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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自太后二次垂帘后，虽于当代之政治措施，不稍留意，然其好学之心，反因之而愈炽。彼于古今中外之政治学识，极喜考究，旁又喜学习外国文字。观其孜孜筞筞，日昃不遑，知其变政之心，终未大灰。特在慈禧太后生存之年，则鉴于前车之覆，终不肯再有所作为耳。彼知太后求治之心，未尝灭于己身。不过太后政治上之阅历较深，故事事欲以稳健慎重之手段出之，虽国事进步，不无稍形迟滞，而他日之成功，则必有如出一辙者。故观光绪帝之态度，以极深信慈禧太后之才能为不可及。而甚愿以国家大事，付之于其身者。矧慈禧太后近年以来，屡下谕旨，敦促诸大臣振兴新政，其变政之决心，固早为中外人所共白。帝更当能鉴而谅之也。至中国果能在太后统治之下，跃为第一等强国，抑或须在光绪帝秉政之年，始得大竟厥志，以致中兴之治，则兹事体大，非吾人所能预料矣。
皇帝之宫，面临大湖，华丽宏壮，不灭（灭应作减字，原文有误）于太后之宫。帝宫内亦有太监宫奴等人无数，与太后之太监宫奴不相通。帝每晨须往太后宫恭请圣安，然后同登朝。接见百官卿士，商量国家大故。退朝后，即返自己之宫，用自藏修。每逢大礼节，太后宫举行宴会演剧等事，则帝亦必随太后与俱。又往往与太后同餐，听戏时，则坐于太后之旁。而帝听戏之兴味雅不如太后之高，故常于中间退往戏厅后之休憩室中，读书吸烟，以自消遣。帝在太后面前，则例不得读书或吸烟。
帝居宫中，每日除照例上朝外，其余光阴，大半皆消遣于书城之中。而学习英文，尤最为帝所欢喜。帝宫中有官员一人，专司买书之职。每日受帝定购书籍之谕，必有数起。帝非特喜读中国古籍，而尤喜阅近人由西籍译出之作，朝夕研求无倦容，闻每日至少尽书一册，常以此自律。真可谓好学不倦也已。
帝性又酷好音乐，中国管弦诸乐器，帝尽能抚弄之。且深得是中之三昧。外国之批雅拿（国外琴名）（即钢琴）。帝亦能奏之，空中万籁，帝悉能在乐器上，模之成调，与原音酷肖。帝能拆卸钟表中之各种机件。而又一一整理之，复其原状。眼明手快，有非他人所及。然太后虽知其有如此技能，而尝惴惴于自己心爱之钟表，为帝所破坏，无复能建设也。
光绪帝为一极早起之人。上午二时，即已起身。如逢有祀祖及北京城内之各种典礼时，则帝于上午二时必须启驾，而在八时前，必回銮宫中，以备早朝。在此二时半内，其随从人等，约须步行十六英里，真非健足不办。帝在宫中，颐养自得，并无近幸之人，又无种种嗜好，洵贤君主也。
中国历来以孝道治天下，故皇帝对于太后之礼节，亦备极繁重。如上朝时，太后则高登宝座，帝则坐于左边之一小凳内。太后乘轿游园，若帝与俱，则只可在轿帝（帝疑为旁字之误）随行。与太后同餐，则坐于台之末端。惟有一事最为予所不解，即太后独自用餐之时，其筷匙碗盖之类，皆为银制。若与帝同食，则一律易以金者。即帝用之物，亦属金制。其易银为金，未知究何用意。惟皇帝一人用膳之时，其所用膳具，属银制抑属金制。则未曾目见，不得而知，以皇帝用膳，常在自己宫中。而予则从未去过。
《慈禧写照纪》
第一册（4）德宗光绪载湉（1871—1908）（11）
暂时收却笑中刀
不容并立势昭昭，阎乐凶谋奉赵高。
幸有老奴营救急，暂时收却笑中刀。
上虽久知韬晦，而英锐之气，往往不能自抑。王士珍之补副都统也，上曰：“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袁世凯之留京议订宪法也，上冷语曰：“你的心事，我全知道。”袁不敢对。八字空言，耐人寻味，适足激成勾结逆党之决心。凡此等处实太后所阴喜也。崔玉贵既知，太后一日不在，则其生命一日不保。而内外上下抱此危惧与之同情者，又指不胜屈。上宫中旧阉，被太后历年杖杀及他调者已略尽，左右近侍皆玉贵徒弟。玉贵恒对其徒叹息曰：“老佛爷活一天我活一天。”其徒有孙敬福者，曰：“师父不用愁，我一个人给他抵偿就结了。”他指皇上也。孙敬福绰号“孙小胖子”，侍太后最得宠。一日皇上宫中，忽得太后恩旨命孙小胖来侍，意甚殷勤。旋有他阉于共宿时，窥见其身藏利刃，互相密告，皆大惧。谓一旦有变，同被死罪。乃共于要路伺李莲英至，环跪曰：“我等皆活不了，求大总管救命。”莲英问何事，经小胖藏刀告之。莲英乃托外间风闻，向玉贵揭破，请其速查。（莲英至此不复顾太后之恨矣。）于是小胖不敢动，此光绪三十三年初夏事也。时瑾妃宫首领太监赵姓，家住沙滩，暮夜介田际云来访余于南池子。余立携二人往寻凤林，相与夜见肃王，密议于东花园三层小楼上，屏去侍者。王曰：“孙小胖子容易劝化。这事凑巧，我明日即有办法，切莫声张。”又数日见王，王欣然得意曰：“孙小胖子业已被我收服，万无一失，因小胖子家欺负邻人成讼，（凡有钱之太监，皆有家在京中。）本系小胖子家理曲，健讼不休。我先不受其请托，今因此事乃命工巡局昧心偏断，令小胖家得直。小胖来谢，我以利害是非劝之。小胖言万无其事，指天誓日而去矣。”是时工巡局兼理京城民事诉讼，而肃王以民政部尚书辖之也。旋闻太后调回小胖。而李莲英屡因他事被责，心知太后忌之，遂以老病乞假家居。而宫中势力，崔更统一矣。
《方家园杂咏纪事》
德宗久病情形
光绪三十四年二三月间，德宗景皇帝久病未愈，早入膏肓。有时肝气大发，愤无所泄，以手扭断某太监顶戴，以足跌翻电气灯。情势日亟，遂有令各省督抚保荐名医之上谕，一时到京者约六七人，公费由内务府发给，每人每月贰百金，各省复私添公费，闻每月有至千金者。每日须入内候旨，下午始能出。内有元和曹智涵郎中□□深为德宗信任。郎中请假回籍，后称疾不至。苏抚私添每月公费贰千金，川资参千金，已收复退回。上海陈莲舫比部囗钧，又最为德宗所深恶，始则批其拟方中有云：“名医伎俩，不过如此，可慨也夫。”继则俟比部方已上呈，袖中出一纸，自开病状，与比部所开脉案全不相同。终则面掷其方于地。比部汗流浃背，不敢仰视，出语他人，谓为生平未有之奇辱。
《苌楚斋三笔》卷6
光绪帝与太后临终之前
一千九百零七年冬及次年春季；即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太后仍康健如常。至四月；太后仍往颐和园过夏，因天气炎热，遂病痢，久而不愈。至西历八月，形容渐改其旧。盖前此虽以七十之高年，而毫不呈衰状者也。然此外亦无大病，精神仍好，言语如昔，仍每日勤劳国政。太后常自言能享高寿，如英之维多利亚。盖维多利亚，乃太后之所常称赞而心慕之者也。有一道士，太后时常召见。其人在太后前，颇见信任，亦预言太后必享高寿，较之前此太后之寿均高。但其言不验，盖太后薨时，其寿实较前此三太后之寿为低也。
一千九百零八年，即光绪三十四年，活佛达赖喇嘛将于秋间来京陛见。太后闻之，甚为高兴。总管李莲英请太后取消此事，言相传活佛与皇帝，若同居一城，必有一人不利。太后言皇帝之病，已知必不能愈，活佛来京与否，无所关涉。至西历七月，太后召医生数人入宫诊视皇上之病。数人中亦有在外国毕业者。此时皇帝气息愈弱，体愈消瘦。医言帝病肾炎。彼等所开之病案，皆疏略不精细，盖为礼制所拘束也。但彼等均确言帝心脉极软弱。时南方报馆，毫无顾忌，昌言此诊病之事，皆系饰人耳目。太后病亟，则帝命亦不保矣。察京中当时议论，谓太后常劝勉皇帝鼓励精神，有顾恤之意，并命帝择放大臣，凡事仍依旧例，有谕旨必示帝阅之。当维新党人王照由外国归，自首投案时，太后问帝应如何处置。此人乃太后以前所欲杀之者也。帝思之良久，言请赦其命。太后曰：“我本意想饶他性命，但想听你的意思何如？我深晓得，你极恨康有为等人，所以我怕你定要办王照的死罪。”盖太后此时，知皇帝已无反对太后意旨之心也。帝病亟，太后戒饬太监，以后帝来请安时，不可使久候于外。又命会议国政时，免帝跪地迎送之礼。有一满洲大员曾目击一事，今述于下：一日，有一御史上一奏。皇帝阅后，谓军机曰：“外头言论，可信的真少。即如我实在有病，奏中则言无病，另有别的缘故。”太后曰：“谁敢说这样乱话，当治以死罪。”皇帝言自觉体气虚弱，太后万寿之期将到，恐怕不能叩贺。太后闻之，深为悯然，谓帝曰：“你保养身体要紧。我望你病好，比叩头重大得多。”帝跪地叩谢太后之言，跪时病发。庆王言可命御医屈永秋入诊。此人曾留学于欧洲者，但当时未曾召入。翌日召医生入。此等医生，皆墨守中国之古法。帝曰：“我心里怔忡不安。”有一医名吕用宾者，答曰：“现在皇上之病，未见十分要紧。请皇上安心。”时太后已病，外间谣言甚多。太后见外间言论激烈，谓与宪政有关，遂决定刻期进行，不再延缓。八月初一日下谕，宣布九年立宪之期，一如日本明治当年之事。盖中国宪政之精神，实仿效日本者也。同时又谕各部厉行新政。
西历九月，袁世凯五旬生辰。时太后居于颐和园，赏赐珍品极多，京朝官员无人不送寿礼者。至西历九月，达赖喇嘛到京，礼制之间，有所争论，遂久未召见。其后议定喇嘛向帝叩头。帝起立，请其坐于旁边藤榻。此事争论极久，达赖心甚不悦，勉强从之。盖达赖自视甚高，不愿叩首也。且达赖带来贡品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