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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荡的第一股敌人，便是“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1932 年8、9 月间，他
先后发表了《屠夫文学》和《青年的九月》两篇文章，给了“民族主义文学”
以致命的一击。
《屠夫文学》是针对民族主义作家黄震遐写的小说《陇海线上》、万国
安写的小说《国门之战》等宣扬反苏反共的战争的作品而发。瞿秋白举《陇
海线上》中的一段文字为例：“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
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样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
在菲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斗争流血的生活。”瞿秋白在《屠夫文学》一文中
指出：“这真是神来之笔！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
和法国殖民家的‘客军’驻扎在菲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调。这是不打自
招的供状。他们自己认为是‘客军’，而把民众当做野蛮的阿拉伯人看待。
这是的确的事实。他要杀的正是这些‘阿拉伯人’。他们所以和冯玉祥阎锡
山打仗的缘故，也在于争这一口气：‘究竟是你们来杀，还是我们来杀。’因
此，打胜了冯阎之后，这支民族主义的军队立刻就去打猎了，打什么猎呢？
——就是把战场附近的小百姓当做野兽，而去打他们了。”“因此，中国绅商
就定做一批鼓吹战争的小说，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叫做民族主
义的文学。”①。。
①《屠夫文学》。（后改名《狗样的英雄》），《文学导报》第1 卷第3 期，
1931 年8 月20 日。
正当日本侵略者打进了中国东北，进一步蚕食华北，“民族主义的文学
家”不仅不去反对外来侵略，反而坚持反革命的剿共战争，并且希望追随帝
国主义一起去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瞿秋白在《青年的九月》中辛辣地写道：
“中国的肥头胖脑的绅士，大肚皮的豪商，沐猴而冠的穿着西洋大礼服，戴
着西洋白手套的资本家，本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他们“为着保存自己
的狗命，为着保持榨取汗血的地主制度资本剥削，为着保卫帝国主义的宝座，
现在拚命的在打中国劳动民众的红军，在打中国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
民族主义的文艺家对于这种‘神圣战争’，又不知道要怎样的歌颂。”②“民
族主义的文学家”们被鲁迅斥之为“宠犬”“流尸”，在瞿秋白的笔下，也成
了杀人的“屠夫”，“狗样的英雄”，嗜血的“野兽”。这些，就是“民族主义
文学”的本质，真相。从1931 年夏秋到1932 年夏初，瞿秋白陆续写成《学
阀万岁》、《菲洲鬼话》、《民族的灵魂》、《流氓尼德》、《狗道主义》等多篇杂
文，彻底揭露“民族主义文学”的卖国求荣、奴役人民的反动面目。“奴耕
婢织各称其职，为国杀贼职在军人。换句话说，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
奴婢制度。”“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
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
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为这一流的
‘自己人’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要想保持他们的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③。。
①《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 卷第4 期，1931 年9 月13 日。
②《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 卷第4 期，1931 年9 月13 日。
③《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27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瞿秋白、鲁迅、茅盾和左联的其他革命作家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揭
露和批判，使这个反革命文学派别一出笼便处于被声讨的地位。它虽有反动
政府的权势和金钱的支撑，仍然成不了气候，终于败下阵去。
国际和国内弥漫着反苏反共的烟瘴，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冲
突的时刻，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特性的文人，居然公
开申明要做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实则是反对无产阶级的“自由人”和“第
三种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和苏汶（杜衡）。
1931 年12 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
狗文艺论》①一文。他自称遵循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以“自由人”面目出
现，一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面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起了攻击。
胡秋原说无产阶级把文学艺术当作政治斗争的一翼，是将艺术堕落成一种政
治的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诬蔑左翼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以不
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亵渎。其后，他又
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无产阶级革命
文学运动，因此受到左联的批评。1932 年5 月23 日，瞿秋白在《文艺新闻》
上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②，揭露“自由人”企图以自由的智识阶
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文章批评了胡秋原标榜“艺术
至上”的错误，指出：胡秋原所谓“勿侵略文艺”，反对文艺成为阶级斗争
的武器，“是帮助统治阶级。。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文艺自
由”论所真正反对的，是文艺为大众服务。瞿秋白严正地指出，真理并不是
要什么“自由人”来领导文化运动，而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使当前的
文化运动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6 月，洛阳（冯雪峰）发表《致文艺新闻的
信》、《“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7 月，瞿秋白发表《红萝卜》等文，继
续批评“自由人”。瞿秋白揭穿胡秋原在唯物史观的幌子下，贩卖反对唯物
史观的赝品。他形象地把他们比做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
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他们“自己认为是群众之上
的一个‘阶级’，把群众的文化斗争一笔勾消，说这和封建余孽资产阶级的
文化现象同样也是些乌烟瘴气，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开辟光明的道路；—
—那么，他们究竟是群众的朋友，或是群众的老师，还是群众的敌人？究竟
是不是红萝卜？！”③胡秋原在他的文章中，摘引着列汉诺夫的话，为他的
谬论张目。冯雪峰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中本来已经有许多不甚正确
的成分，而胡秋原，却是普列汉诺夫言论的“最坏的歪曲者，是恶劣的引用
者”。他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到处都是”“断章取义的引用，切断上下文的
抄袭”。④
①《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 年12 月25 日。
②《文艺新闻》第56 期，1932 年5 月23 日，发表时未署名。
③《红萝卜》。《北斗》第2 卷第3、4 期合刊，1932 年7 月20 日。
④《致文艺新闻的信》。《文艺新闻》第58 期，1932 年6 月6 日。
当左联的革命作家批评胡秋原的时候，曾经是左联成员的苏汶按捺不
住，出来为“自由人”辩护。他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
的文艺论辩》①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貌似不偏不倚，实则站在胡秋原
一边，对左联的理论和活动谩骂嘲讽。他说，“第三种人”作家之所以搁笔
不写，是由于左翼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对他们进行政治“干涉”，甚至
“霸占”了文坛的缘故。苏汶诬蔑左翼文坛不要文学，把文学变成连环图画
之类；并在文中对人民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诽谤。当这些攻击遭到批驳，他
又写《“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继续散布谬论，与“自
由人”一唱一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①《现代》第1 卷第3 期，1932 年
7 月1 日。
胡秋原、苏汶的言论，对于为数不少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具有很大盅惑
性。因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陈望道等许多作家，都撰文给予
严正的批判。
1932 年10 月1 日，瞿秋白署名易嘉在《现代》上发表了《文艺的自由
与文学家的不自由》的著名文章，专门批驳胡秋原和苏汶的谬论①。文章开
头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揭露资产阶级文艺“自由”
的名言：这种自由是虚假的，骗人的，它“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
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②。
胡秋原说“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观’”，俨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所谓‘自由人’的立场不容许他成为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独立于阶级利害之外的“文
艺自由”，“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个阶级的生活，
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
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
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胡
秋原的错误，“最重要的是他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
而自由。”胡秋原“把普列汉诺夫和安得列耶夫，艺术至上论派等等混缠在
一起”，企图为他反对艺术的阶级性、文艺只是表现生活的观点寻找理论根
据。实际上，“他恰好把普列汉诺夫理论之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
汉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
义”。③
①《现代》第1 卷第6 期。文中的两个小标题：一、“万华缭乱”的胡
秋原；
二、“难乎其为作家”的苏汶。
②《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 卷，第28 页。瞿秋白
原来的译文与此稍有出入。
③《现代》第1 卷第6 期，1932 年10 月1 日。
对于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