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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不仅环境清幽，各使馆门口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该国风情图片。后来因团结工会而闻名于世的格旦斯克列宁造船厂，当年曾被波兰使馆作为该国样板企业赫然贴出一组图片。80年代，有个叫于娟的北京孩子单枪匹马，骑车沿国境边子绕了一圈，在媒体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底子肯定是孩子时打下的。一般北京孩子的骑车史，往远了说，去的多的，是天津、八达岭、十三陵这些地方。有的骑车出行还被赋予特殊意义。作家刘心武在一篇文章中述及和《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相关的一段往事：
1967年3月15日，是个星期日。遇罗克一早到邻居任众家对他说：“任老师，我们要去香山玩，您也去吧！”任众很高兴，背上借来的手风琴，跟他们骑上车，到香山去了。一行人中除了遇家三兄弟，还有三四个中学生。爬山的途中，遇罗克断断续续地对任众说，《中学文革报》恐怕出不下去了，听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已经在小范围表态，说《出身论》不对；遇罗克还说，感到这些天在上班路上，似乎有人跟踪他。不过那天总的来说遇罗克的情绪还是不错的，跟大家有说有笑，任众拉手风琴，他也很喜欢听。后来，他们爬到山顶一处废弃的破碉堡那儿，遇罗克没有招呼任众，却也并不避讳他，把小兄弟们叫到身边，小声地吩咐着什么，后来，任众看见他们把事先包扎好的一些本册往那废弃碉堡与山崖衔接处的缝隙里藏匿，藏完还拣了些石块封牢隙口。当时任众以为他们藏匿的是日记，很多年后，提起这事问遇罗文，遇罗文证实，他们藏的并不是日记，而是遇罗克与另外两个人合写的一部诗集《凝秀集》。为什么要藏匿这部诗集？集子里“凝”了些什么“秀”？遇罗文说连他也没读过这部诗集，哥哥平反后，他曾重登香山，找到那个地方，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几个本册了。不知后来是何人取走了？在沧桑世道、攘攘人寰中，这《凝秀集》还默然存在么？那黄脆的纸片上以褪色的墨迹书写的诗句，谁还记得？①
遇罗克当年已经二十出头，工作了几年，而他的弟弟们，至少那几个中学生还在孩子之列。他们也许预感到什么了，但绝不会想到不久后遇罗克的被捕和三年后的同一时节，遇罗克被处以极刑，以及遇罗克死去十年后的被平反。他们更不会想到，这次骑车出游香山，酿成了一件被载入史册的谜案。在遇罗克他们这次骑游之后的十来年间，一茬一茬的北京孩子，但凡会骑车的，谁没骑车去过香山呢？而有如此说头的香山之行，未闻第二例。
蒙警察一道
经常骑车的孩子，难免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骑车带人、逆行之类，是北京孩子都明知故犯过的错误。我们上中学时，常有同学把“虎口脱险”的例子挂在嘴边，津津乐道，至今还记得这样两个：
有个同学骑一辆还没有上牌照的永久17型新车横穿天安门广场，被警察揪住。问：“住哪儿？”答：“公安部宿舍。”问：“哪学校的？”答：“六中。”问：“六中在哪？”这孩子只知道六中离天安门不远，并不清楚具体方位，到了这个份上，也只能蒙了。他想起“文革”初有传说男六中的红卫兵曾在学校挖地道企图通往中南海，便顺手往西一指：“那边。”看警察的表情，心里庆幸：蒙对了。警察也许念他住在公安部宿舍的情面上，没予追究，只说了一句“下回注意”，放了他一马。其实他的所有答问，没一句实话，都是瞎编的。
另一个同学住在汽车局一机部宿舍，有一次骑车带人，在木樨地丁字路口被警察抓获，要扣车，让他们到交通队接受处罚。俩孩子开始想着通融通融就能过去，缠着警察求情，把警察弄烦了，车一锁，拔出钥匙，进了岗楼，不搭理他们。这俩孩子一嘀咕，急中生智，得一“上”计。骑车的同学假装取执照，实际是回家拿了另一把钥匙回来，靠着车座偷偷捅开车锁，踢开脚蹬子，眨眼的工夫，俩人几乎同时跳上车，冲警察大叫一声：“走啦！”扬长而去。警察未料俩孩子还有这一手，一定后悔没先记下车牌号，被两个中学生涮了一把。那会儿的自行车牌照接近一尺来长，蓝底白字，数字是汉字竖写被模子压出的，牌照别在后挡泥板上，很醒目，遗憾的是警察缺了个心眼。巧的是，这俩孩子当中的一个后来也成了交通警察，他处置交通违规，牢记两条原则，第一，先登记牌照；第二，以教育为主，得过且过。
当年把“出去骑会儿车”当成天大享受的北京孩子，如今不知有多少人早就“鸟枪换炮”，开上了汽车，至少在做着“汽车梦”，或许有人已经把汽车开腻了，或者到了有专职司机的份儿上。那么，孩子时代的骑车经历和乐趣，会被他们从记忆中抹掉吗？
不会吧？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游泳池—孩子的仲夏之梦
把游泳列在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三大运动”的末位，是有理由可循的。游泳和骑自行车、打乒乓球不同，它更受季节及场地制约，即使在室内游泳馆空前壮大的今天，谁也做不到想游了任何季节都可以抬脚就去，何况三四十年以前。
游泳池—孩子的仲夏之梦
那时的北京，冬天游泳，还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除非你能冬泳，或者你是游泳运动员，或者是像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样，住在游泳池畔。四季向社会开放的室内游泳池，当年还不存在。总参办的平安里游泳馆一度不分季节对内开放，是少之又少的现象。北京孩子游泳，一年就盛夏那几个月，正规场地，也屈指可数。天然游泳场起初有玉渊潭、积水潭、什刹海等若干家，后来玉渊潭后湖一度关闭，积水潭也停业，仅剩什刹海一家。露天游泳池有陶然亭、工体等几处。另有一些为某单位所属的露天游泳池，相当一部分对外开放，至少对家属开放，办理游泳证。高等院校、中科院这样的大型研究机构、部队，总之是人多地盘大的单位，有条件建这类游泳池。还有一些无管理设施和管理人员的“约定俗成”的天然游泳场所，如八一湖、莲花池、陶然亭公园、护城河、颐和园里的昆明湖及一度泛滥成河的地铁一线沿途，等等。我们院有个孩子，地铁泛滥成河的日子在南礼士路一带游泳，一头扎在了石头棱上，缝了好几针。颐和园在昆明湖十七孔桥这边的铜牛附近辟有游泳区，一度有专人负责救护。
当年进对外开放的游泳池，要凭游泳证购票，到深水区凭深水合格证。游泳证为长方形，办一张可使用四年，正面上下是蓝底图案，左上方贴一寸照片，盖着红色学校公章和蓝色椭圆形深水合格章，办理时须填写姓名、年龄、单位、深水合格证号码等栏目。游泳证正面还注明“凭证购票、本人使用、请勿转借”的字样。游泳证背面被横了过来，用红字标有“北京市游泳体格检查证（学生）”的题目，下面是用方框框起来的四个年度，每年须由校方盖一次体检章。还注明：1。体格检查内容，心、肺、耳、眼、血压是否正常，有无皮肤病及传染病等。2。凡合适游泳者，由检查单位在当年度合格栏内和照片骑缝处盖章。深水合格证是一种塑料制品的证书，缝在游泳裤衩上。测深水也很便易，在游泳池的深水区游200米，即被视做合格。孩子学会游泳后，可选择正规游泳池随时检测。内部游泳池也发放游泳证，外单位的孩子往往通过关系办证，那里无所谓深水浅水，一张证一揽子用。当年在城西一带，中央政法干校不仅礼堂出名，游泳池同样名声在外。我们上中学时，班里很多孩子托住在政法干校院里的同学办过游泳证。
“会游了”之后
六七十年代，除了个别孩子四五岁时被“选拔”到体校，北京孩子的泳技再高，泳速再快，也属于“自学成才”。不似今天的孩子，报个游泳班，有教练培训，有专用器械，安全也不是问题，十天半个月就速成了。家长只是一接一送，连门都不用进，可以大撒把，高枕无忧。
“文革”前，与春游一样，许多机关、学校每年夏天要组织几次游泳，不少孩子起步于此。所谓起步，不过是套着橡胶的或塑料的救生圈在水里泡着，渐渐在浅水区练练憋气和换气，至于多长时间能把头伸出来，得看悟性了。个别孩子练了几十年，至今离不开救生圈，就游泳而言，可谓北京孩子里的另类。80年代上大学时，有一年暑假，系里几个同学去西柏坡凭吊，在岗南水库游了一次泳。有个北京同学下水后只在浅水处呆着，让所有北京同学侧目，感到蹊跷：“你是旱鸭子？”答云小时候家长看得紧，出不来。众北京同学皆不解，有人忍不住接茬说，当年不都是千方百计连躲带骗瞒过家长往八一湖溜吗？
“文革”中，因为有毛泽东横渡长江的壮举，游泳一直是一项得到提倡的群体运动，每年7月16日，昆明湖等水域要以大规模的游泳形式来庆祝他老人家畅游长江多少周年。直至“文革”后期，离游泳场所不远的小学，高年级夏天的体育课，必有几堂要拿到游泳池去上，其实也没人指导，说是上体育课，不如说是组织孩子游泳，更为恰当。“组织行为”以外，周末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家子出动，大人骑车带着孩子，孩子身上套着救生圈，背着军用水壶。这在当时，算是一种时尚的消夏生活；更多的孩子是瞒着家长随院里的大孩“私奔”到游泳池，这属于地下活动，一旦被家长发现少不了挨一顿臭骂甚至臭揍。不论渠道性质是光明正大还是阴谋诡计，北京孩子在十来岁上下，差不多都三扑腾两扑腾地学会了游泳。他们当然永远忘不了那令人振奋的一刻—居然突然间能不借助任何东西，把头露出水面，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