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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
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宋江闻讯急引众头领来看时，智深已在禅椅上坐化。做了三昼夜功果，合个朱红龛子盛了，直去请径山大惠禅师来与智深下火。那径山大惠禅师，手执火把，直来龛子前，指着智深道几句法语：
鲁智深！鲁智深！起身自绿林。
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心。
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跟寻。
咄！解使满空飞白玉，能令大地作黄金。
智深厮杀半生，弘扬佛法，至此见性成佛，终得正果，无怨无悔，潇洒人生，获一个圆满，达涅境界。
水浒大千世界，豪情何在？不在庙堂府衙，亦不在佛寺道观。水浒豪情，在梁山，在水泊，在断金亭，在聚义厅，在江湖，在众弟兄，“八方异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不分贵贱，无问亲疏，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受招安，征方腊，英雄末路，豪杰气短，西风古道，日暮乡关，往事如烟，哪堪回首！梁山豪气，风光不再，水泊理想，已然破灭，封妻荫子，与吾何干，佛门圣地，亦非净土……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然电视剧未解水浒真义，以凡度圣，居然让成佛做祖的鲁智深重回大相国寺，再度遁入空门，每日里吃斋念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这能是鲁智深吗！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小说之外
除了小说，别的书孩子也看。像蔡东藩的历史演义系列，林汉达的历史故事新编系列，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故事丛书，中国历史常识丛书，《古文观止》等等，大体还容易找到。后来出了新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橘黄色的封面，也远比不上老版的。大点的孩子也看点大人看的书。像当年流行的六种马列经典著作的单行本——《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都翻着看，其实也是瞎看，就记住了《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70年代，郭沫若的两本学术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和《李白与杜甫》再版或出版，这在无学术可谈的当年，已是绝无仅有的亮点。有个朋友告诉我，他中学时逐字看过两遍《甲申三百年祭》。几个日本人写了一本《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也在新华书店里卖，但不摆在明面上，搁在柜台里头。这本书里有不少政治笑话，可以当故事看。如此内部发行的书，还有几种，如两卷本的《各国概况》，这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出版的，前面用铜版纸印着各国国旗，书里逐一标明各国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投的是什么票。多少年以后，我还在不少同学家的书架上见到过这本书。我相信他们都看过，并从中获取了国际知识常识。不少孩子是从这本书里知道，英国的全称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时巴基斯坦有东巴（孟加拉国）和西巴之分，斯里兰卡（锡兰）和非洲许多国家的名字也与现在不同。1982年我们在系里的会议室看曼谷亚运会开幕式转播，国旗一打出来，就有同学凭印象点国家的名字，估计都是从这本书里知道的。各国的首都，也都躺在宿舍的床上默对过。友人赵福琪爱攒东西，他还留着一套70年代出版的《战地新歌》，副标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创作歌曲选集”，我翻了翻第一本目录，相当一部分“歌”不对题。百年前的《国际歌》，聂耳和冼星海的一系列作品，红军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到敌人后方去》等等作品，都在当中，只不过都被“集体重新填词”过。这在今天，应属侵权行为。直至“文革” 结束，《战地新歌》一共出了五集。
当年，有一种供一定级别的人出入的内部书店，里面能买到类似《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市面上见不到的翻译作品。进这种书店的资格，与阅读书店所售书的资格是两码事。这些所谓内部读物后来也渐渐泛滥，在很多孩子家的书架上堂皇陈列，也在很多孩子的手上借来借去，不新鲜了。
有几种杂志，也在孩子的视线里。如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朝霞》，北京出版的《解放军文艺》、《北京文艺》。1976年年初，恢复了停刊近十年的几种杂志，如《人民文学》、《人民电影》（前身是《大众电影》）和《人民音乐》等。一些善弄潮的名噪一时的所谓作家、诗人、学者，名字时与“四人帮”操纵的写作班子的笔名、工农兵文艺评论组的名字掺和着列在一起。作品的内容也是那一套。有个如今被称为“著名学者”的人物，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题为《封建统治阶级为什么有时禁〈水浒〉？》的应景文章。如今，这些“时贤”们肯定不情愿再翻腾那段并不光彩的历史，或者已经随着岁月渐渐地忘却了，但“汗颜”两字，他们应该认得。
粉碎“四人帮”接近七个月以后，1977年5月1日，一大批老版图书解禁，当中包括《子夜》、《家》、《复活》、《简·爱》、《九三年》、《高老头》、《希腊故事与神话传说》、《唐诗选》、《宋词选》等等，等等。那天，王府井新华书店一大早就长队如龙，北京各个新华书店也都人满为患。来买书的，不乏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孩子，当然也包括40年代、30年代甚至20年代的“北京孩子”。那种情景，以前从未出现过，后来也没有出现过，以后也不会出现了。
和以前及以后的孩子相比，六七十年代的孩子被认作“被耽误了的一代”，账都算在了“四人帮”头上。有个看似奇怪实则必然的现象，中小学教育早就进入了正轨，和当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无论家长、老师、孩子，都把教育视为大事中的大事，或者说头等大事。但花了不少钱，费了不少劲，今天的孩子身上的素质或曰文化含量却不尽如人意，远不如六七十年代不思学习的孩子。我的朋友李春林、王小琪夫妇的女儿一直是人大附中的好学生，刚刚进入北京大学。他们告诉我，还是哪哪都不如他们的小时候。高校年迈的教授们也常对弟子叹问：怎么一蟹不如一蟹？其实道理很简单，正因为丧失了受所谓正规教育的机会，也就没了学习上的条条框框、负担和压力，当年的孩子，可以离开课本，尽情地看自己喜欢的古今中外的小说、杂书、闲书、野书，不看正书，结果就有了现在的今不如昔。
注释
①③⑤ 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
②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④ 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⑥⑦ 崔永元《不过如此》，华艺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⑧ 韦韬、陆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三大运动 乒乓球、游泳和自行车，在六七十年代，堪称北京孩子的“三大运动”。换一句话说，那时候的孩子，谁不会骑车和游泳，没打过乒乓球，是可以当新鲜事提的。再换一句话说，那时候的孩子，无论怎样不好运动，对这三项运动也不会陌生，而且属于自觉的参与，人人说得出一二三四。按说，官方色彩罩着的广播体操、象征性长跑，也属于人人要参加的群体运动，但一个“要”字，足以大减其实际分量，值不当一提。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天下第一“球”
当年，乒乓球当称北京孩子的“第一运动”；它的普及与风靡程度，远过于足球。但标准的木头球台不多见，院里或学校操场上，一般都砌有水泥球台。北京孩子打乒乓球全从这里起步。后来的世界冠军、国家队主力如庄则栋、卢启伟、滕毅等，进体校前，少不了在水泥球台打球，这是一定的。
水泥案子的尺寸都不标准，也没有正规球网，一概用砖头当网，遇见米粒大的石子，不易发现又对球路有影响，称“地雷”。实在找不到球台，用粉笔在水泥地上画个界线，照打不误，或者直接和“墙”打来回球。我们院有个邻居，1969年全家下放干校，老大因已经参加工作，没有随行，房子也没退。记得他腾出一间屋子，用单人床板和板凳支了个乒乓球案子，院里不少孩子都去打过。
乒乓球在文化体育用品商店或百货商店的文体用品柜台有售，小商店里也有售。极品是红双喜牌，五毛钱一个，等于半斤猪肉钱；次之是光荣、连环、盾牌、蝶花、鹿牌等牌，一两毛钱不等；最便宜的是象牌和兔牌，都不到一毛钱，象牌九分，兔牌无缝的八分，有缝的六分。孩子打球是以娱乐为主，不大讲究球的品牌，多玩这两种便宜球，能弹起来即可。水泥案子，砖头网，再好的球也不经打。有时不留神把球踩瘪了，只要没破，用开水一烫就起来，有点印儿，无碍接着玩。即使球裂了口子，就用胶布贴上去照打。直至实在弹不起来了，球也留着，作“毒气弹”的原材料。此时的乒乓球，已无所谓什么牌，商标早磨没了。
拍子的品种五花八门。光板的，一层黄色海棉的，一层胶粒的，海棉带胶粒的，海棉带反胶粒的。牌子同样以红双喜为尊，还有“流星”、“ 红棉”等等，好拍子的背面标着刻度，用来量球网尺寸，对在水泥球台打球的孩子没用。初学乒乓球的孩子一般用一层黄色海绵或一层胶粒的简易球拍，很少见还不会发球，就使上海棉胶粒拍子的。有孩子手里的拍子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