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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对于我,他没有“最后”
美国文学艺术院寄来一张照片,是我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E。Salisbury)的合影,摄于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该院为我举办的、欢迎新院士的招待会上。附信上写道,据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夫人莎洛特说,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照片。
事实上,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件事,也是和莎洛特一起为我买一条手工制作的披肩。
可惜他没能亲自把这条披肩送给我,买完披肩从罗德岛回家的路上,他就没了。
我一直不敢写下哈里森过世那些日子的感觉,那些感觉太过尖锐,我在等,等它们变得钝挫所有的疼痛都会过去,人生就是这样无情无义。
今年见到这张照片不再哭泣,知道终于可以纪录那时的种种。
没有用的文字已经太多、太多,但对这样一个人来说,即便是没有用的文字,也应该用来试一试。
哈里森。索尔斯伯里,美国极负盛名的记者和作家,《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客座社论撰稿人。
一九八四年春,将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路,从头到尾走了一遍,之后写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版界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有那么多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算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有哪位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路,如此这般地重新走过一遍;
初任见习记者即因曝光经济萧条几被革职;
二战期间斯大林、莫洛托夫很不满意他从莫斯科发出的报导,几乎将他驱除出境,而《纽约时报》的老编也不中意他的稿子,准备把他开掉;
在报纸上公然预警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即将闹出一场种族大乱,为此,该市不惜重金妄图置他于诽谤罪,结果不幸被他言中;
越战期间深入河内,披露出美军轰击的不仅是军事目标,和平居民同样遭到了“外科手术”式的轰炸以及有关平民伤亡的实况报导,报导轰动了美国和世界,约翰逊及五角大楼立即陷入欺骗公众舆论的尴尬境地。为此,他不但遭受同行的严苛责问、讥讽以及对他职业道德的怀疑,约翰逊也几乎要派一架飞机让《纽约时报》领教一下,何谓真正的“外科手术”轰炸;
第11节:可我还是哀哀地哭了
几乎走遍世界,经历、报道过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世界诸多风云人物关系颇深;
在长达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从未懈怠地恪守了一个记者的职业道德。
。。。。。。。。。。。。
去年七月六号星期二下午,唐棣下班回家之后对我说,“妈,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慢慢走到大都会博物馆,无言地坐在黄昏的暗影里。那时我仍然精神恍惚、不大爱讲话,虽然母亲过世差不多两年了。
唐棣突然小心翼翼地对我说:“妈,告诉你一件事你可要挺住,不要太伤心……”
妈去世后我变得特别胆小,她的话让我不由地缩紧了肩膀、转过张皇的脸,等待着那件需要我“挺住”才能承担的事情。
“下午莎洛特打电话给我,她在电话里对我说'……我不愿意你们从报纸而不是从我这里得知这个消息,昨天,从罗德岛回康州的路上,哈里森去了……如果你们不觉得太困难,我们还是按原计划见面。'”
这里说的是我们和哈里森、莎洛特六月二十三号星期三,在纽约六十二街妇女俱乐部晚餐时定下的计划,七月十三号他们再到纽约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到妇女俱乐部晚餐。
唐棣问:“你行吗?”
莎洛特说:“我喜欢这样。”
唐棣说:“不过我妈会哭的。”
之前,我刚刚对唐棣说过:“姥姥去世前一天,她从沙发出溜到地上的时候,我的眼前一黑。不是昏厥之前的那种黑,而是一块无际的黑幕,在眼前急骤无声地落下,你对它无能为力,只能无奈地被它覆盖……”然后烦恼地转过脸去,看着远处驶来的M1公共汽车,使劲盯着它闪烁的头灯,为的是止住眼里的泪水。我希望自己不再哭泣,唐棣已经为我操了很久的心。
对于莎罗特的电话,这些话可不就像一个前奏?
可我还是哀哀地哭了。
面对我们所爱的人的离去,除了逆来顺受、无可反抗的哭泣,还能怎样?
从大都会博物馆南边的上空,急速地沉降下一片令人窒息的热雾……
第12节:你倒会找凉快的地方
有个黑女人在我椅子背后说些什么,我转过脸去,原来是讨乞的。她看了我一眼,说:“噢,对不起。”赶忙转身走开。
唐棣说:“妈,我之所以带您出来,而不是在家里告诉您这个消息,是因为外面凉快一点,您也许不会觉得那么难过。”
十三天以前,我们还在一起晚餐呢。
六月二十二号,他还参加了美国文学艺术院为欢迎我入院而补办的招待会呢(九二年我因丧母之痛没能到美国来接受荣誉院士的颁赠)。
我站在老窗子前,他走过来对我说:“你倒会找凉快的地方……”。
会上,文学艺术院主席还请他发表了关于我的评介。
那天他安静得过分,很少说话,只是倾听……我和他也没有太多的交谈,心想反正第二天我们要在一起吃饭,不必着忙、有的是谈话的时间。
第二天哈里森夫妇请我和唐棣在六十二街的妇女俱乐部晚餐,我送莎洛特一条游弋于深浅银灰间的丝质头巾,哈里森安静地揉了揉那条头巾,说:“很雅致的色调。”
他的安静里有一种渐行渐远、让人无法留住的绝望,不,不是安静,而是力不从心,像妈去世前的那些天一样,万事提不起一点兴致。
一种不祥之感,慢慢地将我攥进了它的手心。
我也看出莎洛特为鼓动哈里森的兴致所做的努力,想必她早就看出这些。
她问我:“给哈里森什么?”
我说:“鲜花。”那是两束或白瓣绿心儿或绿瓣嫩黄心儿的小菊花。
莎洛特没怎么吃饭,而是一味地在椅子上转来转去。刚结束一个故事,又说她看见青年时代的男朋友了,她得过去寒暄几句。在她过去寒暄的时候,哈里森一直注意着她的动向。
回到座位上,她又笑着说那其实并不是她青年时代的男友,她不过是在开玩笑。可哈里森还是不时回过头去,对那男人望了又望。这可能正是莎洛特的期望?
不知不觉,我也开始找些轻描淡写的话题。“哈里森,记得你从前写给我的信吗,你写到童年在宾西法尼亚的生活,真是很美的散文,为什么不写下去呢?”
第13节:那条老狗还好吗
他说:“我正在整理。”我听出他的勉强。心想,哈里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又说:“你用的还是那台老雷明顿打字机吗?”
这时他才提起一点兴致。“噢,你还记得它……”
接着我就弄巧成拙:“那条老狗还好吗?”
莎洛特说:“去年死了,它生下来就有问题,老跑医院。”
我懊悔不已,生怕这个话题使哈里森伤感。
分别的时候,莎洛特在我脸上吻得很重、很深,我也深吻了她,多少心事,都在我们这深深的一吻中作了交流。
我不舍地望着他们在风中远去的背影,心里有莫明的忧伤,不由地对唐棣说:“希望明年再来美国的时候,我还能见到哈里森。”可心里玄玄地想,可能、说不定哪个刹那,我就看不见他了。在母亲过世的那场大难之后,我似乎能听到别人无法听到的、死亡的脚步。
没想到十三天后我的预感果然成真!
七月八号,哈里森去世的消息见报。报上发表了他的两幅照片。我想报纸老编很会选,这两张照片可以说是概括了他一生的主要经历。一张是三十年代在克里姆林宫前,一张是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间在天安门广场。面对他那份不变的共运情结,我为他深感难以名状的尴尬。
回国后我辗转请求哈里森的一位“生前好友”,能否在他担纲、一个为团结“国际友好人士”设置的组织里,给哈里森一个纪念性的位置,一了他的共运情结。可我遭到了拒绝,原因是哈里森最后那本关于中国、关于“六四”的书,将他对中国的全部热爱一笔抵消。看来,那不过是哈里森一厢情愿的好友。
我把这张报纸留了起来,准备和他送我的、“六四”期间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那张照片,并镶在一个镜框里。
七月十一号晚上,唐棣正好倒客厅里去,电话铃响了,是莎洛特的电话。她说:“我刚刚寄出了我和哈里森给你妈妈买的小毯子,可以盖在腿上,也可以当披肩,因为北京的冬天很冷……小毯子的颜色是哈里森选的,他认为那个颜色对张洁很合适……他说,那是我的眼睛的颜色,也是他的眼睛的颜色……如天边的远云。”
第14节:我还得活下去…
而我正在卧室回想八四年美国作家代表团到达北京那一天,我到机场去接他们的情景,历历在目地看见哈里森向我走来。与莎洛特的电话如此巧合,真是奇怪。
七月十三号,我们按十三天前哈里森在世的计划,一同去吃晚饭,但不能再在六十二街的妇女俱乐部了。
莎洛特不哭,她说:“本来是说和哈里森一起来的,可是没有他了,不过今天也不错……”
“哈里森去的很快,当时,我一面开车一面对他说:'咱们家的冰箱里不知道还有没有吃的?还有鸡蛋吧?'只听见哈里森含糊地说了一句什么,我的听力不好,以为自己没听清楚,又问了一句:'什么?'可是没有听见他的回答。我侧过头去看看坐在一旁的他,只见他的眼睛望着天空,头仰靠在车座的靠背上,然后往我的肩上一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