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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奈侍猓阂痪褪谴逯形奕耍痪褪谴逯形耷薄Ｋ�1929年从广州北上，游历考察了江苏昆山徐公桥、河北定县翟城村以及山西太原等地的乡村必进运动。他发现村长问题是各处所共同困扰的一个难题。他在考察记中写道：“象今天这世界，还有什么人在村里呢？有钱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或者租界，……有能力的人亦不在乡间了，因为乡村内养不住他，他亦不甘心埋没在沙漠一般的乡村，早出来了。最后可以说，好人亦不住乡村里了。”这里，梁漱溟所谓的“好人”到底指哪些人，不详所指。而有钱人和有能力的人相继离开乡村后，乡村人口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贫弱无助的穷人，一类是游手好闲，作恶乡里的流氓地痞。其结果，乡村教育日趋退化，乡村自治日趋衰败，乡村宗族组织逐渐萎缩，与此同时，土豪恶霸等乡村边缘势力乘机崛起。
四、民国时期绅权的社会构成
在20世纪以前，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国家各级官僚的选拔体制，也是基层地方社会精英赖以产生的主要途径。国家通过科举制度，利用儒家规范性意识形态，将官僚集团与绅士集团统摄于共同的国家统治目标之下。科举停废后，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未能建立。官僚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作官不复要求统一资格，仕途从此杂滥。与此同时，基层社会精英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蜕变。科举之时，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绅士地位，为跻身于地方精英之列的一条主要途径。科举一去，“绅”的正规来源断绝。民国时期虽然还有“绅”的称谓，但与传统士绅不同，不再以“功名”身份获取社会地位。分析民国时期“绅”的社会构成，除了少数前清遗留下来的一批举贡老爷外，多为民国时期的“新贵”。那么，民国时期跻身于地方“绅士”行列的“新贵”，其来源如何？下面列举的几个个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民国初年湖北襄阳县东津镇的三位“新乡绅”
王殿甲，原是江湖会里的大爷，辛亥革命时期是个革命党人，当过营一级的军官，以后回到家乡，成为东津镇的绅士，和其他绅士一起处理镇上的大小事情。
樊德斋，木场学徒和木材商人出身，读书识字甚少。辛亥革命时，通过江湖会当上了地方保卫团团总、区长，依靠经济和政治势力而成为东津镇的大绅士。
宋德山，原本是乡镇上的一个二流子，辛亥革命时，曾当过一个相当于连长一级的队官，这样，他也成了东津镇上“说公了私”的绅士了。
以上三位“新乡绅”的出身，一是江湖大爷，一是学徒、商人，一是二流子。很显然，他们原来都是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他们爬升到社会上层，跻身于“绅士”行列的阶梯，已不再是传统的科举功名，而是强权武力。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杂途”出身的“绅士”在东津镇并未遭到传统正途士绅的排拒，相反，正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正途士绅的认同的接纳，才跻身于“绅士”行列。如王殿甲回到家乡时，乡镇上的绅士没有一个不去拜望他的。王也因此而身价倍增。
（二）30年初江西寻乌县20位权势人物
表1－3江西寻乌县20位权势人物动态表（930年）
姓名教育程度经济状况职业及经历备考
何子贞中学毕业大专肄业曾任小学教师、县公安局长、警察队长、国民党党员劣绅
何学才收租几十石，承包牛岗税曾任县衙刑房书吏、堪舆劣绅
范明才收租八十石曾任县保卫团总劣绅
潘明征收租一万石，财产总值三十万元儿子做过县财政课长、县保卫团总、县长、县党部委员全县豪绅领袖
刘土垣中学毕业收租千石以上地主全县第二大土豪，但不活动，在县里没有权
丘伟伍日本帝大毕业收租四百石曾任县教育局长、工程师、国民党员新寻派领袖
黄甲奎中学毕业收租三百多石教员、国民党员新寻派分子
何挺拔中学毕业收租三百多石国民党县党部干事新寻派分子
胡镜如中学毕业收租二百石县政府科员土霸
潘明典前清拔贡收租一百多石做过县知事、县教育局长等“寻乌五虎将”之一，很规矩
赖鹏池前清附生收租五百多石地主不与外事
汪子渊收租二百石做过县保卫团总劣绅
罗佩慈收租二百石做过县长豪绅
陈吐凤前清秀才收租二百多石劣绅，“寻乌五虎将”之一
邝太澜前清秀才“寻乌五虎将”之一
彭子径前清秀才收租三百石清末做过县衙巡检，民初曾任县财政局事务员“寻乌五虎将”之一
易颂周前清秀才收租二百石劣绅
钟咏柳留日出身收租二百石曾任武穴警察局长、本县实业局长反动首领
钟星奎中学毕业收租二百石国民党县党部干事新寻派分子
谢肇凡中学毕业收租二百石做过县保卫团总、县府秘书新寻派分子
资料来源：毛ZD：“寻乌调查”，《毛ZD文集》第1卷，第171－19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上表所列江西寻乌20位权势人物，大致可分为新旧两代：由前清拔贡、附生、秀才组成的旧士绅和新式学堂毕业生组成的新士绅。据毛ZD调查，当时该县尚有秀才四百人，举人一人，但这些人大多已无所事事，在乡村中当“老太”。显然他们已退出乡村政治舞台。过去秀才出身的“寻乌五虎将”已经倒台，已由中学毕业的一批“新寻派”取而代之。20年代末30年代初，正值新旧两代递嬗之际。当时，寻乌县共有大学生30人，中学生500人，小学生1300人。大学生多数侨居在外地大都市。在寻乌当地称霸的主要是一批中学毕业生。
从经济状况观之，这些人多为大中地主，但并非所有的大中地主都能成为权势人物。大中地主中相当一部分不问外事，被当地人称作不中用的“山老鼠”。从表列20人的职业及经历观之，多数曾出任过县一级公职，纯粹靠收租为生的地主很难进入士绅行列。这一点仍和科举时代相同，即以参与地方公事为前提，用寻乌人当时的说法，就是这些人“能到衙门话事”。20人中，只有一人被认为“很规矩”，两人一与外事，而被明确指称为“劣绅”、“土霸”和“反动首领”的却有八人之多。
（三）民国时期鄂西七县十二位地方权势人物
表1－4民国时期鄂西十二位权势人物动态表
姓名籍贯生年家庭及父辈职业教育程度主要职业权势资源备考
张文和建始1900世代经营糖食业，姑父为老绅士中学毕业地主兼商人，承包税收县财务委员会主任、县中心小学校长、县临时参议会议长等三四十年代，张文和、范煦如、徐海如、罗裕民四人号称建始县“四大天
范煦如建始1905经营土布生意，世有土地私塾地主兼商人，承包税收县自卫大队长、区长、县银行董事长、县三青团分团干事长等王”，把持了整个县的军、政、财、文大权，历任县长受其节制，并在地
徐海如建始1907大地主，伯父是秀才教会学校办教育兼营商业小学校长、县民众教馆馆长、县议员、县党部书记长方买田置地，承包税收，把持乡政，走私贩毒，同时交接官府，把持地方
罗裕民建始1896开中药铺，小有土地略识文字经商，办硫磺厂汉流大爷，县自卫大队长、县参议员、县党部执委各级民意机关。
王献谷恩施1893父、叔父均为前清廪生，县商会会长私塾经商、返运鸦片汉流首领、县商团副团长、商会主席等父辈为清末民初地方最大权绅，本人贩卖鸦片致富，先攀附军阀，后加入国民党。权势年限为20－40年代
傅卫凤恩施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团丁出身团防队队长、团总、三县边防联防总指挥、辖区百里、为恩施“团阀”之一拥枪割据，在其势力范围内独断专行，但也为地方办过一些有益的事，如兴办学校、创办邮政等，权势年限为1925－1942年
冉作霖利川1890父为清末拔贡，公正士绅地主兼商人，承包税收团总、民团大队长、自卫大队长、是利川有名的“团阀”在利川称霸一方，其权势年限为1917－1941年
陈铸九巴东1894家境寒微略识文字，学过道士，当过苦力保董、区联防团首领、保卫团中队长、区长、县参议会副议长，为巴东“团阀”中首屈一霸用钱贿买保董职务起家，其后参与剿共而步步高升，权势年限为1923－1948年
谭孔耀巴东1886土财主不习文墨地主区保卫团团总、区联防团大队长、巴东“团阀”之一独霸一方，鱼肉百姓，于1936年被国民党军委会武汉行辕处决，其权势年限为1920－1930年
向卓安来凤1890祖辈务农目不识丁作土匪起家拥枪自雄，是来凤有名的“团阀”1933年一度被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通缉拿办，后以剿共有功，接受收编，被委为来凤县壮丁总队附，1940年被湖北省政府处决，其权势年限为1920－1940年
杨芝香咸丰1884家境清贫私塾设蒙馆教书，后办团练，御匪保民出任咸东联防主任、县长等职基本上属于地方自治型的“团阀”
侯唯一宣恩1891家境贫寒私塾跑江湖、玩汉流汉流大爷、县常备中队长地方小“团阀”，其权势年限为1923－1940年
资料来源：根据《鄂西文史资料》1987年第5期所载资料整理而成
上表所列民国时期鄂西7县12位地方权势人物，其出生年代为1884－1907年间，而其权势年代均在民国时期。12人中，父辈有功名者4人，无功名者8人，而本人均无协名。12人的教育程度，中学、小学及教会学校毕业者各1人，私塾4人，略识文字者2人，不应1人。很显然，这12人所赖以掌握地主社会支配权力的资源基础均非超人的教育和学识。
分析12人的发迹凭藉和途径，虽然具体的表现各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均靠的是有两种：军事的－－武力；经济的－－财力。12人中，靠武力发迹与靠财力发迹者，几乎相当。靠武力发迹者，大多出身家境清寒的平民家庭，其中不少是好勇斗狠的无赖、土棍，只有一人出身士绅家庭；靠财力发迹者，则是地主商人出身。
就时期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