏区的开辟者以及大批团以上的干部都被杀害。这股风又吹到了地方，把大批有斗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也杀掉了。张国焘一贯歧视知识分子，他常说：“工农干部犯错误要减轻三分，知识分子犯错误要加重三分，”这次“肃反”知识分子当然也难以逃过。由于大批知识分子被“肃”掉，使红四军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挥大为削弱，部队的文化程度一落千丈，在部队中还造成了一种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者的恶劣倾向。有人就说，在撤离鄂豫皖苏区的西征路上，全军只有两个戴眼镜的，其中一个就是张国焘自己。这次肃反使整个鄂豫皖苏区元气大伤，实际上是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们最后是怎样离开鄂豫皖苏区的呢？”毛泽东问。
“我刚才说过，张国焘在军事上是一窍不通，政治上、思想上又是忽‘左’忽右。”成仿吾说，四次围剿前，四方面军接连打了许多胜仗，张国焘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敌人的四次“围剿”开始了，这时本来该好好准备一下，徐向前就是这样建议的，可是他硬是不听，还命令部队继续进攻。敌人围剿开始了，他又不懂得诱敌深入，只是一味硬顶。这样很快就陷入了被动，根据地大部被敌占领。这时，张国焘吓坏了，又从极左一下跳到极右。张国焘这人有一个特点，他的鬼心思总是藏在心里，从不是一下就拿出来。他这时本来就有西逃的意思，却秘而不宣。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会议上，他一再表示，为了保卫苏区，他要打到外线去消灭敌人，是决不会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说到这里，成仿吾不由得激动起来，气愤地说：“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发誓的样子。他盘着双腿，坐在高处的椅子上，两眼半睁半闭，双手比划着大声说：‘我发誓，发誓，我绝不离开你们，绝不离开苏区！’谁知道他那信誓旦旦的样子包藏着祸心呢！河口会议以后，他就带着部队走了。过了几天，陆续有掉队的人回来，都说：‘张主席带着部队一直往西去了。’我们还以为他可能带着部队和鄂豫边的红军会合。我们仍然等待着他们，根据地的群众，还做了糍粑、打了草鞋，准备迎接他们。又过了好些天，一些掉队的伤病员回来，才说：‘别等他们了，张主席带着队伍一直向西去了。’我们开始还不信，后来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上才看到他们确实到了陕西。对张国焘这种口是心非的作法，从省委到一般干部和群众都是非常愤慨的。”
成仿吾接着叙说了省委的困境。当时四部电台全被带走，弄得省委无法和中央联系。这才派成仿吾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临行前，省委书记沈泽民在他的衬衣上写了一封介绍信。他好不容易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辗转到了上海，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因为党中央的联络点已经转移，找了一个月也没有找到接头的人。这时他的疟疾还没有好，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真是贫病交加。幸亏这时他找到了鲁迅，彼此虽然打过笔仗，这时相见，却比亲人还亲。鲁迅找到瞿秋白，才联系上了。这以后他才到了中央苏区。
毛泽东叹了口气，又望着祁德林问道：
“鄂豫皖的撤出，是由于打了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