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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彰阿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会试的大主考，黄宗汉是他的门生，颇为巴结这位老师。秦桧门下有“十客”，穆彰阿门下有“十子”，黄宗汉与陈孚恩都在“穆门十子”之数，自然熟知其事。所以，一遇椿寿的变故，他立即遣派亲信，以釜底抽薪的宗旨，先设法把椿寿的遗嘱弄到手，然后亲自拜访驻防的将军和浙江学政，因为这两个人是可以专折奏事的，先要把他们稳住，才可以不使真相上闻。
当然，另一方面他还要间接拜托旗籍的官员，安抚椿寿的家属，然后奏报藩司出缺。上吊自杀是瞒不住的，所以另外附了个“夹片”，说是“浙江钱漕诸务支出，本年久旱岁歉，征解尤难，该司恐误公事，日夜焦急，以至迫切轻生。”把湖属八帮应运漕米，留浙变价的事，只字不提，同时录呈了经过修改的椿寿的遗嘱。咸丰帝此时初登大宝，相当精明，看遗嘱内有“因情节所逼，势不能生”两句话，大为疑惑，认为即令公事难办，何至遽尔自尽？是否另有别情，命令黄宗汉“再行详细访察，据实奏闻，毋稍隐饰。”
接着，浙江学政万青藜也有专折奏报，说椿寿身后，留有遗嘱，“实因公事棘手，遽行自尽。”与黄宗汉的奏折，桴鼓相应。皇帝批示：“已有旨，令黄宗汉详查具报。汝近在省垣，若有所闻，亦可据实具奏。”
看来事情要闹得很大，但事态真正严重的关键所在，只有黄宗汉自己知道。因为椿寿的自尽，如果真的是由于他的措施严峻、则虽良心有愧，亦不过课以道义上的责任，在公事上可以交代得过，那就不必有所畏惧。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椿寿之死，是死在他虚言恫吓的一句话上。
所谓“留浙变价”，原是黄宗汉有意跟椿寿为难的一种说法，暗地里他并不坚持这样做，不但不坚持，他还留着后手，以防椿寿无法做到时，自己有转圜的余地。
由于在军机处和户部都有极好的关系，所以黄宗汉对来年新漕改用海运，以及本年湖属各帮漕米，不能如限北运的处置办法，都有十足的把握，私底下书函往还，几乎已有成议。但这些情形，椿寿无从知道，他亦瞒着不
说。以改用海运并无把握，河运粮船难以依限回空的理由，下令截回漕船，留浙变价，这一套措施与他所奏报的改革办法，完全不符。他向椿寿所说的，留浙变价一事，“已经出奏”，事情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再也无可挽回，这才使椿寿感到已入绝路，不能不一死了之。其实，“已经出奏”这句话，根本是瞎说。
就凭这句谎言，黄宗汉便得对椿寿之死，负起全部责任。因而他必须多方设法掩饰遮盖，不使真相上闻，一面活动万青藜等人，帮着他瞒谎，一面遣派亲信，携带巨贤，到京师活动。当然，象军机大臣彭蕴章那里，是不必也不能行贿的，只有以同年的身份，拜托关顾照应。
不过这样一件案子，也不是轻易压得下去的。椿寿是“上三旗”的旗人，亲戚之中，颇有贵官，认为他的死因可疑，自然要出头为他讲话，这样军机处要帮黄宗汉的忙，就不能不费一番手脚，来遮人耳目。
照一向的惯例，类似这种情况，一定简派大员密查。既称密查，自然不能让被查的人知道，可是一二品的大员出京，无论如何是件瞒不住的事，于是便有许多掩护其行踪及任务的方法，一种是声东击西，譬如明发上谕：“着派某某人驰往江苏查案”，这人便是“钦差”的身分，所经之处，接待的礼节极其隆重。这样一路南下，到了济南，忽然不定了，用钦差大臣的关防，咨会山东巡抚，开出一张名单，请即传提到案，迅雷不及掩耳地展开了查案的工作。
再有一种是暗渡陈仓，乘某某大员外放到任的机会，密谕赴某处查案。
这道密谕照例不发“邸抄”，被查的省分，毫无所知，行到目的地，拜访总督或巡抚，出示密谕，于是一夕之间，可以掀起大狱。查黄宗汉逼死椿寿一案，就是用的这一种办法，所以在表面上看不出黄宗汉出了毛病的痕迹。这当然又是军机处帮他的忙。
这位钦差名叫何桂清，是黄宗汉的同年。在他们乙未一榜中，何桂清的年纪比较轻，仪表清俊，吐嘱渊雅，人缘极好。这年秋天，由户部侍郎外放江苏学政，在京里饯行送别的应酬甚多，所以一直迟迟不能启程。就在这殷摒挡行囊，准备到任的期间内，出了椿寿这件案子，彭蕴章和他一些在京同年商量的结果，奏请密派问桂清于赴江苏学政途中，顺道查办。“上头”只对椿寿的死因怀疑，不曾想到是他所信任的黄宗汉干的好事，自然不会以何桂清与黄是同年为嫌，便准了军机处的建议。
这个消息，很快、很秘密地传到了杭州，黄宗汉等于服下一位定心丸。
何桂清以钦命在身，不敢耽搁，也就在岁暮之际，出京南下。
二就在同一天，王有龄到了北通州。他从杭州动身，坐乌篷船到苏州，然后换搭漕船北上，偏偏又逢丰北决口，舍舟换车，却又舍不得多花盘缠，一路托客店代找便车、便船，花费固然省得多，时间却虚掷了，以至于走了几乎半年，才到北通州。
这里是个水陆大码头，仓场侍郎驻扎在此，当地靠漕船、廒仓为生的，不知其数。这时正是南漕云集、漕米入仓的旺季。漕帮与“花户”，有各种公务私事接头，漕丁所带的私货，也要运上岸来销售，因此茶坊酒肆、客店浴池，到处都是客满。王有龄雇了个脚伕，挑着一担行李，运投数处客店，找不到下榻之处。
最后到了西关一家“兴发店”，看门口的闲人车马还不多，王有龄心想：这一处差不多了。几次碰壁的经验，让他学了个乖，跟柜上好言商量，反而易于见拒。不如拿出官派来，反倒可以把买卖人唬倒。
于是，他把身上那件马褂扯一扯平，从怀中取出来一副茶晶大墨镜戴上，昂然直入，伙计赶紧迎出来，他不等他开口，先就大模大样地吩咐：“给找一间清静的屋子。”
伙计陪着笑先请教：“你老贵姓？”
“王。”
“喔，想是从南边来？”
“嗯。”王有龄答道：“我上京到吏部公干。”
那伙计对这些候补官儿见得多了，一望便知，现在由他自己口中证实，便改了称呼：“王老爷！”然后踌躇着说：“屋子倒是还有两间，不敢让王老爷住！”
“为什么？”
“知州衙门派人来定下了。有位钦差大人一半天就到，带的人很多，西关这几家客店的空房，全给包了。实在对不起，王老爷再找一家看看。”说着又请了个安，连声：“王老爷包涵。”
看他这副神情，王有龄不便再说不讲理的话，依然只好软商量：“我已经走了好几家，务必托你想办法，给腾一间屋子。我住一宿，明天一早就走。”
只住一宿，便好说话，伙计答应跟柜上去商量。
柜上最头痛的客人，是漕船上的武官，官儿不大，官架子大，动辄“混帐王八蛋”地骂，伙计回句嘴就得挨打，伺侯得稍欠周到便要闹事。他们以“千总”、“把总”的职称，给总督、巡抚当“戈什哈”还不够格的官儿，敢于如此蛮横无理，就因为有他们的“帮”在撑腰。漕帮暗中还有组织，异常隐秘，局外的“空子”无从窥其堂奥，所知道的就是极其团结，一声喊“打”，个个伸拳，先砸烂客店再说。至于闹出事来，打官司就打官司，要人要钱，呼叱立办，客店里是无论如何斗不过他们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形，干脆往官府一推，倒省了多少麻烦。
但王有龄不同，虽然也有些官架子，文质彬彬，不象个不讲理的人，再说，看他也不象习干行旅，相当难缠的“老油子”，因而答应容留，但有一句话要声明在先。
“王老爷！”那伙计说：“有句话说在头里，听说钦差已经出京了，是今天晚上到，还是明天早晨列，可保不定，倘或今天晚上到呢，那就只好委
屈您老了。话说回来，也不能让您老没有有地方住，不过……嘿、嘿，那时候，只好跟我们一起在大炕上挤一挤了。“
“行，行！”疲累不堪的王有龄，心满意足，满口应承：“只需有地方睡就行了。”
于是伙计在西跨院给他找了个单间。开发了脚夫，把行李拿到屋内。那伙计叫刘四，伺候了茶水，一面替他解铺盖，一面就跟他搭话，问问来踪去迹。等他洗完脸喝茶休息的时候，拿来一盏油灯，顺便问他晚饭怎么吃？
到了通州就等于到了京城了，王有龄心情颇为悠闲，要了两个碟子，一壶白干，慢慢喝着。正醺醺然在回忆与胡雪岩相处的那一段日子，只见门帘一掀，随即有人问道：“老爷！听个曲儿吧？”
说话的声音倒还脆，王有龄抬眼一看，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妇人，擦了一脸的粉，梳得高高的一个“喜鹊尾巴”，叮铃当啷插着些银钗小金铃的。绿袄黑裤，下面穿一双粽子大的绣花红鞋。重新再看到她脸上，皮肤黑一些，那眼睛却顾盼之间，娇韵欲流。王有龄有了五分酒意，醉眼又是灯下，看过去便是十足的美人了。
这北道上的勾当他也领教过几次，便招一招手说：“过来！”
那妇人嫣然一笑，向她身后的老妇摆一摆手，然后一个人走了进来，请个安问道：“老爷贵姓啊？”
“我姓王。”王有龄问她：“你呢？”
“小名儿叫金翠。”
“金翠！嗯，嗯！”他把她从头到脚，又细细端详了一番，点点头表示满意。
“王老爷，就是一个人？”
“对了，一个人。”王有龄又说，“你先出去，回头我找刘四来招呼你。”
于是金翠又飞了个媚眼，用她那有些发腻的声音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