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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时的黄色帷幕垂着，依稀地在提示着古老的帝王之色。陈列柜里的古物安静的深睡了，完全无视于落地窗外年轻的山峦。我轻轻地走过每件千年以上的古物，我的影子映在打蜡的地板上，旋又消失。而那些细腻朴拙的瓷器、气象恢宏的画轴、纸色半枯的刻本、温润暇的玉器，以及微现绿色的钟鼎，却凝然不动地闪着冷冷的光。隔着无情的玻璃，看这个幼稚的世纪。
望着那犹带中原泥土的故物，我的血忽然澎湃起来，走过历史，走过辉煌的传统，我发觉我竟是这样爱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那对侯，莫名地想哭，仿佛一个贫穷的孩子，忽然在荒废的后园里发现了祖先留下来买宝物的坛子，上面写着“子孙万世，永宝勿替”。那时，才忽然知道自己是这样富有——而博物院肃穆着如同深沉的庙堂，使人有一种下拜的冲动。
在一本书，我看到史博士的照片。他穿着极简单的衣服，抱膝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背景是一片广漠无物的非洲土地，益发显出他的孤单。照画面的光线看来，那似乎是一个黄昏。他的眼睛在黯淡的日影中不容易看出是什么表情，只觉得他好像是在默想。我不能确实说出那张脸表现了一些什么，只知道那多筋的手臂和多纹的脸孔像大浪般，深深地冲击着我，或许他是在思念欧洲吧？大教堂里风琴的回响，歌剧院里的紫色帷幕也许仍模糊地浮在他的梦里。这时候，也许是该和海伦在玫魂园里喝下午茶的时候，是该和贵妇们谈济慈和尼采的时候。然而，他却在非洲，住在一群悲哀的、黑色的、病态的人群中，在赤道的阳光下，在低矮的窝棚里，他孤孤单档地爱着。
我骄傲，毕竟在当代三十二亿张脸孔中，有这样一张脸！那深沉、瘦削、疲倦、孤独而热切的脸，这或许是我们这贫穷的世纪中唯的一产生。
当这些事，像午夜的潮音来拍打岸石的时候，我的心便激动着。如果我们的血液从来没有流得更快一点，我们的眼睛从来没有燃得更亮一点，我们的灵魂从来没有升华得更高一点，日子将变得怎样灰黯而苍老啊！
不是常常有许多小小的事来叩打我们心灵的木屋吗？可是为什么我们老是听不见呢？我们是否已经世故得不能被感动了？让我们启开每一扇窗门，去谛听这细细的潮音，让我们久暗的心重新激起风声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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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烛光
他的头发原来是什么颜色已经很费猜了，因为它现在是纯粹珠银白。
他的身材很瘦小，比一般中国人还要矮上一截。加上白色的头发，如果从后面看上去，恐怕没有人会想到他是美国人——我多么希望他不是美国人。每次，当我怀着敬畏的目光注视他，我心里总羼合着几分嫉妒、几分懊恼、几分痛苦。为什么，当我发现一个人，秉赋了我所钦慕的诸般美德，而他却偏偏是一个美国人呢？为什么在我心中那个非常接近完美的人，竟不属于我自己的民族？
他已经很老了，听说是六十七。他看起来也并不比实际岁数年轻。当然，如果他也学中国老头的样子，坐在大躺椅里抱孙子玩，闲来就和一般年纪的人聊天喝酒，或是戴着老花眼镜搓麻将，那么，他也许看起来不致这么憔悴吧！
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大概也都落伍二十年了，细边的眼镜，宽腿的裤子，带着长链子的怀表，以及冬天里很古怪的西装。每在走廊上碰面，我总要偷偷地看他几眼，那些古老的衣物好像从来也没有进步的迹象。我常常怀疑，他究竟藏有多少条这种可笑的裤子？为什么永远也穿不完呢？
他颈上的皱折很深很粗，脸上的皮肤显然也有挂下来的趋势。如果要把那些松弛的地方重新撑饱满，恐怕还得三十磅肉呢！他有一个很尖峭的鼻子——那大概就他唯一不见皱纹的地方了。他的眼光很清澈，稍微有点严厉，长方带尖的脸型衬着线条很分明的薄嘴唇，嘴角很倔强地向下拢着，向里陷着。使他整个的容貌都显露出一种罕见贵族气质。
那年，我是二年级，他就到学校来了。他是来接任系主任的。可是他刚来几天就贴出海报要招募合唱团员，我当时很从心里怜悯他，不过也有几分认为他是太幼稚太不明实况。其实当个系主任就够忙的了，何苦又自己另找罪受，他所征来的那批人马，除了少数几个，大部份连五线谱都认不清楚的。每天中午休息的时侯，他们就在二楼靠边的那间教室里练习。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唱了有个把月，把每个人的耳朵都听腻了，他们还是唱不准。后来记不清有一次怎样的集会，他们居然正式登台了。唱的就是那首人人已经听够了的歌。老桑先生急得一面指挥一面用他以前在大陆上学过的苏州话帮腔，结果还是不理想。其实那次失败并不意外——甚至我想连他自己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外的。
意外的是四年后一个美丽的春天晚上。这被邀请坐在学校的大礼堂里。紫红绒的帷幕缓缓拉开，灿烂的花篮在台上和台下微笑着，节目单很有分量地沉在我的手中，优雅的管弦乐在台上奏着，和谐的四重唱缭绕而弥漫。我不能不感到惊讶，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这些年来，他用的是怎样的一根指挥棒。
他又是个极仔细的人。那时侯学校宿舍还没盖好，所有的女生都借住在阳明山腰的一个夏令营地时，山上的坟虫很多，我们经常是体无完肤的。有一次，他到山上看我们，饭后大家坐在饭厅的里，他的眼睛盯在那两扇纱门上，看来往的同学怎样开关它。其实大部分的同学是只管开门不管关门的。许多人只顾走进走出，然后就随便由自动弹簧去使它合上了。他看了一会，站起来。我还以为他要发表有关生物学的演讲呢——他学的是生物——不料他很严肃地直走到纱门前。
“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蚊子吗？”他的目光四下巡视，没有人说话，他指着不甚合拢的门说：“门不是这样关的，这样一定有缝。”
他重新把门摊开，先关好其中第一扇，然后把第二扇紧紧地合上去，最后又用力一拉。纱门合拢了，连空气都不夹呢！他满意地微笑，又沉默地退到座位上去了。
我特别喜欢看他坐在书库里的样子。这两年来，学校不断地扩充，图书馆的工作不免繁复而艰巨，要把一个贫乏的，没有组织、没有系统的图书馆重头建设起来，真需要不少的的魄力呢？我真不晓得他为什么又和这种工作发生了关系。那年我被分到图书馆做工读生，发现所有的旧次序都需要另编，真让我不胜惊骇。每次，当编排书目的时候，他好像总在那里。安静地，穿着一身很干净的浅颜色衣服，坐在高高的书架下面，很仔细地指导工作。他的样子很慎重，也很怡然。日子久了，偶然走进书库如果他不在那里，我好像也能看见一个银发的影子坐在那儿。好几次，我很冲动地想告诉他那四个字——皓首穷经。但我终于没有说，用文字去向一个人解说他已经了解、已经践行的真理，实在有点可笑。
想他是很孤单的，虽然他那样忙。桑夫人已经去世多年了，学校里设有一个桑夫人纪念奖学金。我四年级的时候曾经得到它。那天，他在办公室见我，用最简单的句子和我说话。他说得很慢，并且常常停下来，尽可能的思索一个简单的字汇一一后来我渐渐知道这是他和中国人说话的习惯。其实他的苏州话说得不错，只是对大多数的学生而言，听英文还比听苏州话容易一些！
“哦，是你吗？”他和我握手，我忽然难受起来，我使他想起他的亡妻了。我觉得那样内疚。
“我要一张你的照片，”他很温和地说，“那个捐款的人想看看你。”
“好，”我渐渐安定下来，“下礼拜我拿给你。”
“我可以付洗照片的钱。”他很率真地笑着。
“不，我要送给你！”
那次以后，我常常和他点点头，说一句早安或是哈罗。后来我毕业了，仍旧留在学校里，接近他的机会更多了。我才发现，原来他那清澈的双目中有一只是瞎了的！那天我和他坐在一辆校车里、他在中山北路下车。他们系里的一个助教慌忙把头伸出窗外。
“桑先生。”他叫着，“今天坐计程车回去吧，不要再坐巴士了。”
他回过脸来，像一个在犯错的边缘被抓到的孩子，带着顽皮的笑容点了点头。
“你看，他就是这样。人病着，还不肯停。”那助教对我说，“并且他有一只眼已经失明了，还这样在街上横冲直撞的叫人担心。”
我忽然觉得喉头被什么哽咽住了，他瞎了一只眼！难怪他和人打招乎的时候总是那样迟钝，难怪他下楼梯的时候显得那样步履维艰。他必定忍受了很大的痛苦，什么都不为，什么都贪图，这是何苦来呢！
“只有受伤者，才能安慰人”或许这就是上帝准许他盲目的唯一解释。学生有了困难，很少不去麻烦他的。常常看他带着一个学生走进办公室来，慢慢地说：“这个男孩他需要帮助。”他说话的时候每每微佝着腰，一只手搭在那学生的肩膀上，他的眼光透过镜片，透露出深切真挚的同情——以致让我觉得他不可能瞎过，他总让我不由自己地想起一句话：“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屈身帮助一个孩子的人那样直。”
他所唯一帮不上忙的工作，恐怕就是为想放洋的人写介绍信了。有一次，吴气急败坏地来找我。
“我托错人了，人家都说我太糊涂，”她说得很快，不容我插嘴，“你知道，人家说凡是请他写介绍信的，就没一个申请了，我也没希望了。我事前一点不晓得，只当他是个大好佬呢！”
“你知道，他也写得太老实了，唉，这种教徒真是没办法，一点谎都不撒。”她接着说，气势逐渐弱了。“你说，写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