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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开始意识到，无论是什么样的势力占据了X区域，假如你真要与之对抗，只有靠游击战术。你必须融入环境，或者像蓟草编年史的书写者那样，假装它并不存在，拖得越久越好。承认其存在，或试图赋予其名字，可能就会让它乘虚而入。（或许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一直把自己体内的变化称作“光亮感”，因为假如对这种状态研究得太仔细——在我对其尚无控制能力时，便以实测的方式度量——会让它变得过于真实。）
此刻，我开始恐慌，因为眼前剩余的日志数量庞大。于是，我进一步缩小范围：只寻找与塔墙上相同，或语气相近的词句。我采取更直接的手段，踏入纸山中间，而头顶那方光亮证明了这并非我的全部存在，让我感觉安心。我像老鼠和蠹虫一样在纸堆里乱钻，将胳膊探进去随意抓取。有时我会失去平衡，埋在纸堆里翻滚挣扎，鼻孔中充满腐烂的气味，甚至舌头上也能尝到。当我专注于这狂乱而徒劳的行动时，心中却很明白，如果上面有人在看的话，我一定像个疯子。
然而，我在许多日志中都找到了目标，数量超过预期，通常是开始的那句：出自罪孽者之手的扼杀之果既已在此我将孕育出死亡的种籽与蠕虫分享……与周围文本并无联系，往往以潦草的页边注释形式出现。有一次，在一份记录中，我发现它也曾出现于灯塔的墙上。“我们迅速将它擦洗掉”，但没有给出理由。还有一次，我看到有人用纤细的字体写道，“日志里的文字仿佛出自《旧约》，只是我不记得有这样的篇章”。那一定是指爬行者写的吧？……与蠕虫共享且在黑暗中聚集以其生命之力包围世界……然而我无法从这一切中获得任何进展，无法了解这是谁人所为，原因何在。我们身处黑暗之中，不明就里，只是在那堆日志里胡乱涂鸦，如果说我有感受到前任队员的压力，那就是在此时此地，而且完全迷失于其中。
终于，我发现自己再也难以忍受，再也无法继续，甚至不能完成那串动作。太多信息以太特异的形式呈现。我可以在这里搜索多年，却依然难以揭开关键的秘密，而思维只会陷入无限循环：这地方存在已有多久，什么人首先将日志留在此处，为何其他人也予以效仿，直到成为一种势不可挡、根深蒂固的仪式。这是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共同宿命？而我自认为可以确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一部分勘探队员或勘探队的日志消失了，记录并不完整。
我也明白，我必须在天黑前赶回大本营，不然就得留在灯塔里。我不想在黑暗中行走，而且如果我不回去，勘测员难保不会丢下我，独自尝试穿越回边界另一侧。
此刻，我决定再试最后一次。我费了好大劲才爬到垃圾堆顶端，在此过程中尽可能小心不让日记本滑落。我脚下是一头翻腾的怪兽，就像外面沙丘上的沙子，不愿驯服地任我踩踏，而是企图对抗。但我还是爬了上去。
正如我所料，纸堆顶端的日记本是最新的，我很快就找到了我丈夫那支勘探队成员所写的日志。尽管胃里阵阵抽搐，我依然继续搜寻，心中明白那必然的结果。事实证明我想的没错，甚至比预期的还要容易：我丈夫的日记本通过干涸的血液或其他不明物质粘在另一本日记背后，其中自信有力的笔迹与生日卡，以及冰箱、购物单上的留言相一致，我十分熟悉。幽灵鸟在一堆神秘莫测的幽灵中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幽灵。然而我并没有迫切想要阅读其中的记录，就好像他的死亡锁起了这本私密日记，而我却将它偷盗出来。我知道这是愚蠢的想法。他从来就只希望我能对他畅所欲言，所以他自己总是任由我研究观察。但是如今，我的观察只限于这本搜寻到的日记，也许永远仅止于此。面对这一事实，我感到难以忍受。
此刻我还很难下决心去读丈夫的日志，但也克制住将其扔回纸堆的冲动，并把它跟准备带回大本营的另几本日记收到一起。我还拿了心理学家的两把枪，然后从那鬼地方爬了上来。她的其余补给品我暂时没动。在灯塔里储存一点物资或许会有用。
当我从底下钻出来时，天色比想象的要迟，已经趋向傍晚，天空呈现出深暗的琥珀色。海面上闪烁着光芒，但此地的美景已无法再欺骗我。多年来，活生生的人不断涌入此处，自愿接受放逐，或更为悲惨的命运。这一切背后，是无数令人惊心的绝望挣扎。为什么不停地派人？为什么总是有人愿意来？谎言如此之多，而面对真相的能力又如此薄弱。虽然我自己尚未发狂，但我猜X区域会使人丧失心智。一句歌词反复出现在我脑中：这一切无用的知识。
在那地方待了这么久，我需要新鲜空气，需要吹一吹风。我把搬上来的物品扔到椅子上，打开移门，走到外面的环形平台上。平台周围有一圈栏杆。风拉扯着我的衣衫，也拍打着我的脸。突如其来的寒意令我头脑清晰，而四周的景色效果更佳。我可以永远在此观望。但片刻之后，某种本能或预感驱使我往下看，越过残存的防御墙，望向海滩。即使从这个角度，一部分沙滩还是被沙丘的弧线和高墙给挡住了。
隐藏的区域里伸出一只脚，连着腿的末端，躺在被扰乱的沙地里。我将望远镜对准那只脚。它一动不动，裤腿和靴子都很熟悉，鞋带的双重结系得整整齐齐。我紧紧抓住栏杆，以抵御晕眩。我认识靴子的主人。
是心理学家。
04浸渍
我对心理学家的了解全都来自训练时的观察。她既是上层主管，也是听取我们坦白的人。只不过我没什么可坦白的。在催眠状态下我也许话比较多，但在普通的对谈中，我极少主动坦言。这类谈话是我们成为勘探队员时需接受的条件之一。
“跟我讲讲你的父母。他们怎么样？”她以经典的开场白问道。
“很普通。”我一边回答，一边试图展露微笑，而心里想的却是冷漠、疏远、不切实际、喜怒无常、毫无用处。
“你母亲酗酒，是吗？你父亲差不多是个……骗子？”
这简直就是侮辱，而不仅仅是分析，我差点儿露出缺乏自控的表现。我近乎抗议地声明：“我母亲是艺术家，我父亲是商人。”
“你最早的记忆是什么？”
“早餐。”至今仍保存着的一只小狗填充玩具。用放大镜观察蚁狮的洞穴。亲吻一名男孩，让他脱下我的衣服，只因我太愚蠢。掉进水池，磕破脑袋，结果在急诊室缝了五针，也导致了对溺水的永久恐惧。同样是在急诊室，母亲饮酒过度，然后是将近一年的缓和节制期。
所有答案中，“早餐”最为让她恼火。我可以看出，她竭力克制嘴角下撇的趋势，体态僵硬，眼神冷峻，但她仍控制住自己。
“你的童年是否快乐？”
“很普通。”我答道。有一回，母亲尤其精神恍惚，把橙汁错当成牛奶倒进我的麦片。父亲总是紧张不安地唠叨，这使得他看上去永远充满负疚感。我们在海滩边的廉价汽车旅馆渡假，母亲最终哭泣起来，因为必须回到经济拮据的正常生活，只不过我们其实从未离开过这种生活。汽车里有种末日将至的感觉。
“你和其他亲戚关系如何？”
“还可以。”二十岁时收到的生日贺卡就像是给五岁小孩的。隔上好几年才拜访一次。慈蔼的祖父有着长长的黄指甲，嗓音就像一头熊。祖母常常说教信仰与勤俭的价值。他们叫什么名字来着？
“你对成为团队的一员有何感受？”
“很好。我经常参与团队。”但“参与”的意思，是指缩在一边。
“你曾经有几次被迫退出野外考察任务。愿意告诉我原因吗？”
她知道原因，于是我又耸耸肩，闭口不言。
“你同意加入勘探任务，仅仅是因为你丈夫吗？”
“你和丈夫关系有多亲密？”
“你们多久吵一次架？为什么吵？”
“他刚回到家时，你为什么没有立即打电话给官方机构。”
从职业层面讲，这些谈话显然让心理学家感到很困扰，她一直以来接受的训练，就是要鼓励病人透露个人信息，从而建立信任，然后再剖析更深层的问题。但从另一个层面，我却完全难以理解，她似乎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你不依赖于外界。”有一次她曾说道，但并非贬损的意味。等我们越过边界，朝向大本营走了两天之后，我才意识到，也许正是那些她从精神病学角度并不赞同的特质，使得我适合于勘探任务。
此刻，她孤身一人背靠着沙堆，颓软地坐在墙壁阴影里，一条腿向外伸出，另一条腿压在身下。从她的状态和撞击的结果来看，她要么是从灯塔顶端跳了下来，要么是被推下来的。她坠落时多半没能避开那道墙，在那上面撞伤了。当我逐一翻查日志时，她就在这里躺了几个小时。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她怎么可能还活着。
我跪倒在她身边，她的外衣和衬衫沾满了血，但她仍在呼吸，睁眼望着海洋。她左手握着枪，左臂向外伸展。我轻轻取走武器，并将其扔到一边，以防万一。
心理学家似乎并未察觉我的存在。我轻轻触碰她宽阔的肩膀，她发出一声尖叫，猛然倒向另一侧，我吃了一惊，向后退开。
“湮灭！”她朝着我嘶喊，手臂胡乱挥舞，“湮灭！湮灭！”随着她的不断重复，这个词的意义似乎越来越模糊，而她的呼号就像一只折翼的鸟。
“是我，生物学家。”尽管她让我受到惊吓，我的语气依然平静。
“是你，”她喘着气咯咯笑道，仿佛我的话很滑稽，“是你。”
当我把她再次扶起来时，听见吱吱嘎嘎的摩擦声，我意识到，她的大部分肋骨可能都断了。隔着外衣，她的左臂和左肩感觉像海绵一样。黑色的血从胃部周围渗出，她一只手本能地按着那里。我能闻到她尿在了裤子里。
“你还在啊，”她的语气有些惊讶，“但我已经杀了你，不是吗？”她的声音就像刚从梦里醒来，或正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