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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和木头的三种。“文革”初期，图案大多是光芒四射的正在升起的太阳，或者是一段毛主席语录。“文革”后期，有了带拉锁的海棉铅笔盒和磁铁铅笔盒，这两种铅笔盒并不实用，有点像今天的新款手机，最大的作用，是给使用者提供了炫耀的机会。铅笔的颜色是五彩缤纷的，最高级的是带橡皮头的六棱绿色有华表商标的中华牌铅笔，一毛钱一根。自动铅笔先要把笔芯置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再用螺丝结构的塑料笔杆加以固定。铅笔刀有竖刀、横折刀、转笔刀三种，有的孩子用家长的剃须刀片削铅笔，锋利无比，但弄不好就连手指头一起削了。垫板和尺子，也分铁的和塑料的两种。橡皮是各种形状的都有。也是“ 文革”后期，出现了各式各样并不实用的香橡皮。除了书本，上列的文具就是一个小学生书包里的常规家当。大家都差不多，只有大小、新旧与多少之分。女生的铅笔盒都布置得有规有矩，里面还垫着从《人民画报》或作业本上裁下来的纸。她们削铅笔也有一套，在下刀的地方先刻一圈标记，这样削下来的铅笔很匀称，看着用着都舒服。她们“咔嚓”铅笔头时也知道轻重，不像男生，经常是一刀下去，铅就断了，前功尽弃。女生使橡皮也强似男生，她们知道先把橡皮在腿上蹭两下再往纸上擦，男生的作业本常让橡皮擦得一塌糊涂不成样子，被老师找茬。另一些副课所需的文具，如蜡笔、彩色铅笔、墨盒、水彩盒、算盘等，则不必每天装在书包里。当年，得到一盒颜色齐全的能支在桌子上的蜡笔或彩色铅笔，对一个低年级孩子来说，有如获至宝的感觉。
低年级和高年级
北京孩子都应该记得这个顺口溜：
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二年级的小茶碗，一打一个眼。
三年级的吃饱饭，四年级的装子弹。
五年级的一开火，六年级的全滚蛋！
透过这种戏谑式的形容，多少可以看出一点小学生阶段性的真实处境。低年级同学，规矩自然多一些，“限制”也多一些。上课手要背在椅子背的后面；放学要排路队；写作业不允许用钢笔和圆珠笔；清明节扫墓，只能就近去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年级去远处的八宝山革命公墓）。高年级的同学，可以把小说带到自习课上看；可以加入鼓号队、足球队、宣传队、无线电小组、赤脚医生小组；可以参加迎宾、学工、学农及节假日的活动；可以出任学校图书室的管理员，甚至参与学校的管理活动（当低年级的辅导员，主持早操和课间操）。一二年级的同学，很羡慕高年级同学的“自由”和“风光”，远的不敢想，至少巴望着早日升到三年级，登上“俯视”低年级的台阶；而高年级的同学，又总不放过拿低年级同学开涮的机会。逢打预防针的日子，高年级同学就会聚在低年级同学的教室门口，把他们紧张甚至哭喊的表现当表演看，倘是一个院子住的，还免不了回去散布一番。有一点，在学校惹了祸及成绩糟糕的同学，不论年级高低，所享有的“待遇”是一样的，即放学后不能按点回家，到办公室挨老师训，这是一种最常见的处罚措施，俗称“挨留”。底儿潮的同学放学归家稍晚，被院子里的谁碰见了，准会顺嘴问一句：“又挨留了？”还有一点，是一个与今天迥异的现象，也是年级无论高低，学生上学放学，未闻有家长接送一说。今天那些正在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家长们，恐怕没少遥想当年的自己，应该有一种反差更真切的体会。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改校名斗校长
和相对浪静风平的小学一比，中学校园里的故事，要波澜壮阔得多。
复课以后，男女分校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一律混合招生。女子中学的历史至此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改校名的风潮。我问过几个复课后进了女校的男性朋友，他们说到自己的校名时，都不约而同地加上一句：以前的女×中。北京的十几所女子中学，基本上改为了番号靠后的学校。如师大女附中改成150中（今为师大实验中学）；女六中改成156中；女三中改成159中；女八中先改成鲁迅中学，再改成158中；女一中改成161中（正是这所学校的女红卫兵们，公开致信党中央，率先提出废除高考制度的要求）；灯市口女中先改成东方红中学，又改成167中；灯市口附近的另一个中学—女十二中，是美国公理会办的拥有百年历史的女子中学，前身为贝满女中，出了谢冰心等人物，它改成166中。
斗校长
更大的风潮还不在于改校名。尽管停课日子里的抄家、串联、接受毛主席检阅等“革命”活动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喧闹劲已经过去，但这场运动的冲击波并未实际减弱。69、70两届的同学是复课后同时升学的，一迈进中学的门槛，这些孩子就看到了惊心动魄的一景—斗校长。
几乎所有的中学校长都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替身，没听说有谁成为死角，幸免于揪斗。我熟悉的几个69、 70届的朋友，谈起他们短暂的中学时光，第一印象也都是批斗校长。那时“走资派”遍地都是，但北京的中学校长中，女性比例很高，这里可以说是女“走资派”最集中的场所。田畔后来是高我一级的一个系的同学，当年的西苑医院子弟，被就近分到101中。开学的第一天，依惯例应该是一个典礼活动，由校长讲话，而他碰上的却是一场批斗会。操场上人声鼎沸，被斗的正是校长王一知—一个满头银发的小个子老太太。王系20年代的党员，早期中共领导人张太雷的夫人。那时被斗者的胸前，要挂一个木头牌子，上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某某某”，再在名字上打上叉，按流行的规矩，名字中间的一个字还要倒置，但王一知其名，前两个字都无所谓颠倒，她得以占了点“便宜”。王不愧为老一辈革命家，坚强地挺过了这一劫，“文革”结束后安享应得的晚景，前些年才去世。月坛中学的女校长则没有支撑住，她被剃了阴阳头后，有一天晚上，唱着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登上学校的楼顶，从烟囱里跳了下去，选择了当年属于“自绝于人民”的归宿。与这位女校长命运同样悲惨、被斗致死的还有师大女附中的卞仲云副校长。四中老初一学生陈凯歌，在他的书里，曾写到对女校长“运动”前后的印象的反差，他入学时（1965年9月），在操场上聆听校长讲话，“这位女校长嗓音洪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文革”一起，“年老的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③
很多孩子以“革命的名义”，对校长们横加凌辱。我的一个朋友是育英中学69届学生，他看到的情景是，女校长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倒在地，一个“口技”超人的“小将”，隔着数米向其脸上“飞”唾沫，有十环九环的准度；有的校长被勒令站在椅子上挨斗，突然间有人从后面一把撤掉椅子；有的校长被勒令在雨地里环操场爬行；有的校长被勒令和死尸握手。至于坐所谓“喷气式”，更属于家常便饭，不新鲜了。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给同学分拨
复课以后的“闹革命”，远没有到此为止。北京各中学，从建制到课目设置，从形式到内容，都被一改到底，彻底显示出“革命化”的冲击力度。
校长被打倒，学校行政机构由革命委员会替代，自不待言；中学是红卫兵组织的发源地，早在一年多前就成立了。1966年6月2日，清华附中首次出现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百余人的名字签在“红卫兵”三字后面，这些孩子是北京、也是全国最早的红卫兵。毛泽东曾于1966年8月1 日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捎带点名并支持了北大附中的红卫兵领袖彭小蒙。红卫兵的标志，最初是一面印着三个手书体字的战旗，后改成毛泽东手书字体的袖章，别在左胳膊的衣袖上，也有往右胳膊上别的。袖章大多是红底金字，下印一行宋体小字：首都中学红代会。“ 文革”初期红卫兵派别林立，大派诸如中学的四四派、四三派，高校的天派、地派等等，袖章的尺寸和字的颜色并不统一。由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组织，袖章上印的是黑字，有一尺多宽，占去多半个袖子。我家附近的一条街出现过这样一幕：一帮“联动”打扮的红卫兵—一色儿黄军装、武装带、黑字宽袖章—飞车而过，却一路高呼“打倒联动！”的口号，令人称怪。复课以后，红卫兵成为全市统一的中学基层组织，学校设大队委员会，班级设中队，袖章化一制作。直到“文革”结束，红卫兵组织都以袖章为标志。70 年代中期，我们上中学时，红卫兵袖章对孩子的诱惑力已呈渐衰的态势，不少孩子入了红卫兵，却不爱戴袖章，寒暑假更是如此。有的学校设值日生，责任之一是就袖章佩戴情况作考勤。1976年暑假，正值抗震救灾的当口，我们班上初三，有一天班长陈凯一早跑到红卫兵中队长张锐家，进门就问：“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张锐被问愣了，半晌想不出所以然，回问：“什么日子？”‘八一八’呀，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日子。今天得把袖章戴上。”他们又去串联别的同学，特地一道上街转了一圈，四五个戴袖章的孩子骑车走在大街上，格外扎眼，频频招致路人的回眸。这时距“八一八”，整整过去了十年。至今，“八一八”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