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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应该是某种真菌或真核生物。紧密而卷曲的细丝从墙上生长出来，带着泥土气息，还透出一丝淡淡的腐败蜂蜜味儿。这片微型森林轻轻摇曳，几乎难以察觉，就像海草在缓和的洋流中飘荡。
在此微生态系统中还有其他生物。它们大多呈半透明状，形似微小的手掌，掌根埋在绿色细丝之间，若隐若现。这些“手”的手指顶端，长着金色的结节。我愚蠢地凑到近前，就好像不曾经历过这许多个月的生存训练，也从未研习过生物学。就好像受到蛊惑，以为这些词句就是为了给人读的。
我很不走运——或者说很走运？由于受到气流扰动，手掌顶端的一个结节选择在此时爆裂开来，喷射出一小簇金色的孢子。我赶紧回撤，但感觉已经有东西钻进了鼻腔，腐败蜂蜜的气味儿在短促的瞬间陡然增强。
惊吓之下，我继续后退，心中暗自爆出一串勘测员惯用的咒骂。我的自然本能总是试图隐瞒。我已经在设想，若是将自己受到感染的情况告诉整个团队，心理学家会作何反应。
最后，我深吸一口气，以控制住语调，然后说道：“是某种真菌。这些字母由菌类子实体构成。”谁知道是否正确？这只是最像答案的说法。
我的嗓音一定比真实的思绪要平静，因为她们的反应中并无犹疑。听她们的语气，也不像是看见孢子喷射到我脸上。我靠得太近，而孢子十分细小，毫不起眼。我将孕育出死亡的种籽。
“文字？由真菌构成？”勘测员傻傻地重复我的话。
“在有记载的人类语言中，没有用这种方法书写的，”人类学家说，“有哪种动物是这样交流的吗？”
我忍不住笑出声。“不，没有哪种动物是这样交流的。”即使有，我当时也没想起来，事实上，我一直都没想出来过。
“你是开玩笑吧？这是个玩笑，对吗？”勘测员说道。看她的姿态，像是要走下来证明我说错了，但她站在原地没动。
“菌类子实体，”我神情恍惚地答道，“构成了文字。”
我平静下来。同时，我感觉无法呼吸，或不愿呼吸，这显然是心理而非生理上的问题。我没发现任何生理变化，而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无关紧要。我明白，对于如此陌生奇特的东西，即使回到营地也不太可能有解毒剂。
首先，我试图消化理解这些信息，但发现它们令我动弹不得。这些文字由某种我不认识的共生菌类子实体构成。其次，文字上散出的孢子粉尘意味着，越往塔底走，空气中潜在的污染就越多。真有必要将这些信息告诉其他人吗？那只会让她们担忧。我断定，没有必要。也许有点自私。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带着合适的装备回来之前，必须让她们避免直接暴露于污染中。进一步的评估需依赖于环境与生物因素，然而，对于这些因素，我越来越确信，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
我走上楼梯，回到平台。勘测员和人类学家似乎期待我可以提供更多信息。人类学家尤其焦躁不安，她的视线不断移来移去，就是无法静止。我或许可以编造信息，让她中断无休止的搜寻。但这些字荒谬而令人难以置信，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宁愿那文字是某种未知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样还能少一点谜团。
“我们应该回上面去。”我说道。我如此建议并非因为这是最佳行动方案，而是想减少她们暴露在孢子中的机会，直到可以看出它们对我有何长期影响。我也相信，假如留在此处，我可能会有回身走下楼梯继续读那文字的冲动，她们将被迫强行阻止我，然后我也不知自己会怎样。
她们俩并无异议。但随着我们向上攀爬，尽管身处封闭空间，我却感觉一阵晕眩，短暂的一瞬间似有一种恐慌感，仿佛墙壁忽然变得有点像肉质，而我们是在一头怪兽的食道里行进。
我告知心理学家我们所见到的状况，并背诵部分文字，一开始，她反应古怪，一动不动，显得相当专注，然后，她决定下去看一看那些字。我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该警告她不要去。最后我说道：“只能站在楼梯顶端观察。我们不知道那里是否有毒。下次回来时，应该戴上呼吸面具。”上一批勘探队至少留下了面具给我们，封装在一个箱子里。
“停顿并非有说服力的分析？”她凝神注视着我说。我感觉浑身一阵麻痒，但没有开口，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其他人似乎都没察觉到她在说话。后来我才意识到，心理学家试图诱导我单独进入催眠状态。
我的反应显然落在她期待的范围之内，因为她爬下了楼梯，留下我们在地面上焦躁不安地等待。她要是不回来我们该怎么办？我感到一阵强烈的责任感。她或许会跟我一样，想要继续读下去，并且付诸行动，这一想法让我十分焦虑。我不知道那些文字的含义，但我希望它们是有意义的，好让我消除疑惑，也让我的所有疑问都能找到合理答案。这些思绪令我的注意力分散，不再惦记孢子对身体的影响。
幸好另外两人在等待时并无谈话的愿望，而且仅十五分钟过后，心理学家便笨拙地从楼梯井里爬了上来，一边眨着眼调节视力，一边走入明亮的光线。
“很有趣，”她站在我们面前平淡地说，同时掸去衣服上的蛛网，“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她似乎还有话要说，但决定不再讲下去。
她的话近乎愚钝；显然我并非唯一作出此种评估的人。
“有趣？”人类学家说，“自从有史以来，世界上从来都没人见过这样的东西。从来没有。你就只是说它有趣？”她看上去就像要歇斯底里大发作。而勘测员只是注视着她俩，仿佛她们才是奇异的生物体。
“需要我帮你平静下来吗？”心理学家问道。面对她冷硬的语调，人类学家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句，然后凝视着地面。
我趁着沉默的间隙提出建议：“我们需要时间思考，也需要时间决定下一步行动。”当然，我的意思是，我需要时间观察吸入的孢子会产生多严重的影响，是否需要供认。
“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勘测员说。我觉得所有人当中，她心里最清楚我们所见到的这些意味着什么：此刻我们或许正活在噩梦之中。但心理学家并不理会她，反而支持我的观点，“我们的确需要时间。今天接下来应该按原计划行事。”
于是我们回到营地吃午饭，然后集中精力“正常行事”，而我继续留意着自己身体的变化。此刻有没有感觉太冷或太热？膝盖上的疼痛是过去野外考察的旧伤还是新产生的？我甚至检查那黑色监测盒，但它依然毫无动静。我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随着众人在营地附近采集样本，测量数据——仿佛跑得太远会受到那座塔的控制——我渐渐放松下来，告诉自己那孢子没什么影响……尽管我也知道，有些物种的潜伏期可达数月乃至数年。不过我猜想，至少在未来几天里，我应该是安全的。
勘测员专注于在上级给我们的地图上添加各种细节。而人类学家跑到四分之一英里外，去查看几栋残破的小屋。心理学家留在自己帐篷里写日志，也许是在汇报周围的人有多愚蠢，也许只是逐时逐刻地详细记录上午的发现。
至于我，则是花了一小时观察一只红绿相间的小树蛙。它躲在一片又宽又厚的树叶后面。然后我又花了一小时追踪一只闪烁着虹彩的黑蜻蜓。它不该存在于海平面的高度。余下的时间，我爬在一颗松树上，用望远镜观察海岸与灯塔。我喜欢攀爬，也喜欢海洋。我发现，凝视海洋具有宁神的作用。此处的空气如此清爽新鲜，而边界另一侧的世界则是摩登时代的常态：肮脏，疲惫，充满瑕疵，凋零衰落，矛盾重重。以前在那边时，我一直有种感觉，我的工作只不过是徒劳地企图挽救我们自己。
X区域的生物圈物种丰富，这表现在鸟类的数量众多，从鸣禽到啄木鸟，到鸬鹚与黑鹭，等等。我也能略微看见一点盐水沼泽，我将注意力移向那里，得到的回报是短暂地看到一对水獭。有一次，它们抬头观望，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它们似乎能看见我在观察。这是我在野外常有的感觉：事物并非如表面所见的那样。我必须努力克服，因为它会破坏我的科学客观性。芦苇丛里有东西在移动，脚步笨拙沉重，但它距离灯塔更近，隐蔽得也更好。我无法分辨那是什么，过了一阵，植被不再受到扰动，我彻底丢失了它的踪迹。我猜那也是一头野猪，因为它们是游泳好手，而且选择栖息环境跟食谱一样，兼容并蓄。
总体来说，直到日暮时分，这种让大家有事可做的策略起到了稳定情绪的作用，紧张的气氛有所缓解。晚餐时，我们甚至还稍稍开起了玩笑。“我希望能知道你在想什么。”人类学家对我坦言，而我回答：“不，最好不要。”由此而引发的一阵笑声让我很惊讶。我的脑袋里不需要她们的声音，也不想了解她们对我的看法，还有她们各自的故事与困扰。为什么她们想了解我的呢？
不过，假如我们之间能建立起一点友谊与信任，即使无法维持长久，我倒是也不介意。心理学家允许我们从酒类储备中取出一些啤酒，这让大家放松下来，我甚至笨拙地表示，等到任务结束，可以保持一点联络。此时，我已不再监视自己的生理与心理是否因孢子而产生变化，我还发现自己跟勘测员相处得比想象中要好。我仍然不太喜欢人类学家，但多半是出于任务的原因，跟她对我说的话无关。我的感觉是，一旦到了野外，就像有些运动员训练时的表现要好过竞赛，迄今为止，她展示出的精神力量不够坚强。不过话说回来，志愿参与此次任务本身就已说明了一定问题。
黄昏过后，沼泽里又传来每晚都出现的叫声，我们围坐在火堆旁，一开始还醉醺醺地回应那呼叫，仿佛故作英勇。如今，与地下塔相比，沼泽里的这头野兽就像是老朋友。大家都很有信心，最终将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