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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有礼堂的院子里的孩子是很幸福的，至少很令别的孩子羡慕。我们院孩子要到设在机关办公区的礼堂看一场电影，得走半个小时。而且自从家长（或一家子）去了干校以后，机关实际上已经散摊子，只剩一个留守处，院里的孩子早就失去了本来也是“名义”上属于自己的内部礼堂。院里孩子看内部电影，必须另觅去处，以“外来户”的身份，饱尝寄人篱下的辛酸。附近的“二炮”、基建工程兵指挥部和政法干校的礼堂，是我们院孩子时常觊觎的地方。粉碎“四人帮”不久，正是大放特放内部电影的时候，“二炮”院里的礼堂在一天夜里突然失火，一时断了他们院孩子的精神食粮。后来改演露天电影。像供批判的电影《反击》，就是在露天空场上放的。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啊，电影
电影导演冯小刚长在北京市委党校院里。他对他们院里的礼堂记忆很深，很细，以至在《我把青春献给你》这本书中，用它作了一个标题，并作了如下描述：
正门下有一层层的台阶，台阶上矗立着几跟石柱顶天立地，石柱上托举的横眉正中镶着一个浮雕，浮雕的图案由五角星和分列两侧的旗帜组成，印象中旗帜上还有垂下来的穗子。
礼堂有一个前厅。地面由水磨石铺成，石缝间还嵌着铜线，散发着煤油拖把擦过的气味。顶子上有石膏的浮雕天花，一组组苏式的吊灯悬挂在其中，每个吊灯上都有很细的铁丝精心编织的网兜呵护着乳白色的灯罩。当然还包括高大的窗户和用绳子一拉就能自动关闭的窗帘。
礼堂的舞台很浅，一道蓝幕前八字形斜插着一排红旗，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如果放电影就把银幕从台口落下来。星期五机关食堂卖电影票，5分钱一张，那是我最愉快的时光，在期待和憧憬中草草吃完晚饭，和院里的孩子成群结伙跑到礼堂的大门前等待开演，然后一拥而入，为各自的家人占座位，顷刻间礼堂里座椅响成一片。有时过道里拥满了人，我们就从后排一直踩着座位往前跑，常常一步踏空，腿陷进翻板中，疼得呲牙咧嘴。那种感觉直到今天都铭刻在心。①
冯小刚在这个礼堂看的第一部，也是他这辈子看的第一部电影，竟然是戏曲片《红楼梦》，时间在1964年或者1965年。
露天电影受诸多条件限制—场地、季节、天气、时辰，但也有不受限制的地方—可以随意出来进去，可以站着看，眼神好的，也可以在几十米以外看，可以在树上、墙上、房上、篮球架子上看，还可以在银幕后面反着看。因而一旦演起来，看电影的场面其实就是很动人的一景。
一篇名为《看电影》（署名张映勤）的文章，上来就提露天电影：
在我的印象中，开始看电影并不在电影院里。那是“文革”初期，还没有上小学，我家附近的一所学校，隔个十天半个月就在操场上放一场电影，美其名曰进行宣传教育。那时，我随大人们带上板凳马扎，早早地坐在那里等着，看看体操台前支好的幕布，心里纳闷，这人是怎么在上面动的。快到放映时，操场上挤得人山人海，密不透风，来晚了的趴在后边的篮球架上，骑在墙头上的，黑压压一片，场面非常壮观。
这样的场面，北京孩子都经历过。不打篮球的孩子至今一见篮球架子，就会想到露天电影的，大有人在。我们院以前也有个篮球场，却未曾放过露天电影，这成了不多见的现象。有个50年代末出生的邻居告诉我，当年邻院铁道部宿舍常放露天电影，随便看，他还记得在那里看的第一场露天电影是《宝葫芦的秘密》。这应该是“文革”前的事情了，而我们都是“文革”以后才上小学的，可见孩子自小对露天电影的印象之深，很难让岁月磨掉。另一个朋友说起人民大学校园里的露天电影场，周围都是坡顶的平房，上面堆满了孩子，一不留神就有掉下来的。当年看露天电影，什么时候到场，孩子之间也有不成文的讲究。我的同学梁丰告诉我，她们院放露天电影时，搬着板凳早去占地方的都是像她这样的小女孩以及她们的父母、祖父母辈，男孩尤其是大一点的男孩都得抻着点，快开演时，才晃晃悠悠地入场，否则被视为“跌份”。这和后来他们谈恋爱时的到场次序恰恰相反。
那时，露天电影带给孩子的，绝非仅仅是看一场电影的享受。如果预先知道，从一起床就觉得这天是个好日子，中午就开始巴望天黑；如果临时闻讯，就有喜从天降的感觉。盼到天黑骤降一场大雨（这是常有的事情），露天电影也跟着泡了汤，那就无异于兜头一闷棍。这些形容，绝无夸张的成分。如果一个孩子想让另一个孩子空欢喜一场，拿露天电影说事，屡试不爽。这是一段孩子之间用来骗来骗去的经典对话。
甲：晚上咱院演电影。
乙：啊！！（兴奋）几场？
甲：两场。
乙：（更兴奋）哪国的？
甲：一场中国的，一场外国的。
乙：什么名？
甲：夜战白桥（夜站白瞧）、英雄布拉姆（不拉幕）。
乙：你大爷！
最后一句，是上过无数回当的孩子明白自己再上一当之后的顺口答对。头一次上当时，则一般会问一句：“真的？”
电影院（或礼堂、露天电影场所）之于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个朋友说：“小时候进电影院，就跟进了天堂似的。”可谓精辟。
看过N 遍的片子
北京孩子里，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前期出生的那几拨，是格外幸运的，因为他们差不多看遍了十七年里拍的引进的所有电影。我问过几个这些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印象较深的，是苏联片《侦察员的功勋》、《基洛夫》，法国片《三剑客》，国产片《海鹰》、《山间铃响马帮来》、《无名岛》这样的电影。自1964年起，开始有“批判电影”一说（不含50年代的《武训传》、《清宫秘史》），最初的靶子，是《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一份相关报告上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以后，陆续有其他影片挨批。到了“文革”前夕的1966 年5、6月，这类电影的内部放映进入高潮。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生活中的电影“含量”
以后的两年多，逢年过节，就有一批新片亮相。故事片里记忆所及的，有《枫树弯》、《创业》、《春苗》、《激战无名川》、《车轮滚滚》、《烽火少年》、《碧海红波》、《小将》、《阿勇》、《沙漠的春天》、《黄河少年》、《一副保险带》、《难忘的战斗》、《沸腾的群山》、《连心锁》、《第二个春天》、《牛角石》、《向阳院的故事》、《红雨》、《海霞》、《决裂》、《欢腾的小凉河》、《雷雨之前》、《战船台》等等。老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和《年青的一代》，还被重拍了一次，北京孩子普遍觉得新片不如老片。1976年“十一”，是“文革”期间的最后一拨新电影上映，十部片子，有《芒果之歌》（长影）、《山花》（北影）、《锁龙湖》（上集）（长影）、《新风歌》（上影）、《青春似火》（北影）、《南海长城》（八一）、《江水滔滔》（上影）、《山村新人》（长影）、《寄托》（峨眉）、《山里红梅》（珠江）。这也是自1974年以来一次上映片数最多的一次。七天后，“四人帮”被粉碎，意味着“文化大革命 ”的终结。之前一些正在拍摄的片子，用一个当时的词说，未能“出笼”。一部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背景的电影《反击》，已经完成制作，由李文化导演，于洋、胡朋主演，后来当作内部批判片，演了一阵子。粉碎“四人帮”后，剧组主要成员都受审查，北影还成立了李文化专案组。后来，胡耀邦曾批示：“《反击》责任在领导，不要再纠缠个人。”
“文革”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内虽没什么新片出品，但孩子可以看到不少有看头的进口片，像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广阔的地平线》、《创伤》、《脚印》、《宁死不屈》、《伏击战》、《第八个是铜像》、《小贝尼》、《平凡的岗位》，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南江村的妇女》、《鲜花盛开的村庄》、《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永生的战士》、《延丰湖》、《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仨妯娌》，越南电影《森林之火》、《回故乡之路》，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沸腾的生活》、《爆炸》。70年代初，一些二战大片在内部上映，有《啊，海军》、《山本五十六》、《虎虎虎》、《军阀》、《中途岛之战》、《巴顿将军》、《日本海大海战》等等。
反复出入电影院，片子却很少“刷新”，就会有所总结。那时候，流行这样一个顺口溜：
阿尔巴尼亚电影是莫名其妙，
罗马尼亚电影是搂搂抱抱，
朝鲜电影是又哭又笑，
越南电影是飞机大炮，
中国电影是新闻简报。
这个形容直至7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