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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他们更懂得装而已。所以就开始讲什么内涵了，注重形式等等。以凸显他们的‘贵族气质’，这一阶段的富豪，不再是以炫富为主，而是以装贵族为主了。
境界不同了，追求的不一样了。
但不管是炫富也好，装贵族也罢，没钱都是玩不转的。
特别是在江渝的军阀寡头财团的垄断下，炫富与装富豪的代价更高了，那些奢侈品的价格往往高得很。
这个高价格也是有区分的。
这些高价格的东西都是本国出产的奢侈品价格高，而是进口奢侈品价格高。
当然两者都很高，区别就在于财团有生产奢侈品，并占据了本国上流社会主流。
而后世中国不同。
后世中国的奢侈品品牌少得很，倒是外国奢侈品十分流行，而这时候进口关税又比较高，使得那些富豪直接去国外购买奢侈品，从而绕过关税。
在如今的中华民国，这个空子钻不了。
因为现在中华民国的上流社会用的都是本国生产的奢侈品，那些富豪跑到国外去买奢侈品带回来，还会被人笑做是土豹子，甚至还会受到商人当中势力最强的民族资本家的排斥，从而在生意场上吃亏。
加上此时中华民国走的是民族主义政策，民众普遍支持国产，并以用国产为荣，稍稍有点钱的中产阶级就算不是为了炫富，也极少会买外国人的中档奢侈品。
而本国奢侈品，在国内尽管价格贵，但在国外价格更贵。
这些奢侈品在经济萧条时期，变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只会被送进典当铺，而且是财团的当铺。
在经济萧条时期，当铺只会开出一个很低的价格出来，从而将那些破产民资老板的奢侈品以一种价格很低的贱卖方式处理掉。
但这是没办法的，当破产的时候，那些资产都要卖掉抵债的，卖不出高价钱也得卖，反正卖到最后，如果资不抵债，那么那些民资老板一毛钱都被想剩下来，只要银行够狠心，最后一内裤都可以收走。
如果资能抵债，抵债过后剩下多少钱就拿多少钱，但绝对也不会剩下太多钱的。
为了尽可能的削弱民资资金链，并让那些钱多得蛋疼的群体有一个宣泄口，江渝开始与周子跃商议开设赌场的问题。
“破家最快莫过于赌，股票是赌，赌博也是赌，只不过股票速度慢，而且普通民众输了也不会输到过不下去。赌博不同，赌博一夜之间就能让人倾家荡产，而且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普通民众。”江渝对周子跃说道：“所以发展赌场。必须把赌场开设到那些偏远的地区，从而让避开普通民众。”
“嗯！就像美国财团在阿拉斯加开赌场，因为离本土远。没什么钱的普通民众也不舍得买那个船票，更没闲工夫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赌博。而有钱人则无所谓，或者那些中产阶级，也经常会跑到阿拉斯加去旅游，去赌场找刺激。”周子跃点头说道：“有钱人很多时候不是为了靠赌博赢多少钱，而是去赌场找乐子。”
一般来说，有钱人的命格中财都比较旺。从而他们在发家过程中，很多在商场中都是变相的赌赢的。这让他们在赌博方面也十分自信，不过赌博显然不可能公平。十赌九骗依旧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首先是自信，再则是找刺激，试运气等等。
赌博是一个很古老的行为，而赌性深重的人更是到处都是。
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禁止赌博。就像是后世的中国。很多大老板拿着钱，不远千里跑到深山老林子里和人对赌，而且往往还是钻进别人的骗局当中，他们也不是出千，但却拿着钱跑到外地去赌博，实在让人感觉无比疯狂。
有的人比较疯狂，有的人还能压制住一些。
反正国家是不可能完全禁止赌博的，这时候就必须找一个宣泄口给他们。
国家专门搞一块地方出来让他们赌博。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
“位置偏远，而又有旅游资源的地方。北海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那里不太好接待外国赌客。我们开赌场，不仅要赚民资老板们的钱，还要赚洋人的钱。”周子跃看着地图思考了一会后说道。
赌场肯定是不可能开在经济繁华、人口密集的地区的，比如上海这些地区，如果在上海开个赌场，岂不是人人都跑到上海去赌？
普通民众赌输了，对财团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普通民众没有闲钱，他们的钱是要用来支撑财团的商品制造业的，如果财团靠赌博把他们的钱直接赢走了，那么首先财团的工业发展受到影响，其次会出现许多因为赌博而造成贫困的群体，并且使社会犯罪率激增。
开设赌场的目的，就是损有余，而非是损不足。
至于是不是损有余而补不足，那还是看经济局势了。
对于财团来说，可以让普通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是绝对不能让普通老百姓有太多的闲钱。
因为在日子好过，有有闲钱的情况下，必然会不干活，当一辈子米虫都有可能。
没人干活了，这个国家又怎么发展呢？
当然，资助那些实在贫困的群体那是绝对需要的，但是过得还可以的民众，那就不需要资助了。
这主要是慈善问题。
如今中华民国也在大力搞慈善，也就是号召大家捐钱，钱多的多捐，钱少的少捐，随着老百姓的收入增加，很多老百姓都养成了每个月都捐款搞慈善的习惯。
那些商人也在大力搞慈善、公益事业，不过更多的还是搞非营利性的公益事业，因为公益事业可以留名。
这就让社会保障、公益设施得到了完善，让中华民国更像是一个人间天堂，在这里不用怕饿肚子，不用怕穿不暖。
吃的，用的，都比其他国家高档。
老有所养，少有所教。
无法从事劳动的残疾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困难群体可以得到社会援助，也不用怕饿死，在这种援助下，经济条件甚至可以过得和普通工人差不多。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经济宽裕的前提下的。
在经济宽裕的前提下，再加上廉洁的慈善体系，以及良好的慈善氛围，需要国家进行鼓励。
中华民国即不断鼓励、表扬那些热心慈善、公益事业的群体，使得他们成为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同时在慈善体系上，也做到了绝对的廉洁。
钱捐上来，用途写得一清二楚，并有回执单。
不是捐款之后就没有回音的，而且有回执单，可以证明其人的捐款经历，做好事不留名的高尚人士是有的。但总的不如留名来得受众。
关键时刻，也可以拿出来证明一下自己的人品不是。
每一个捐款人的捐款信息都有存档，用到哪个项目上。这个项目总共花了多少钱，这些钱又买了什么东西，这些东西的单价是多少，全都会写得一清二楚。
中华民国慈善协会是专门管这些钱的，这个协会在各地都有分会，普通民众可以申请去当慈善志愿者，去当义工。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慈善资金花费的各个环节监督上。
同时财团也将参与到慈善协会当中，因为慈善协会购买社会援助物资都是从财团手上购买。
商品价格比市场价要便宜一些，但也仅仅只是一些。一个意思而已。
财团的主要任务，还是把社会上的钱想办法收回来，因为财团是可以印钞票的，但是票子多了没意义的。
票子一多。又收不回来。那么各种社会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财团并不是可以无限制的花钱，花钱的时候得考虑，这些钱要靠什么渠道收回，是靠卖商品，还是靠开赌场。
慈善的意义，就是让那些已经买了车子、房子，生活宽裕的民众，把钱拿出来让那些无力购买这些商品的困难群体购买这些商品。这样即援助了那些困难群体，也增加了市场消费。使消费不起的群体能够消费得起。
这种慈善体制的建立，也能够让中华民国的社会进入拜金时代。
普通老百姓不拜金，老百姓普遍不需要出卖尊严去抱富人臭脚，那么就不会有剧烈的社会矛盾。
现在江渝与周子跃，正在思索着在哪里开赌场比较好，这就是为了从富人手里收回闲得蛋疼的资金。
只有收回了足够多的资金，财团才能动用更多的资源。
如果钞票发行出去收不回来，这时候财团不可能动用多的钱继续建设项目，尽管钞票是想印多少就有多少，无节制的印刷钞票只会造成物价飞速上腾。
北海（贝加尔湖）开设赌场确实是不错，那里风景好，旅游资源丰富。但是，那里没有海运。
这个时代的主要的跨州界、跨国交通方式多是海运。
如果开设在北海，那也就只能赚本国民资老板的钱，以及一些中产阶级的钱。洋人的钱就不太多了，因为去贝加尔湖对于洋人来说比较麻烦，先要坐船，接着又要做火车。
当然可以坐飞机，交通方式换来换去也实在比较麻烦。
所以把赌场开在北海的条件不是那么全面。
“我们的赌场，虽说要偏僻，但还是要比美国阿拉斯加赌城更有吸引力才行，加上我们中华民国版图这么大，一个赌城不足以让所有富豪找到宣泄口，不如开两个赌城。在北海开一个赌城，吸引北方富豪。另外在南洋再开一个赌城，我觉得把赌城开在苏门答腊岛最西边的班达亚齐是不错的。”周子跃看着地图想了半天后说道：“而北海赌城，首先那里也可以吸引洋人，主要是吸引外国游客。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跑到北方去赌，特别是在我们国家，人们普遍相信命理的情况下，对出行方向有很强的针对性。班达亚齐这个赌场，可以搞热带旅游，而且有沙滩海景，更可以直接吸引整个东南亚、印度、中东，甚至是欧洲赌客前来找刺激。”
江渝眼前一亮，确实，中华民国版图这么大，一个赌城是不够的。
特别是在人们相信命理的情况下，这年头还没有搞白话文运动，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