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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说我们学院另外一个副教授的事情。段刚，不知道你听说过倪栋梁这个人没有？ ”赵亮问我，我摇了摇头。“这个倪栋梁，他的观点和你基本一致，就是有些新左派的味道，是坚决反对全球化、夸大全球化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坏处的这么一个人——我这么说你不要生气啊。但是，这个家伙很有意思，他前年就离婚了，原因竟然是他喝酒之后，喜欢打老婆。他老婆是我们学校物理系的副教授，人家也是书香门第，又是知识女性，哪里禁得起他打啊，结果，就离婚了。可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他虽然离婚了，但是还要和老婆孩子住在一起。每天早晨，他发现老婆把饭给孩子做好了，他自己就赶紧偷偷地吃上一点，然后出门去给学生上课。
后来，他喜欢上了一个韩国来的女留学生。两个人爱得天昏地暗的，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完全一样，都是反对全球化的。他们就一起到香港去参加游行示威，反对世界贸易体系，反对全球化。”
“反对全球化，难道不也是一种观点吗？ 有什么错吗？ 你看，每次发达国家开会，开那个什么G8会议——被人称为是鸡巴会议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会场外面搞游行示威。反对全球化，实际上是反对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被那几个发达国家完全主导罢了。”我补充道，“全球到处都有反对全球化带来的弊端的示威浪潮，你们研究经济学，怎么能忽视这个浪潮呢。”我又按捺不住了。
“你先听我说。后来，他们两个人好得不得了，就同居在一起了，两个人到处写文章反对经济全球化。有一次，他们听说美国人在仁川要开一个世界贸易与经济研讨会，就一起到韩国，也在仁川登陆了，到韩国示威去了。可是，就是在仁川，两个人因为一些琐事吵架了，结果，那个韩国女孩子跑了，跑到了汉城——现在他们改名叫首尔的地方。这倪栋梁后悔了，要去找她，可是，他又不懂朝鲜语，他说英语，人家韩国人也听不懂，何况他的英语说得又不好。结果，他只好步行，沿着仁川到汉城，不，是首尔——的高速公路，一路走了过去。走啊走，走啊走，他走得又饥又饿，又渴又累，结果，在高速公路边晕倒了。是警察救了他，把他拉到医院抢救。
后来，他们才知道，他是我们一所著名学府的大学副教授！ 于是，韩国的报纸疯狂地报道，说北京某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算什么狗屁经济学家——因为追寻爱情，晕倒在韩国的高速公路上了云云，给我们学校丢了大脸。本来我们学校就慌了，这又丢了一个副教授，他不见了也不和我们打招呼，正在着急到处寻找他，我们学校得到消息，这才知道了他的下落——他消失了几个月，也不打招呼，原来，是跑到韩国去了。其实，他本没有想在韩国待太长时间的，想着搞几天示威就回北京了呢。结果这下子在韩国的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于是，学校觉得他造成的影响很坏，等他回来之后，只好把他给除名了。”
“这就是你们学校的教授们的故事？ 哈哈，真是让我开眼啊，”张市长很高兴，“知识分子，有时候很麻烦。”
“那，这个倪栋梁副教授，和那个韩国女孩子现在的关系怎么样了？ 我很想知道他们的结局啊。”区长钱良骏问。
“结局？ ”赵亮向我眨巴着眼睛，好像他不愿意告诉我结果似的，他顿了顿，“结局就是，他们后来散伙了。原因是他又打她，打那个韩国女孩子——他打老婆的老毛病又犯了，所以，无论他们在反对全球化方面再有共识，再有共同语言，再有同志的感觉，再觉得是一个战壕里面的人，他们也分开了，就是因为他喜欢打女人。”
“韩国女性和日本女性的解放程度，我觉得不如中国女性。尤其是韩国女性，她们对待自己生活中的男人，对待自己的丈夫，都是低眉顺眼的，有的地方就像中国农村妇女一样，在客人来到家里的时候，都不上桌子一起吃饭的，哪像现在的中国女孩子那么的猖狂和疯狂。”杜飞龙说。
“但是，日本和韩国的女性，在社会分工和生活分工中承担的角色不一样。她们的家庭中，光是依靠男人的工资，已经足够用来养活家庭了。而我们的女性不仅要工作、结婚、生孩子、抚养孩子，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比男人来说，甚至还要更加繁重。所以，中国女性其实比男人活得更累。”我说。
“累也是自找的，你要是把中国女性都赶回家，她们肯定不愿意回家。不信，你到大街上随便找一个女人，问她愿不愿意回家待着，保准她们都不愿意。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女人这个魔鬼，从里面放出来了，她们绝对不愿意再回去了。”杜飞龙说。
那顿晚饭我们一共吃了两个小时。在那种饭局当中，我们胡乱地聊着，话题也很广泛，没有一定的规律，简直可以说就是一直在闲扯。
我本来有些担心他们有什么隐秘的事情要谈，结果被我搅和了，后来发现我过虑了。不过，我悄悄地观察，感觉张市长似乎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和赵亮是利益结盟很深的一种关系。我猜测，他们的关系是一种顾问和操作者的关系，毕竟他是一个学者，他们的关系局限在一定的领域里，赵亮和他互相是不进入对方的过于私人的生活之内的。其他几个人，似乎都是张市长身边的人，他们有着复杂的关系，是我所无法猜测出来的。
后来，这顿饭吃完了，我们就回宾馆了，最终我们吃了一顿素食为主的宴席，没有吃野生动物。
在我要进我的宾馆房间的当口，赵亮拉住了我：“你今天没有给张市长面子啊。那些野生动物，他能不吃吗？ 他肯定是吃的，他就爱吃穿山甲。不过他一般是悄悄地吃的，今天，他设了这个宴，是把我们作为私人的朋友，结果，给你搅和了，他只好摆出来一副不吃野生动物的姿态。你想，只有你和一个人一起吃禁忌吃的野生动物的时候，你们才有同党的感觉，才是一伙的，是不是？ 就像有一句顺口溜说的那样，一起分过赃的、一起嫖过娟的、一起上过床的、一起下过乡的、一起扛过枪的，互相才有信任感。你看，你这么一搞，会让他觉得我不应该把我们圈子外面的人带进来。这个家伙表面很随和，实际上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他表面谦和，可是内心里很傲慢，而且，他心眼小，他用我作为政府的顾问，就是为了让我给他出很多发展的主意，给他出谋划策，给他在北京拉各种关系，造声势，最终达到他升官的目的。”
我表示理解他，可是我又犯犟了，“可是你埋汰副教授也很带劲儿啊，瞧你举的那两个傻乎乎的副教授，那不都是说我傻嘛。我才不管呢。吃野生动物就是不对的，何况，他还是这么大的一个城市的市长。惹火了，我会在网上抖搂出这个事情，不行的话，我可以向法院控告他。我可不管那么多。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无非是牺牲我和你的交情吧。”
“你看你看，我刚刚说了几句，你更来劲了。
咱们早点休息吧。明天，咱们仍旧是休息，玩儿，去海边游泳，在我们离开这个城市的最后一天。我还有一场讲演要进行呢。要不要让他们也给你安排一场，在市图书馆，讲讲你最喜欢的古代小说《红楼梦》？ ”
“我不讲。《红楼梦》研究，已经让那些‘红学家’搞得过于滑稽琐碎了。我才不讲这个呢。
我只听你讲讲中国经济就行了。你不是还有一场收费演讲吗？ ”
十一 中国经济会越来越好
我们在南澳市又待了几天，看舞台布景让人眼花缭乱的神话剧、在海边游泳、吃南国美食，同时，我一直期盼着杨琳的抵达，但是，她却没有来，虽然在电话里她说有些想来，最后却总是含糊其辞，不给我一个准信儿。
我渐渐觉得在南澳这个城市里待着，没有什么意思了，带来的几本线装古籍也看完了。
虽然，这个城市鲜亮亮、崭崭新，原来是在一片荒滩上建立起来的，才30年的时间，规模就扩大到原先的一百倍，到处都是新建筑与新移民。
可是，因为没有更深的文化底蕴、没有厚重的文化积淀，没有更多有趣的大文化人——我指的是那种相当大的文人：大收藏家、大学者、大作家或者戏剧、电影导演，那么，这个城市最终是一座苍白的城市。我看南澳市有的只是两种人，一种是打工仔，辛辛苦苦为那些血汗工厂打工。成为全球化产业链条中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打工仔，他们一个月再怎么辛苦，也就赚一千元左右，永远都摆脱不了食物链低端的地位；另外一种就是终日忙忙碌碌的白领们，一些为了房子、车子、票子和位子在忙碌的芸芸白领，这些可怜的房奴、婚姻很容易解体的群体、股票的信奉者，以及钱的孙子们。每当我走到街上，我就感到厌恶，因为我看到浮现在大街上的，都是这些被物质欲望所侵蚀的脸，表情茫然困惑，而他们的灵魂在无尽欲望的压榨下已经斑驳锈蚀了，飘飘摇摇，早就快蒸发完蛋了。
我渴望回到北京去，那里才有我喜欢的一切，也许，我跟着赵亮出来度过这个劳动节的假期，整个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选择。要是在家里，我早就把正在进行的一部专著写完一个章节了，我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社科基金好不容易才争取下来，可是我却总是不能完成课题。
然后，至少可以约杨琳出来吃饭喝咖啡。我想出来找自在，想和杨琳有所发展，结果她不来，我反而更加不自在了。不过，出来玩玩儿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城市虽然没有什么历史遗迹，但兴建了大量的人造景观，还是值得一去的。比如，完全模仿宋朝兴建的一座城池就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