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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权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势力突然兴*？——即所谓的“自由兵团”。这个兵团系由部
队内的右翼积极分子组成，具有希特勒那种保卫日耳曼帝国不受赤色分子破坏的热情。
由出生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的新一代组成的“自由兵团”，为采取今天的行动，曾有过
两次准备。其一，是战前的青年运动，即所谓的“候鸟运动”。这些年轻人常穿起五光十色
的衣服，到处游逛，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大都来自富裕阶层，鄙视从他们中产生出来
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坚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虚伪；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经济
是无耻和欺骗；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气；艺术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学是虚假和商业
化；戏剧是庸俗而千篇一律。”他们认为，家庭生活约束了人，且不真诚。他们也认为，两
性关系，不管是婚内婚外，“贯穿着虚伪”。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种青年文化，以反对
资产阶级的家庭、学校和教堂的三位一体制。
这些年轻人常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在一个首领指挥下，高唱《自由战士之歌》。有时
，他们或无言地注视着篝火，以寻找“林中信息”，或倾听某同伴朗读尼采或斯特潘·乔治
著作中的激动人心的段落，诸如：“人民与至高无上的智慧渴望着人——行动！……也许，
在你的杀人犯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狱中昏睡多年的某个人就会一跃而起，完成这一行动！”
他们靠神秘主义而昌盛，在理想主义驱使下，渴望行动——任何一种行动。
行动，他们在大战中找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与希特勒一样，坚信祖国的事业之正
义性的原因。战场生活，使官兵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一种共患难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们
对领导他们进行交手搏斗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而言，他不是指挥官，而是元首！
而他们是他的同志！他们对他盲从，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狱。”他们一同在前线缔造了迄
今为止德国尚不存在的民主关系。几英里长的战壕，与世隔绝，事实上成了“以火焰作墙的
修道院”。
这些前线来的同志，这些旧日的“候鸟”，与希特勒一样，觉得投降是耻辱，对国内阵
线不信任，因为它正在堕落为布尔什维主义。军方曾在报上和路牌上宣布“斯巴达克斯团”
的危险尚未消除，号召士兵们起来，加入“自由兵团”“阻止德国变成全球的笑柄”。对此
，老兵们会热烈予以响应，这就可以理解了。
正当这支不法的部队在组建时，“斯巴达克斯团”，在许多柏林人的赞同下，也在夺取
柏林。他们控制了许多公共设施，交通运输，以及兵工厂。１９１９年１月３日，处在绝望
中的埃尔伯特政权解除了警察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同情“斯巴达克斯团”，不久前还支持
水兵叛乱。此时已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斯巴达克斯团”，为了进行报复，公开号召革
命。柏林的工人热烈响应这一号召。６日上午，２０万身背武器打着红旗的工人，从亚历山
大广场出发向荻埃尔加登集结。寒冷与大雾并未使他们的情绪低落。他们将社会民主党的报
纸《前进报》的工作人员以及乌尔夫电讯局的工作人员抓来。总理府大楼也被愤怒的人群包
围——埃尔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里边。
到次日上午，共产党人已端坐在布兰登堡大门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
街，在萨洛登伯格大街，他们的步枪已是铺天盖地。除有战略意义的火车站已被占领外，政
府印刷大楼和波佐酿酒厂也被占领。不到２４小时，市内主要建筑物仍在政府手中的已是寥
寥无几了。
若不是“自由兵团”干预，柏林——最终是全德国——恐怕已陷入共产党之手。不到一
周，部队从城外开来，将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巴达克斯团”的领导人，包括
身材娇小的“红色玫瑰”罗莎·卢森堡在内，被捕并惨遭杀害。
在“红色玫瑰”死后４天，新共和国举行了首次全国选举。那天是星期天，天气晴朗而
寒冷。自德国有史以来，妇女首次被允许参加选举，在３，５００万选民中，３，０００万
人为国民议会的４２３名候选人投了票。结果虽令人惊奇，但在预料之中。表面上假装不要
，实则希望霍亨佐伦卷土重来的两个右派政党，得到了约１５％的席位；赞同实行共和的两
个中间派政党，与埃尔伯特的“社会主义多数派”一样，得了４０％的席位；极左派“独立
社会主义者”仅得席位７％。选举的结果，既是反革命的胜利，也是赞成共和的胜利。它注
定是社交性质的。
因为刀枪林立的柏林不安全，首都西南１５０英里外的魏玛便成了国民议会的所在地。
这个选择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地理上的原因，因为魏玛是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乡。２
月６日，国民议会在新国立剧院举行会议。会议没有霍亨佐伦王朝开会的那种豪华气派和仪
式。没有乐队，没有马队，也没有耀眼的制服。
５天后，一个工作政府成立了，埃尔伯特凭多数选票被任命为帝国的第一任总统。他任
命了一个总理大臣，由总理大臣组阁，由意志坚强的诺斯克（他称自己为“警犬”）出任国
防大臣——这是最有意义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兵团”在魏玛共和国的支持下，将开始活
动并继续保卫国家，不致使它赤化和产生暴乱。
（７）
巴伐利亚人讨厌普鲁士人及其一切事物，这是个传统。因此，慕尼黑对魏玛所发生的一
切，大都置之不理。对埃尔伯特政权企图在全德国建立民主的尝试，慕尼黑市一个世人尚未
认识的知识界领导人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嗤之以鼻。
１９１８年春，这个既厌世又厌恶女人孤单而又贫困的光棍，终于出版了《西方的衰
落》一书的第一卷。书篇虽尚未出来，但书已在全德国产生了影响。“与１７８９年的法国
人一样，在不幸中我们必须走到底。我们需要一种惩罚，与之相比，４年来的战争根本算不
了什么惩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到头来，恐怖必将如此之激动和失望发展到
这样一个程度，以致像拿破仑之独裁一样的独裁竟被大家认为是救星。”
自认是为政治而生并必然从事政治的希特勒，此时正准备返回慕尼黑。由于特隆斯坦战
俘营即将关闭，他与施密特同时被分配在第二步兵团，该团兵营设在施霍宾。另一个有同样
理想的同志已经在慕尼黑扎根。此人叫阿尔弗莱德·罗森堡，是个疯狂地反犹和反马克思主
义的爱斯托尼亚人。他是取道俄罗斯前来此地寻找其真正的家。与希特勒一样，他也是画家
和建筑师；与希特勒一样，他比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更日耳曼化。他离开故土的目的是要为自
己找到一个祖国。另外，他决心警告他的祖国要谨防曾破坏他的故土的布尔什维克恐怖，并
为祖国不致落入犹太共产主义之手而斗争。
当他听说有位名叫埃卡特的德国作家与他有许多共同观点时，罗森堡便决定前去结识这
位作家。底特里希·埃卡特——诗人、剧作家、咖啡室知识分子——是个身材高大魁伟，头
顶发秃的怪人，他常在咖啡馆和平酒厅出没，同样喜欢喝酒和议论。他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参
事的儿子（曾因“神经有病”作过某医院的病人），因而有机会打入古老贵族的圈子。
他古怪放荡，多少有点天才（他译的《贵族晋特》一书，译文出众，被认为是标准译
本）。他亲德，反犹。他自己出钱出版周报，发行量达３万份。
罗森堡未经介绍便出现在埃卡特房内。罗森堡还在走廊里，埃卡特就有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个热诚而极端严肃的青年。罗森堡劈头就问：“阁下是否有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埃
卡特笑了。“当然有！”他是否写有什么东西？罗森堡立即拿出一起文章——关于犹太主义
和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产生破坏力的文章。他们之间，一种将影响希特勒生涯的关系就这样
开始了。埃卡特把罗森堡看成是“共同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此后不久，罗森堡关于俄国
的文章不但出现在埃卡特自编的报纸上，而且也出现在慕尼黑的周刊《德意志共和国》上。
这些文章的主题是，犹太人为世界万恶之源；世界大战和赤色革命都是复国主义者策动的，
他们现正与共济会密谋，企图接管全世界。
（８）
在许多巴伐利亚人看来，库尔特·埃斯纳是革命的典范，众多人相信，他是靠莫斯科的
金钱资助才闹革命的。恰恰相反，在１１月那历史性的一天，他口袋中才有１８个马克。事
实上，他是残酷而实用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反面。他虽是在管理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
国，但他仍像在他最喜欢的咖啡室里一样。埃斯纳企图建立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甚至连社会
主义也不是，而是一种独有的急进民主。他是政治家里的诗人，企望一个美的、光明的、有
理性的统治。他更像雪莱而不像马克思。正沿着被人遗忘的道路走下去。１月的选举为中产
阶级的政党带来了巨大胜利，以及让他辞职的普遍要求。
在醒悟到自己的事业已无望后，他于２月２１日清晨草拟了一项声明，宣布辞职，但在
前线兰塔克递交辞呈的半途，遭安东·阿科瓦利公爵暗杀。阿科瓦利公爵是个青年骑兵军官
，因母亲是犹太人，遂被反犹集团打了下去。埃斯纳本可在一小时内卸职，其统治也可被走
中间路线的政府代替的。暗杀带来了阿科瓦利最恐惧的后果，另一次往左走的浪潮。不久前
还几乎遭到所有人鄙视和反对的埃斯纳，顷刻间便成了烈士和无产阶级的圣人，革命也随之
苏醒。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