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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样说，那么，”中央情报局的主任无可奈何，并不心甘情愿地做出反应，“苏联具有几艘跟踪卫星的观测船，它们的设施良好，对Ｓ－带通一直到Ｘ－带通都能有效工作，比如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潜艇：凯尔迪什院士号；或者航天测量船：涅德林元帅号。如果我们与他们做出一些沟通或安排，他们也许能够把这些舰船安排到大西洋或太平洋适当的海域，以补齐这些空当。”
爱丽微笑表示欢迎，可是总统已经发话了。
“好了，坎。也许你是对的。可是我再说一遍，事情变化得太快了。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需要马上开会处理。如果中央情报局主任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连夜工作，除了与其它国家合作，特别是那些非同盟国合作以外，是不是能想出别的办法，如果那样就太好了。如果我们不得不进行国际合作的话，我希望国务卿与科学家们合作，准备一份需要联系的国家和个人的应急名单，并且做出某些后果的预期评估。如果我们不要求某些国家参与监听，他们会不会对我们恼火发怒啊？是不是在同一经度范围内，不应当仅仅邀请一个国家参与，悄悄地、私下里、隐蔽地进行工作？凭着上帝的名义，”——她的眼光围绕着光洁明亮的会议长桌，一个挨一个地把每一副面孔都看了一遍——“对此事，保持绝对的沉默。你也不例外，阿洛维。我们遭遇的问题够多的了。”
第七章 星云Ｗ－３含乙醇
当那些精灵恶魔们，充当信使和阐释者，将我们的祈求带给诸神，将诸神的救助带给我们，无论说出的意见或提供的选择是什么，任何人都不予置信……相反，当他们正迫不及待意欲加害我们，丝毫没有一点正义与信义、傲气冲天、心怀妒忌、苍白无力、巧施诡计……我们居然相信他们。
——奥古斯丁①《上帝之城》，第Ⅷ卷，第２２章。
我们获知耶稣基督的预言，异教必将兴起；
可是我们并不能预见，陈旧古老的就必然消失。
——托马斯·布朗②《一个医生的宗教信仰》，第Ⅰ章，第８节（１８４２）。
【① 奥古斯丁（公元３５４ —４３０），神学界的旷世奇才，出生于北非，现阿尔及利亚。在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中位居最高权威。他花费了１４年的心血，写成总计２２卷的《上帝之城》。】
【② 托马斯·布朗（１６０５～１６８２），英国医生、作家，他的宗教哲学思索录《一个医生的宗教信仰》曾令著名的大化学家波义耳内心深受感动。】
她原本打算到阿尔伯克基飞机场，亲自去接唯慨，然后乘坐她的雷鸟跑车返回百眼巨人工程基地。其他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只能乘坐天文台的公车。她喜欢在高速驶向机场途中享受凌晨清凉的空气，或许还能够再次遇到那成排的野兔向她肃立致敬。在归途中，与唯慨预先进行一次长时间实质性的私人谈话。
可是联邦勤务总署新配备的保安人员坚决禁止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媒体的注意和关心以及两周之前总统在记者招待会结尾时郑重的宣布，使得这个隔绝在沙漠之中的荒僻工作现场挤满了蜂拥而至的人群。
保安人员提醒爱丽，这种架势就潜藏着狂热行为和暴力活动的危险。此后出门，只能乘坐政府的车辆，还必须得有精明能干谨慎小心的武装人员护送。
这支小小的护送队在去往阿尔伯克基的路上，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四平八稳的车速前进，她想象自己仍然坐在驾驶位上，她脚底前面的橡胶垫就是一个加大油门的加速踏板，她发现自己的右脚不由自主地踩向这个虚拟的加速踏板。
能够有机会再次与唯慨共度一段时光，是令人愉快的。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三年前，在莫斯科，那个时期，正是唯慨被禁止访问西方的阶段。几十年间，随着政策趋向的不断变化以及唯慨本人自己不可预见的种种行为，使得是否允许他出国旅行的政策，阴晴圆缺、时紧时松。本来实施了某些温和政策，一旦受到挑衅或违规操作，也许是发现他在国外不能谨言慎行，再次出国的申请就将被否决，可是过不了多久，实在找不到另外的什么人能够与他的才能相比，为了让这个或那个代表团显得更有水平，就会再次同意他出国。他接收到世界各地发来的邀请，请他发表讲演，请他参加专题讨论会、参加学术讨论会、参加学术大会、参加联合研究小组以及国际委员会。
作为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作为苏联科学院的终身院士，无论如何，也比大多数人具有稍微多一点的独立性。他好像经常装出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不去触犯政府正统观念所设定的外部限制和规定，尽量不要超越权威部门的耐心和容忍限度。
他的全名是瓦西里·格里高利维奇·卢那恰尔斯基，世界物理学界都知道他叫唯慨，这是从他的姓名中抽取出几个字母组合而成的。
他波动起伏的复杂身世和与苏联政权述说不清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令爱丽和其他的西方人士猜不透、摸不准，总感觉莫名其妙。
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远方亲戚，那个人就是阿纳托利·瓦西里叶维奇·卢那恰尔斯基（１８７５～１９３３），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战友，是高尔基的朋友和同事；老卢那恰尔斯基做过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后来作为苏联驻西班牙大使，在任期内，一直到１９３３年去世。
唯慨的母亲好像是犹太人，或者是有点犹太血统。
据说，唯慨曾参与苏联核武器的研制，当然可以肯定，他相对而言年龄太小，不会在第一次苏联热核爆炸的工作中担任什么重要角色。
他的研究所人员实力雄厚、装备先进、设施完善，他的科研成果丰富、效率高、速度快，令人惊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都表现出罕见的惶恐不安，就足见其震撼程度。
尽管对他出国的限制与开放，盛衰消长，他仍然频繁地参加一些有影响力的重大国际会议，包括高能物理方面的“罗彻斯特”研讨会，讨论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得克萨斯”会议，探讨如何通过多种途径减少国际紧张局势，并且有时参加颇有影响的非正式科学家聚会：“帕格沃什”会议①。
【① 帕格沃什运动始于１９５７年，起初由罗素、爱因斯坦和约里奥·居里等人倡议，为了汲取广岛长崎核武器的教训，以促进世界科学家在核子武器、太空活动、裁军与世界安全方面进行合作为目的，以首次会议地点、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小渔村帕格沃什而得名。１９９５年该会议和运动获诺贝尔和平奖。】
爱丽听说，在６０年代唯慨曾访问伯克利加州大学，对当时大批量生产的平价徽章很欣赏，那上面印制的多是一些违背传统习惯、淫秽的言词和激烈的政治口号。
爱丽带有一点淡淡的怀旧感，回忆起从前的情景，你一眼之下，就能估量出一个人最为关心的社会现象。
那时候，在苏联出产的徽章也非常普遍并大量销售，不过那上面的内容多是庆祝和纪念哪个“迪纳摩”足球队，或者某一次月球探测器发射成功，那是人类的航天器首次在月球上着陆。
伯克利的那些徽章可是与此大不相同。唯慨带了几十个回国，有次还特意挑选一枚自己佩戴上。这一枚的尺寸有他手掌心那么大，上面写着“性祈求”。甚至还戴着到科学会议上去显示。
你要是问他，你怎么这么大兴趣，他就会说：“在你们国家，这只是一种方式，去违反传统。在我们国家，这却是两种相互独立的方式，去违反传统。”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他就该大发议论了，讲述他那有名的布尔什维克亲戚，曾经写过一本书，专门论述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地位。
从那时开始，他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比爱丽的俄语水平可高超得多了——可是与那时相比，他佩戴反传统胸章的癖好和兴趣却急剧下降。
有一次，在激烈争辩两种政治制度优劣的时候，爱丽夸耀地说，她可以自由地到白宫前面游行，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
唯慨也说，就在同一时期，他同样可以自由地到克里姆林宫前面游行，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
有一次，在纽约市开会，休会期间，爱丽陪同一位苏联科学家到斯得滩岛渡口散散心，这位先生专门拍摄驶过自由女神像前一艘运送垃圾的敞篷船，船上堆满了臭气熏天乱七八糟的废料，海鸥呱呱地叫着笨拙地在自由女神像前纠缠。
唯慨从来不干这种事。
在一次乘坐大巴车，从面临海滩大酒店的住处到阿雷西博天文台的路上，他的那些同事，热衷于拍摄一路见到的破烂不堪零落倒塌的棚屋和波多黎各贫民用瓦楞铁皮临时搭建的小屋，他从来也不像他们那样。
他们把这些照片提供给谁呢？爱丽大惑不解。在她的头脑中幻想出那么一个巨大的克格勃图书馆和资料库，专门搜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不幸、不公、不善、不义和种种矛盾。
在有人问到某些问题时，唯慨会这样说，苏联的官方立场是这样，１９５６年匈牙利剧变是由一些隐藏的纳粹分子组织的，１９６８年布拉格之春是由领导层中没有代表性的反社会主义小集团掀起的。不过，他还要附加一个说明，如果他听到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这些是真正的平民百姓的起义，那么，他的国家对这些运动的镇压，就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