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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而又在敌人面前进行自我解剖，揭穿自己的“假面具”，就给共产党抹
了黑，丢了丑。
无产阶级政党要求自己的成员包括其领袖人物应该达到的品德、风格
和行动的标准，无疑是根据无产阶级固有的优点和特点规定的。但是，共产
党人及其领袖人物在达到这个标准之前，必然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
程。一般地说，由于社会、阶级、自我改造等等客观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即
使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身上，也难免不存在“异己的”的弱点、缺
点和错误。至于人类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与平常人
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共产党人的力量，不在于掩饰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
误，为自己塑造高大完美的形象。相反，他的力量恰恰在于能够勇于解剖自
己，扬弃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而为了彻底扬弃，首先必须作到严格解
剖。解剖自己，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其实很不容易，决没有那些不预备作自
我解剖的人所指责、所鄙视的那么轻而易举。象《多余的话》这样彻底、严
格的自我解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领袖人物中，不敢说是凤毛麟角，
但确实也不算很多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余的话》闪烁着不寻常的光
辉，人们是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的。
能不能在敌人牢狱中进行自我解剖呢？我们不是也不必一般地提倡共
产党人在敌人牢狱中直到临终之际才作这样的自我解剖。应该具体地分析瞿
秋白何以在此时此刻进行自我解剖？瞿秋白身系囹圄，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
随时有被敌人处决的可能。他已经无法在党组织面前进行一生的总结和最后
的自我批评。他通过《多余的话》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都说出来，留待身
后论定，这是应该允许的。把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曲解为“绝望的心情”
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公正的。
《多余的话》里确有过头话，流露了消沉情绪。但是，第一，要看到
这些灰暗情绪在《多余的话》中，是非本质的、次要的，它不是《多余的话》
的主流。而写《多余的话》，在瞿秋白被捕以后的全部表现中又是一时一事，
不是主流，无损于他的革命大节。
第二，要从历史的特定环境，从瞿秋白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实事求是
地加以分析。例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的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
—这是瞿秋白一生遇到的许多矛盾中主要的、也是使他困窘终生而无法解脱
的矛盾之一。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写道：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
的。一个平凡甚至于无聊的‘文人’，却要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
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
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
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
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对于政治，。。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
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这里，所谓“误会”和“噩梦”，显然是就其自身存在着的“文人”与
政治家的矛盾及其酿成的后果而言，似乎没有某些人所说的那种对于党的工
作的恶意的诅咒，更谈不到用这种诅咒来推卸责任，讨好敌人，背叛党的事
业，以求幸免一死。这一点，瞿秋白也在《多余的话》中，写得清清楚楚。
他说：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
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
以原谅或者减轻。
我不过想把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
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
是什么呢？
人类社会文化史，不乏这样的人物：或则是科学上的巨人，哲学上的
侏儒；或则是文学上的大师，政治上的庸才。恩格斯对于歌德、巴尔扎克的
评价，列宁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以及对于某些科学家的评价，都有类似的
论述。现实生活中确有这种情况：一个人有其所长，也有其所短。如果能够
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个人的才能就可能发挥得更充分，更有益于人类社
会。可是，事物的发展并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往往发生“历史的误会”：
客观形势的需要总是迫使人们去从事他所不熟悉、不擅长的事情，而没有或
者不完全能够给他充分的机会发挥他的特有才能。但是，一个共产党人，应
该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愿望和理想，应该服从于革命事业的
需要。自己不熟悉、不擅长做的事情，要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加以熟悉，
努力把党交给的工作做好。
任何委屈情绪，都是同共产党员的称号背道而驰的。我们党的历史上，
许多杰出的共产党人，原来都不是职业的革命家。他们或者是工人、农民，
或者是教师、学生，经过严峻的革命斗争的锻炼，他们大多数成了无产阶级
革命家。例如，陈毅同志，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家、诗人。但在革命战
争的烽火硝烟之中，他却锻炼成为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家。他也写过
不少脍炙人口的好诗，可是他毕竟不是单纯的诗人。瞿秋白生前在自己的岗
位上是积极工作，艰苦奋斗，并且卓有成效。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他
没有彻底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因而造成了这个
“历史的误会”。而后，他的《多余的话》对于这个“历史的误会”又缺乏
正确的认识，因而必不可免地表现出浓厚的灰暗消极的情绪。
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舞台上，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是由其自身的主观
臆想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形势造成的。某些人一旦被推上领导岗
位，就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天生领袖的样子，到头来总是身败名裂。在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物。瞿秋白恰恰相反，他从未想到自己会当领
袖，甚至当了领袖还念念不忘去当文人。他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仪表，谈吐，
举止，都是那么斯文，平静，充满了文人的气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瞿
秋白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作家和诗人，在这样的岗位
上，他可以并且已经作出了非凡的成就。但是，瞿秋白却不善于也不容易成
为一个政治领袖人物。
作为一个未能脱净“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的“平凡的文人”，瞿
秋白从未想到要从事政治活动，甚至在从事政治活动时还对文学眷恋不已，
却被伟大的革命潮流推上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的位子，使他达到政治斗
争的惊涛骇浪的峰巅，又被更凶猛的浪头迅速地打下了深深的谷底，他的
“左”倾盲动错误，使革命事业受到了损害，并且成为愈演愈厉的“左”倾
机会主义路线的先导，而他自己则成为比他更“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实行残
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对象。本来，他的绅士阶级的积习在革命斗争中可以得
到彻底改造，达到新的境界。但是，他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几乎始终是在城
市里渡过的；他没有从事过工农运动，也没有指挥过军事斗争，他的直接的
革命实践活动太少了。他长期从事上层领导工作，把他自身需要改造的那些
积习，需要解决的那些矛盾，需要扫除的那些弱点，统统掩盖了，保存下来。
他不仅始终拖着一个重病的身躯，而且始终拖着一个沉重的思想的包袱，蹒
跚而行。于是，当他被敌人俘获，身居囚室，回首往事，他的没有得到彻底
改造的绅士意识便强烈地表现出来。
《多余的话》集中地反映了瞿秋白思想中过多的灰暗、伤感、颓唐、
消沉的情调。
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毫无疑义这是应当严肃批评的。但是，我们
不能把这看作是“叛变”，或是“晚节不终”。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给革命、给党所造成的损害，由衷
地感到深深的歉意；他承认：“我的幼稚的理论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
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份”；承认他“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承认自己“一点
没有真实的知识”；承认自己“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总
之，他老实地承认自己不行，虚负了“党的领袖的声名”。他毫无顾忌，没
有欺骗别人的意思。他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和盘托出，留待身后的人们去
品评是非功过。请问，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行为，算是怎样的“叛变”呢？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了“我实际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等等消沉的文字。这些话主要是由上述“历
史的误会”和身患重病等原因所引起的苦闷情绪造成的。是不健康的。同时，
也应该看到这些话还包含着瞿秋白对王明路线的怀疑和不满，以及他在王明
一伙打击下所产生的苦闷心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多次说到他要“休
息”，从时间上看，主要是指1931 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伙把持党中
央领导权以后。他说：“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
脑神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
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又说：“一
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
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
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正是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