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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窝阔台死了，死在了赵诚的手中，无人再能够让察合台俯首听命，他乘机控制了河中地区的统治权，当地的官员及少量驻军也不得不听他的号令行事。察合台打着要打仗的名义，提前预支了三年的赋税。而实际上，这里的税收早就包给了少数商人，因此许多人不得不倾家荡产，尤其是并无多少财产的普通人。精壮的男子都必须在明年春天从军，加入蒙古人的战车，就是年老的人也要承担着杂役。外地来的商人在交纳了翻了数倍的税金后，还必须面临官吏的勒索。
撒马儿干城依旧宏伟，这座一度遭受战火洗礼的城市，好不容易恢复了昔日丝绸之路中转城市钻石般的荣光，今天又一次黯淡无光起来。
“咣、咣！”撒马儿干城的东门被一队蒙古军驱赶着百姓推倒在地，一片狼藉。
这座东城门，名字叫“中国门”，这意味着商人们可以经过这座通向东方的城门，获取无数的商业利益。当十多年前赵诚从蒙古人的手中接过这座奄奄一息的城市后，曾重修这座“中国门”，今天又被推倒了，赵诚亲书的三个汉字被断垣残壁及扬起的尘土掩埋了。
“咣、咣！”城内最大的清真寺…………大礼拜寺前的宗教自由碑也被砸倒在地，变成了无数个碎片。
因为上面写着赵诚的名字。蒙古人疯狂地寻找着一切与赵诚有关的事物，然后捣毁，再捣毁。他们只能捣毁一切地上静止的事物，却抹去不了桃花石人赵诚在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人们盯着扬长而去的蒙古兵，不禁握紧拳头，心中如春天乌浒水的河水一般汹涌澎湃。
这一切都源于从东方逃回的工匠们所带来的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曾被蒙古人抓去修建可汗的宫殿，自以为此生无法再回到家乡，再也无法看到西方宏伟的清真寺，能逃出蒙古让他们欣喜若狂。人们怀着无比兴奋又无比复杂的心情私下议论着那个桃花人的功绩与伟大的同时，一些人被蒙古驻军砍了头，那个桃花石人成了公开场合的禁忌。
“桃花石总督真正成了一位桃花石汗，东方与中国之王，一位英明、仁慈的令人爱戴的君主，他似乎得到了先知的启发。”人们仍在私下里传递着消息。
突厥人在传颂着：我们突厥人的骄傲，伟大杰出的帖木儿…灭里将军，仍然活着，他成了东方桃花石汗的手下忠诚的将军，正在东方与蒙古人英勇顽强地交战。
花剌子模人和康里人也在流传着：我们被异教徒蒙古人掳走的太后秃儿罕，已经成了桃花石汗的战利品，从蒙古草原逃回来的工匠们说，桃花石汗亲口要求我们花剌子模人将自己的太后接回去。
乌浒水南岸呼罗珊人却回想起十多年前最惨痛的伤疤，他们很乐意听到东方传来的消息，蒙古人似乎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宗教领袖瓦希德丁…不申扎老了，长年的宗教修养让他习惯于波澜不惊。当年铁木真意气风发询问未来世人将如何传颂他的名声时，瓦希德丁说：“今后将无人记得您的名声，因为您已经将您的人民杀光了。”
瓦希德丁站在清真寺前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十多年以前。任何宗教修养也不能让他再平静下去。他以为自己只要对外来的统治者有一颗恭顺的心，就万事大吉了，他似乎头一次发现自己实在太过软弱。他谦卑，却只能在清真寺内得到教民的尊敬，他低头，却被别人骑在他的头上。
这里的人们得过且过，软弱无力。他们醉心于商业利益，害怕拿起武器，蒙古人尚未出鞘的刀就让他们瑟瑟发拌。他们可以去清真寺井然有序地做礼拜，却对反叛这件事像无头的苍蝇。一如蒙古人第一次到来时那样，如同一片散沙。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瓦希德丁对自己说道。注：当时的黄河夺淮入海，故济南应在黄河北边。历史上黄河改道有自然因素，但也有人为原因，当时的历史先是宋人1128年为阻止金军南下决黄河，合泗入淮；1234年蒙古军决黄河以灌宋军，分而为三。最后是193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花园口决黄河以阻日军，大部河水由贾鲁河入颜河，由顾河入淮，少部分由涡河入淮。至民国36年（1947年）3月15日堵复花园口决口，大河终复回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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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冬至㈠
赵诚在忙着整军。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然而河西民风剽悍，儿郎好勇争胜，官府又不遗余力地为那些跟随国王出征的豪杰们歌功颂德，激发了儿郎踊跃从军热情。叶三郎、张士达、凌去非、西壁辉、郭侃、曹纲等等一大批年轻将校，成为年轻人的偶像。
而赵诚毫无保留地重赏，让许多人一夜从赤贫变成或大或小的富人，即使那些不幸战死之人，他们的亲属们也得到很好的照顾。这让有志于从军的年轻人们眼热不已，中兴府外的英雄冢成为无数人前去瞻仰祭拜的胜地。
在赵诚的心目中，最理想的军队是招募来的职业化军队。这种募军制，可以让军卒脱离耕牧生产，在伍的年限可以至少连续十五年以上，成为国家的常备军，就会有充分的训练，作战技巧与经验就会较高，年纪大了也可转为平民，从事生产。但是这种募军制必然会给国家的财力造成巨大的负担，管理不当就如宋国的军队那样。
赵诚召王敬诚、耶律楚材和高智耀三人问对。何进、铁穆等武官皆在外，不是帮助卫慕练兵，就是冒着严寒巡防边关，没有人敢对边防掉以轻心。
“宋国立国之初时，军不满二十万，宋太祖末年，已增至三十七万。太宗末年，增至六十六万。至真宗末年，增至九十一万。仁宗时，西夏起兵，又增至一百二十五。这是因为宋国朝廷每逢水旱来临，就以将灾民招入军队，以此将乱民暴动消弥于无形。”耶律楚材道，“本是仁政。但如此一来，朝廷养兵，越来越多，以至于不得不敛赋，乃至于王安石当政时不得不裁员。安石公虽有破釜沉舟之勇气，然其所行之保甲法，其立意虽好，然若所得非人。又无甚监督，民间保伍之长借机欺压百姓，朝廷的主张也就如一纸空文，既未达强兵之目的，亦让百姓反受其害。”
“臣以为，宋国兵制之弊并不在于是否是募军还是如唐时的府兵制，而在于朝廷的管军之法和番戍之制。宋国朝廷为防武夫乱国，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每逢边事。禁军外调，士卒居其地不久，既不熟悉其地利，又不堪边地天寒地冻。况且禁军番戍，道途之费，几等于三年一征。”中书令王敬诚补充道，“如此之兵，岂能一战？如此之费，朝廷岂能负担？”
右丞相高智耀道：“前朝白高夏国能于辽、金、宋环立之中立国，大率赖于军事。全民皆兵，一家号一帐，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又每一正军又有负担一个为一抄。元昊时国势强胜。对外用兵，接连大胜。然后来亦属穷兵黩武，因全民皆兵，皇帝因战事旷日持久，纵是农忙时亦每每点集，百姓无暇耕牧，国力日衰。此前车之鉴也！”
“可是依今日内外情势。我大秦国以武立国，既要有可战之兵，又勿让百姓疲惫才是二全之计。”赵诚道，“全民皆兵，不适于我朝，草原上的国家才会如此。但强敌在侧，以国境之广让孤忧心忡忡。”
“百姓向朝廷交租纳粮。本是天经地义地事情。出丁为国征战亦属本份。”王敬诚道，“今我朝百姓战意炽烈。俱有为国主誓死效忠之豪情，又深知为国从军即是保家卫民。国主眼下手中有两万上过战场的贺兰军，宋平、郑奇、郭德海各率一部驻守在外，卫慕将军在玉门关练兵，又得五万新兵。依臣拙见，我朝兵制既可行府兵制，又可行募兵制，两者并行。”
“从之有何主张？”赵诚问道。
“朝廷授田于百姓，百姓承担赋税和兵役，一如唐时所行的府兵制。府兵之制，平时耕以自养，朝廷一无养兵之费，而有多兵之用，只需提供兵士口粮、兵甲；兵士皆出于耕田之家，非无业之游民，一旦遣散，不致于无家可归酿成祸事；三者，因为兵士非是将帅私人，因为将帅不可拥兵自重。”王敬诚道。
“这个与我朝眼下的情景何其相似。”赵诚点头道，“孤虽喜雄兵百万，但却无养军之财，朝廷是养不起百万大军的，我朝行府兵制为好。”
“唐时府兵之制虽好，然其存在之时，朝廷并无用时，因唐皇征外，多用蕃军。及至均田制崩坏，府兵制名存实无，武官不得升迁之门，民又视其为厮役，兵员枯竭。致使安史之乱时，国无可用之兵，安禄山因而可以直趋长安，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耶律楚材道。
“但眼下我朝却是行府兵制之时，这大约是因为我朝刚立之故，既有田之授，又因朝廷正是用兵之时。”高智耀建议道，“国主不如行府兵制，朝廷可以从每户中挑选弓马技艺佳优者士从军，戍守疆土及腹地城池。而募军则常年征战在外，外军外战，内军内战！”
“如今百姓从军踊跃，朝廷虽对此极喜，但依臣拙见，国主不可全都招入军中，一来所费粮草银钱甚多，二来有的百姓家中只有一丁，却因为国主厚赏军士而神往，此风不可助长也。否则田地无人耕种，百姓不事生产，无异于穷兵黩武也！”耶律楚材道，“国主以往征兵时，不分百姓家中丁口几何，自是因为非常之时，百姓户口极少，国主不得以征召之。今日国朝初立，新拓之地百姓户口增长不下七八倍，若还是不分百姓家中丁口多少，悉数征召之，臣恐良田闲置。”
“寻常一男子，凭己之力不过可力耕田地四十亩。若是从军，家中纵是良田万亩，也于民于国无用。”王敬诚感叹道，“昔日，国主事行权宜，今日万万不可自夸可用之兵极多也！”
耶律楚材与王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