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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便在喝酒这个领域长大成人，经常三五一伙半地下活动似地喝起来。多少年后，大概是四五年前，这位学兄告诉我，他刚戒了酒。原因是单位体检时，医生用手敲打他小腿神经部位，本应自然弹起，但他毫无反应，医生告以是喝酒过度导致的神经麻木，后果不堪设想，把他吓傻了。他那阵子喝二锅头，一般是两个人撅一瓶，三天两头如此。听说不久前又开了戒，开车去赴一个饭局，本来一桌人都喝啤酒，他喝了一杯不到就把另一半倒给别人，让服务员上“小二”，连喝了两瓶。
我的朋友田卫列小时候住前门鲜鱼口，前门第一旅馆是他姥爷开的。两三岁的时候，他姥爷就像汪曾祺那样用筷子头沾白酒往他嘴里杵。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就在家偷他爸的二锅头喝，倒出多少，再兑上多少自来水，自己还炒个鸡蛋下酒。他爸则不能不常喝掺了水的白酒。如今很多 “北京孩子”在外边狂饮，在家不喝酒或很少喝酒，逢年过节也就意思意思。他则不然，说：“在家我也得晕着。”经常是睡到半夜醒了，起来开两瓶啤酒倒一杯白酒掺着喝。
70年代前期，结伴骑车郊游，是北京孩子为数不多的消闲方式之一。“郊游”这个概念，也因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为转移，当年的所谓郊游，目的地无非是颐和园、八大处、香山这些公园，鹫峰这样的地方都轻易去不了。吃吃喝喝，是这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喝者，汽水是幌子，实乃酒也。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酒量是这样练出来的（3）
八大处二处有个规模不大的饭馆，去玩的孩子进门后一般会先奔这家饭馆，但不是去吃饭而是采购，那里的酱猪蹄之类的熟食做得非常地道。备好葡萄酒、啤酒和下酒菜以后，再负重从容爬山、照相、逮蝈蝈、刀螂、蚂蚱、用气枪或弹弓打鸟。几个小时过去，“会当凌绝顶”时，早已饥渴交加，顾不上再览“众山”了。这时候要找个空旷的地方喝酒吃饭，这是出游八大处的压轴节目。我们上中学时，班里有个孩子，八大处是他们家的一个玩点，每月一家子怎么也去个两三回，可谓轻车熟路。有一次几个同学去玩，他带路，没有沿二处、三处这条线往八处走，而是爬八大处南侧的另一座山头，那是一片叫不出名堂的野山，羊肠小道，山顶有一块既平且大的天然巨石，能容一二十人，宛如设计好的野餐专区。在一片欢呼声中，大家迫不及待地摊开报纸，掏出肠、猪蹄、咸鸭蛋、水果罐头和两三瓶佐餐葡萄酒，用那个年代流行的伸缩式塑料旅行杯盛酒，一通“痛饮”。这是个完全放开的喝酒场面，想怎么喝就怎么喝，不像在家喝酒，有或多或少的顾忌，不能不担心家长破门而入。而且可以边喝边说边俯瞰下景，脚下漫无际涯，犹如置身在飞机上。我后来去过浙江奉化雪窦山顶的妙高台，蒋介石爱呆的地方，感觉也不过如此。就这样任时光流逝，日落而归。回去向家里报账，照例把肚子里的酒肉变成面包和汽水了事。从那块石头上五花八门的“题词”和附近的空酒瓶子看，这里并非处女地，而是一个很多北京孩子足迹所至的去处。后来因为渴望故地重游，我们班同学又去过几次八大处，自然又在那块石头上喝过酒。
香山也算是北京孩子出游喝酒的佳地。但香山游人多，有点闹腾，不如八大处肃幽。香山半山腰的松林餐厅，用叶圣陶的话说，“菜颇不恶” ，按说就着美味喝啤酒，能得两种享受，但饭点上松林餐厅每每人满为患，即使入了座，身后站着一堆下一拨的客人，显然也喝不舒服，更谈不上“痛饮”二字。1976年4月18日和10月26日，叶圣陶一家及亲朋曾两游香山，头一次中午饭口上进餐厅时，已经客满，大概亲友中有人通过关系通融，去了管理人员的游艺室，用乒乓球台子当餐桌，“布陈二席”。第二次有了前车之鉴，到公园后就先去接洽饭店，“定下一席”再说，以绝后顾之忧。北京孩子去香山玩，摊上人少，也在松林喝酒，有个朋友曾谈到，70年代中后期，他上高中时和一帮同学去香山，在松林餐厅喝了两三升啤酒，大醉，躺在山亭子的座廊上睡了个把小时，把一个当年的稀罕物—有人从国外带回来当礼品送给家长的一次性燃气打火机—给弄丢了。尽管他回忆这件事情时，这种打火机已经满大街随处可见，五毛到一块钱一个，很多饭馆都免费相送，作为对顾客光顾的一种回报外加起广告作用，但言谈间仍流露出些许悔意。更多的时候，北京孩子成帮结伙去玩，还是自备吃喝，先爬山。“鬼见愁”上也不是“用饭”的地方，得到山腰树林里寻求僻静和相对空旷之地。另一个方案是先爬到山顶，再向南一直走到八大处，下山坐公共汽车返回香山再骑车回家。如此则这顿酒很有可能选择在从香山走向八大处的路上，某个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段才能喝上。
除了香山和八大处，可供北京孩子喝酒的去处，还有颐和园里的西堤、佛香阁后面，卧佛寺后面的樱桃沟，玉渊潭八一湖和后湖边的土坡，天坛公园宽旷的草坪等少数几个公园，但都不及香山和八大处能让孩子尽兴和有安全感。至于公园里的餐厅，如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北海的仿膳、大众食堂，颐和园的听鹂馆等等，一来扎眼，二来人多、氛围不对，三来在那里用餐近似今天快餐式的吃法，都不宜于北京孩子的所谓“ 畅饮”，还不如直接进饭馆，因此也就罢了。就北京孩子的喝酒实践而言，相对家里与饭馆，郊区公园所占的比例是最少的，却是最方便、最惬意和最具回味价值的。
至于在饭馆喝酒，似宜归到下一个话题里再说。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从莫斯科餐厅到小吃店（1）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无论家境如何，多数是吃粗茶淡饭长大的，绝少遗少般美食家身上的江湖气。70年代以后，下饭馆渐渐被北京孩子作为消费时尚，即便如此，这些孩子也并不真的懂得吃，他们从不为奔哪一道菜而有针对性地下饭馆，说不出升华到所谓“美食”境界的种种道道，平时聊天也从不涉及这样的话题。他们对饭馆的体验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直感：比家里做的好吃。因此，饭馆之于他们，只有大小之分，无所谓甲乙丙丁之类的档次上的概念，也无所谓菜系的概念，他们计较的是都去过哪些有名的饭馆，还有哪些家没有去过。在当时的中学生中，常能听到类似这样的“豪言”：以后挣了钱，先他妈吃遍北京的大饭馆！
这话并非大得不着调。北京当年的饭馆数量，远比不上今天，大饭馆更是数得过来。有名的饭馆多座落在同样有名的闹市区，像西四一带的砂锅居、同和居，西单一带的曲源酒楼、玉华台、鸿宾楼、四川饭店、又一顺，王府井一带的东兴楼、东来顺、翠华楼、五芳斋、康乐餐馆，东四一带的江苏饭庄（森隆饭庄）、青海餐厅，地安门一带的马凯餐厅，前门一带的都一处、全聚德、丰泽园等等。这些饭馆，当年很多北京孩子即使没去过，也能脱口说出它们的方位。论时尚指数，则它们再有名，还得往后算。北京孩子的首选饭馆是两家西餐馆——展览馆后面的莫斯科餐厅和把崇文门十字路口西北角的新侨饭店。倘向当年赶时髦、如今50岁上下的北京孩子打听是否去过或去过几次这两家餐厅，很多孩子会回答——“无数次”。
莫斯科餐厅“文革”中改称展览馆餐厅，是北京展览馆苏式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1954年餐厅开张时，据说是一色的男服务员，都是从哈尔滨抽调来的。这里起初俗称“小莫”，后被叫成“老莫”，这个称号如今男女老幼、外地人北京人都这么叫，发明者是谁，已无从考稽，但可以断定他应该是那个年代的北京孩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场戏，两拨孩子打群架，最终被王朔饰演的一个顽主摆平，双方杀奔饭馆，举杯欢呼并像奥运会冠军对待他们的教练般地把顽主抛了起来。饭馆就选在莫斯科餐厅。北京有那么多家有名的饭馆，由王朔、姜文这些北京孩子构成的创作班底所以把莫斯科餐厅搬出来亮相，是清楚“老莫”在北京孩子眼里的分量的。说起来，莫斯科餐厅的饭菜未必多对北京孩子的胃口，无非是西餐，猪牛鱼排、罐闷鸡、杂拌、鱼子酱、红菜汤、黄油、果酱、面包、色拉、什锦炒饭、红茶、葡萄酒之类。但 “老莫”对北京孩子的吸引力，要害不在于饭菜的味道，而在于饭外的东西。说白了，那里的就餐环境、餐具、吃饭的姿势，都有别于中餐的“土”饭馆。
莫斯科餐厅宽敞、高大，举架有七米之高，有大粗柱子支撑，进门给人金碧辉煌之感，桌椅台布透着洋气，刀叉和杯盘更不待言。服务员推车送餐，盛罐闷牛肉、罐闷鸡的是一种状似地球仪的器物，即使几片面包也用很正规的盘子端上来，刀叉和茶杯托是一水的镀银货。餐厅服务员的着装和态度也显得比别处温柔和妩媚。所有这些，在当时京城的饭馆中都能称得上“独一份”。去“老莫”吃饭，是那个年代没有去吃过的许多北京孩子的理想，也是去吃过的许多北京孩子禁不住常向别人回味一番的话题。以至于或同学，或同院，很有不少孩子在一起花心思切磋如何攒钱凑钱，去一次“老莫”，已经构成一种现象，而且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当年有什么大事难事麻烦别人，北京孩子的一句口头语就是： “事成之后，请你到‘老莫’吃一顿。”有位如今已腰缠万贯的女性朋友告诉我，她上中学时有一次和院里另一个女孩在大街上捡了十块钱，两人合计怎么花。当年十块钱能干太多的事情，在大人看来都非小数，何况孩子。她们商量来商量去而后付诸实践的，就是去莫斯科餐厅吃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