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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襄暗于知人
张之洞晚年笃念故旧，颇以煦煦为仁，凡附之以求官者，必百计经营，餍所欲而去。安徽芜湖道缺出，屡为易顺鼎言之。监国曰：“闻易某湖南诗人，能作诗固佳。芜湖缺繁，恐妨事。”卒不予，久之始放临安开广道。自是每有大事，之洞虽极力谏争，亦不见纳，盖疑其不尽出于公也。当时袁世凯势力极大，出其门者，不二三年辄至专阃。之洞自领封圻，以至入参枢政，推毂人卒不过道府丞参而止，故小人有才者不甚附之。又性骄好谀，士踵门求见者，或七八往不一延接；或引至花厅，历数时不出；或出见，略询数语即欠伸呼茶欲退；幕僚侍立白事，小有失误，呵责之声达于户外，以故君子亦望风远避。平时所赏拔者只一二浮华浅露之士而已。陈宝琛本之洞故交，监国从其言，强起之，咸以为必大用。及至，只还原官，无后命。之洞虽引以为疚，亦不敢为宝琛进一言也。
《国闻备乘》卷3
张文襄之学问
使南皮而生于乾嘉全盛之时，论思献纳，润色鸿业，则必能于阮纪两文达之间，占一席之位置。即不生于太平时代，而终其身为文学侍从之臣，亦必能于潘文勤、翁常熟而后，主都门风雅之坛坫，可无疑也。昔人恨王荆公不作翰林学士，而惜诸彦回之作中书而后死，以为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吾于南皮其殆同此感情矣。
南皮生长世胄，少时即有神童之誉，壬子领解时，年甫十五龄耳。其后踬礼部试者十年，而后捷南官，抉高第。庚申会试，嘉定徐侍郎致祥即套袭南皮领解之文，竟魁多士，而南皮反落孙山，艺林至今传为佳话。其癸亥殿试对策，独能屏去一切格式忌讳，畅论时事，洋洋数千言，识乾以拟苏长公、陈同甫，阅卷官初拟大魁，及进卷拆封，两宫忽抑置第三。盖时翁文端公心存方领弘德殿事，授穆宗读书，而其子同书，以败军下狱拟辟，两宫欲安文端之心，故擢其孙为状元以慰之也。实则翁曾源之文学，出南皮下远甚。南皮学术，好立异于人，初由旧而之新，复由新而返于旧者也。其先倭文端、唐确慎诸公，方主辇下牛耳，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而朴学渐即衰替，北方士大夫，更不知汉儒家法为何事。南皮生于世族，富有藏书，独博览经史，以马、郑、贾、孔之学为天下倡，文衡所至，必拔取渐闻殚见之士，一时士习为之不变。所著《书目答问》、《県轩语》两种，至于家有其书，辇下书值为之奇涨。厂肆书贾，悉颂南皮德不置，亦可见其势力之伟大矣。其督粤时，甄录国朝儒者考证史学谙书汇刻为《广雅丛书》，欲以配阮文达之《学海堂经解》，为乙部巨观，而取富卷帙，别裁未当，榛眓勿剪，琐碎已甚，读者竟弗之重也。
南皮之以新学名世也，在既持节开府以后。平心论之，非真有见于变法之不可缓，特以举世之所不为，欲独辟非常之境界耳。故其于西学也，即以汉学家章句训诂之法治之，博而不精，知其所当然而不究其所以然。其由新而复返于旧也，则在戊戌变政之时。其宗旨上见所为《劝学篇》。盖康氏之进用，由于南皮之荐剡，迨其后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以彼料事之明，逆知后来必有大祸，因授意门下士某君作为此书。
《张文襄事略》
第二册张之洞（1837—1909）（11）
樊增祥祝张七十寿文
张文襄之洞七十生辰，樊云门增祥撰骈文二千余言为寿。中叙述文襄外任四十余年，凡所兴作，辄遭部臣盄。有警句云：“不嘉其谋事之智，而责其成事之迟；不谅其生财之难，而责其用财之易”，数语直抉出文襄心事。相传此文系交电局分日拍发，文襄阅至此段，掀髯笑曰：“云门是可儿！”又文中叙述文襄禁学校沿用东洋名词，有云：“如有佳语，不含鸡舌而亦香；尽去新词，不食马肝为知味。”措词亦殊佳妙。
《东华琐录》
张之洞抑郁而死
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任鄂督时，指驳新律，电奏凡百余言，词绝沈痛。及内用，管理学部。学部考试东洋毕业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员拟单进。之洞指汪荣宝名曰：“是轻薄子，不可用。”取朱笔抹之。顾满尚书荣庆曰：“我翰林院遂无一勘胜此任者乎？何必是。”自新名词盛行，公牍奏稿揉和通用，之洞尤恶之。一日，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裂稿抵地，大骂。然新政倡自湖北，废科举、专办学堂，事极孟浪，实由之洞主持。既提倡在先，不能尽反前议，袖手嗟叹而已。及袁世凯既罢，无人掣肘，自料可伸己志。已而亲贵尽出揽权，心甚忧之。军咨府之设，争之累日，不能入。唐绍仪为世凯死党，监国欲委以津浦铁路，之洞不可，绍仪闻而衔之。先是粤汉铁路拒美款，本谓收回自办，旋以款绌，又改借英债，皆之洞为政。绍仪因是嗾美使诘路事以撼之洞。之洞生平多处顺境，晚岁官愈高而境愈逆，由是郁郁成疾。疾甫作，即知不起，急将平日诗稿自编为《广雅堂集》。计其在位先后几五十年，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临死，乃欲与文士争名，其自处盖可知矣。
《国闻备乘》卷4
张之洞之死
当张之洞以相国在枢府时，对于政局之坏，未能有所挽回。而至辛亥清室将退位时，朝士颇有追思张氏者。谓使南皮尚在，何至如是乎？盖以其才非当时诸大臣所及，而又非如袁之有野心也。张在亦何能为？惟清之无人，则可见耳。闻张之死，以与载沣争洵、涛典兵事。时命载洵筹办海军，载涛训练禁卫军，管理军咨处。张力谏，沣曰：“此太福晋意也。”张曰：“何不改畀他项优差，军事实非所宜。”沣不可。张退而发病呕血，以至不起。其受知士陈衍《诗话》云：“《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云：‘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按：陈氏《年谱》引此诗，“民”字作“臣”，“世”字作“造”。）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谕诗。’此首为广雅绝笔之诗，因与摄政王载沣争亲贵典兵各要政不听，椎心呕血，一病至死。遗疏有‘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凛古人不戢自焚之戒’云云，天下诵而悲之。”又陈氏《年谱》云：“是冬广雅薨于位，即日定谥文襄。先是，载沣为摄政王，专用亲贵。满洲人初疑汉人排满，至是不排于汉而见排于亲贵，率多解体。洵贝勒既长陆军，涛贝勒又长海军，又将以某富侩为京卿。广雅力争，以为不可，为载沣所斥，归寓呕血，曰今始知军机大臣之不可为也。”盖张自入枢府，罕所匡正，至是以清祚已垂殆，不能无恫（动）于中。以此而死，亦甚可悲。立幼君而俾载沣摄政，张氏实赞其议，其亦有悔心欤？辛亥一举亡清，新军之力甚伟。不戢自焚，可云言必有中。而张固以提倡新军负时誉者，以彼时政治之窳败，乃孳孳以新军为事，就清论清，尤张人骏所谓“参蓍良药，误投适以杀人”。不戢之焚，不过时间问题耳。《陈谱》记之洞在鄂用陈“盛铸铜元”之策，以赢大利。遂积极扩充新军，添造快枪子弹，遣送大批学生留学日本士官，“卒成武昌革命之局”。虽“非广雅所及料”，而民国之建，之洞亦有大功足录也。（之洞卒于己酉八月，《陈谱》曰“冬”，误也。谓洵长陆军、涛长海军，尤误。《陈谱》于晚清史料掌故颇有记述，足供参考，而舛错处亦不鲜。）
《凌霄一士随笔》卷3
第二册王国维（1877—1927）（1）
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曾留学日本。后在上海为时务报馆掌书记。潜心好学，受康德、尼采思想影响。先后在学堂讲授哲学、伦理学、逻辑学，并从事中国戏曲及词曲研究。辛亥革命后在日本致力于古代史、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及敦煌遗书之研究，成就颇大。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有《观堂集林》、《王国维遗书》行世。
罗振玉与王国维
静安年甫冠，即值中日大战，海内士大夫竞言天下事，彼亦跃然欲试，遂赴上海，拟有所自见，顾茫然无所适从。时上虞罗振玉方设农学社，及东文学社，聘日人为教授，静安乃往受学。夏间偶写所作咏史诗于同舍生扇头，振玉见之惊异，许为奇才，遂拔于俦类中，不惟勤其教，而更济其贫。故静安知学问途径，发奋以争上游者，振玉有以牖迪之。
振玉复诏之曰：“君喜读江子屏《汉学师承记》，应知江氏之学多偏驳。本朝学术，实导源昆山顾亭林，以后作者辈出，而造诣最精者，惟戴震、程易畴、汪中、段玉裁，及高邮王氏父子耳。”因以各家著述为赠，而勉之以力学焉。
庚子，毕业于东文学社，于西洋哲学、文学、史学、美术、及顾戴二王各家之学，研究俱深。时振玉方长武昌农学校，聘之任教授。明年，东渡扶桑，就学于物理学校，精研科学，以会通文学，故静安之学有文有质，非仅一哲学家、文学家而已。
《同光风云录》下篇
罗振玉评说王国维
公生而岐嶷，读书通敏异常儿。年未冠，文名噪乡里。寻入州学，以不喜帖括之学，再应乡举不中程，乃益肆力于诗古文。
在都门攻治戏曲，著书甚多，并为艺林所推重。至是予乃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别信今而疑古。国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所疑固未尝不当。及大名崔氏著《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至今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至欧西之学，其立论多似周秦诸子，若尼采诸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