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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好，也是应该的，至少是可以谅解的。
嘲讽是因为恼怒。而恼怒，恰恰证明了未免有情。张中行平铺直叙地讲说故事，但还是藏不住对过往的眷恋，如他描摹初见杨沫的印象：“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前面都是肯定的褒词，“富于感情”却加了一个“像是”，个中情怀，不问可知，对应的是后来的“她先是在新旧间徘徊，很苦，继而新的重量增加，更苦”。说到后来，张中行给这段感情的评价竟是高得惊人，全不像他回忆得那么平淡：“婚事也有花期，是诚而热的互恋之时，最值得珍重，我现在回顾一生，也有这样的花期，仅仅一次，就是我们由相识到共朝夕的前两年，仅仅这两年，是难得忘却的。”显然是感于前而怨于后。张中行是“胡适之的大弟子”，自然讲的是行端品睿，立身方正，不能留世以话柄，有时就像方遯翁写日记，把自己的牢骚让给人去发。《青春之歌》出版后，他的情绪不会不波动，所谓“室中人说是意在丑化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却没有在意”，很难让人相信。
杨沫对这段感情自然也不会泰然。她的方法不同，是对之进行重新书写。在《青春之歌》中，进步落后之争的音量被调到了最大。她强调了林道静爱上余永泽是因为感激救命之恩，当然还有他对自己抗争的赞许和对海涅诗句的熟悉———“啊，多情的骑士，有才华的青年！”她还以全知视角描写余永泽的心理，一开始就是打算占有、羁笼这匹“难驯驭的小马”。为了让后来林余二人的分手显得更自然，杨沫让林道静一直对余永泽的甜言蜜语保持警惕，可是，保持警惕的林道静为什么还是会倒向余永泽的怀抱呢？杨沫实在无法说清楚，所以林道静在恋爱中的性格就显得摇摆而分裂，简直是弱智：前一分钟还在痛斥余永泽“跟你在一块儿就不算寄人篱下？你别老对我讲这些啦，你再说，我真怀疑你是乘人之危……”并且“嘴唇哆嗦着”，“竭力压制自己的愤怒”，而且，她还“忽然发现他原来是个并不漂亮也并不英俊的男子”，可北大学生余永泽一说“我爱你，永远永远地爱你”，道静就“笑了”，听起来像是中了迷药。可是林道静并不是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呀！
在杨沫对这段感情的重新书写中，余永泽是与革命的正面敌人不同的另一个革命的对立面。他象征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余永泽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对生活的幻想：“自立一家说，———学者，———名流，———创造优裕的生活条件”也无可厚非。他的错误也许就在于他在用“五四”的爱情逻辑来读解林道静：“爱可以改变一切，为了爱我们奉献一切”，所以他认为林道静和卢嘉川的交往是“有人在引诱她”，因为“天下只有爱情才能使女人有所改变的”。他满怀着情人的嫉妒来看待林道静和她的“革命”：“啊！在这样清明芬芳的夏夜，她竟和别个男子亲密地约会着、来往着。为了他，竟不要自己的丈夫回自己的家。”
余永泽的直觉并没有错，林道静确实爱上了卢嘉川，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所以她才会将江华作为卢的替代（他们都是她在革命道路上的导师）而接纳为自己的情人。余永泽不懂的是革命时期的爱情逻辑。一方面，革命要求将爱情理智化，千百年强调的忠诚、宽容等等美德只是必须粉碎的可笑禁令，就像白莉苹略带讥讽地对林道静说的：“等着余永泽给你挂节孝牌吧！你还想革命哩，连这么一点芝麻粒大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算得什么？———都不敢革，还说别的？”另一方面，革命是以狂热诱惑狂热，平静的生活、稳定的家庭、与社会的妥协在这里是没有市场的，所以在林道静看来，余永泽这种“自私、平庸、一心只想着自己的生活”的男人如何能够容忍？与余永泽的相处让林道静明白了：
这就是在政治上分歧，不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扰，这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如果说，林道静曾经也接受过余永泽的爱情逻辑，“美丽无边的大海，大海上的明月和银波”曾让她热爱并怀念，那么，她从革命中看到的是热血和火药，是燃烧的青春，这是与余永泽的长袍和马褂格格不入的。杨沫暗示，因为林道静是“黑骨头和白骨头的混合”———她的母亲是被地主逼奸的佃农女儿，所以她会在两种道路徘徊，既不是像余永泽那样归顺“旧”，也不能像卢嘉川那样全心投入“新”。“她既爱将来，又不能忘掉过去。在她的心灵深处，未来和过去是两个相反的互不相容的极端，但却同时在她心里存在着、混淆着。”
余永泽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去理解林道静的爱情逻辑：“他忽然感到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女人。而他应当理解她，原谅她。”为此他将谴责卢嘉川破坏他家庭幸福的信投入了火炉，“好像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业”。对于余永泽来说，这确实非常了不得，因为他试着用一种新的爱情逻辑来推导问题，但没有持续多久，当他想从枪声中寻找林道静时，他被一颗子弹吓回了图书馆。也许是丑化，也许是事实，反正，那样的生活不是余永泽想要的，他最后用更古老的逻辑解释眼前他所不明白的一切：“女人，天下的祸水！……”
据张中行交代，他和杨沫的结合是属于他归纳的“不可忍”那一类，“不可忍”的特征有四：一、一方，甚至双方，想，或已决定，另筑新巢；二、道德修养方面有大分歧；三、政见有大分歧；四、生活习惯有大分歧。张中行说他和杨沫除了道德修养方面外，其他三方面都“宜于分”。那么两人之间，除了进步与落后外，应该还有别的纷争。但按照张中行、余永泽的爱情逻辑，分手以后也是不作兴讲对方坏话的，抒发一下怀恋之情才是“情之正”，所以有了《沙滩的住》末尾叙述走过大丰公寓（张中行和杨沫初见的地点）时的心情，似乎是对那段革命时期的爱情的一个总结：
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依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关于巴金的随想录
“随想录”（或随感录）是个好名字。
帕斯卡尔用它来展示如何做一根会思想的芦苇。陈独秀和鲁迅用它来反击无所不在的黑暗传统。巴金用它来说出一些令人惊异的真话。
它们的共同属性：来自思想的深处，说出一些很明确，却为别人所说不出或不肯说的话。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巴金，一位负载了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的百岁老人？
可曾见过装在摇臂上的摄像机？对于被看的对象，它有时从上看，有时从下看，有时推近，有时摇远。一切视乎表现的需要。
必须仰视巴金。走过两个世纪，他身上沾染了太多的尘埃和沧桑，他也为他的时代奉献了太多的爱。为此我们将他铸成巨大的铜像，以瞻仰来传达巨大的敬意。
必须平视巴金。对于一位作家，最大的尊重，就是重新思考他提出的问题，重新考量他作出的结论，把他真正变成人类智慧阶梯上一块砖石，而非装饰。
必须俯视巴金。我们并无评判的资格，却有后来者的权利。我们有更好的位置可以审视：巴金和他的同代人，走过怎样的道路，有过怎样的挣扎。个人与社会，与历史之间，有着怎样的可能？
谁在阅读巴金？
一位姓程的老人。他和他的兄弟，在巴金刚开始闪耀时发现了他，自此变成了他的忠实读者。他把巴金的《家》列为家庭重点藏书，并在扉页上题：“凡是程氏儿女子孙，空闲时可读读这部《家》。”
一对受命监视巴金的红卫兵。他们在完成任务时，频繁讨论《家》、《春》、《秋》中的一些人物，为那些不幸死亡的青年妇女叹息。“有一天夜里，小的一个红卫兵来迟了，一来就抽抽泣泣不成声。那大的说：‘哪个打你的呀？你说！我喊一队来给你报仇！’这个小的说：‘不是！是鸣凤死了！’———说着又哭起来。大的红卫兵听到鸣凤死了，也跟着哭起来了。”记录这个故事的沙汀说：“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讽刺。”
一名日本的家庭主妇。嶋田恭子毕业于大阪外语大学，嫁人后全职做家务。她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并从巴金的小说中找寻答案。她从香港买来了能找到的所有巴金著作，并冒着风险给巴金写信———那时正是 “文化大革命”中期。这封日本来信给了巴金莫大的鼓励。
一个不知名的提问者。巴金访问巴黎时，在最大的书店弗纳克与读者见面，有一位中年法国人站起来，谈到了他对中国阴阳学说的见解，认为阴阳相互依存相互补充，那么，“巴金先生，您在《家》中描写的那种大家庭就难道没有任何价值吗？”听了译者高行健的传译，巴金回答：他反对那种封建家庭，这种家庭需要彻底清除。中年人还想继续和巴金辩论，却激起了周围巴金热爱者的愤慨。大家制止了他的发问。
《家》据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中被改编成影视剧最多的作品共五次，还不包括话剧和地方戏），而且改编都相对成功。
因为这部作品够简单。一部能够感动各个阶层读者的作品，感情一定要强烈而明确，爱憎分明，立场坚定。
巴金在法国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违背我自己的信念的事情。”他说，他的敌人是“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