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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就地掩埋的年月，何以竟有这样一批孩子，执着疯魔地要去和当时“科技含量”最高的领域亲近。
我从四年级开始玩矿石收音机，到六年级，正是红卫兵大串联刚过，在翠微路商场的电器柜台前，我第一次认识了三极管（正规叫晶体管）。它黑黑的，像卓别林的帽子，底下三根金属线，又很像卓别林的两条腿和那根拐棍，高频管在“帽子”的一侧有一个红点，标示出临近的那只 “腿”是发射极。而没有红点的则是低频管。当时的型号还是苏式的，叫做Π401、Π402、Π403和Π403Α；低频管叫Π6Α（这个俄文字母“ Π”我们当时都发“坡”的音）。我记得一只Π403Α的管子当时标价是40块多一点，一个让人咋舌的价钱（据一位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对我回忆，1960年左右，这种管子曾卖到80多元一只，是一个二级工两个月的工资）。
从此我便开始不停地向父母要钱。我所生长的那个部队大院，父辈们老粗居多，但幸好他们中不少人并不认为自己的“粗”是什么优点，又幸好他们的工资要比一般人高出不少。
当我为筹备装第一台半导体而买零件时，才发现，周围竟有不少孩子也都卷入进来，并且一卷入，就着迷。当时“文革”闹得正欢，该上初中的我们已经没人管了，经常是有人振臂一呼：“走，买零件去。”就有一帮孩子登上38路汽车，“杀”奔城里。
当我的第一台两管“再生式”收音机接上电池，发出声音时，父亲很是兴奋，连声叫母亲：“听，响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一只三合板机盒装着的、一只最初级的“舌簧”喇叭传出的、夹杂着很大交流声的一句样板戏：“提篮小卖拾煤渣。”这就是我“半导体”生涯的开端。
装响了两管，还想装三管、四管，装响了“再生式”，还想装“推挽式”。而且要改用塑料机箱，改用“动圈式”喇叭，那才够味。然而钱呢？虽说这帮孩子家里差不多都有每月二三百元的收入，但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家长们，不可能让你无限制地“造”下去。
当时，以三极管为例，可能是“反修”的原因，“Π”字系列的型号已经改为“3AG”（高频）和“3AX”（低频）系列，管子的价钱也明显地降了下来，一只正品高频管已经在10元左右。但这个价位家长们也已经很不耐烦了—也确实，在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样的消费简直就不能容忍。于是我们就采取两条方针：一条是继续向家里连要带骗；一条就是找各种门路去淘涣处理品。到1968年以后，随着天下的越来越乱，各企业的残次品也越来越多，尤其像电器原件这类“高科技”产品的次品率就更高。一只八分之一瓦的电阻，从原来的8毛多，处理到4分钱，如果你不在乎收音机的粗笨，那么云母电容、铝壳电解电容、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瓦电阻、金属可变电容器都可以用几分、几毛，或一两块钱拿下。
但是玩，是要越玩越精的。随着眼光的不断提高，傻大黑粗的玩艺是越来越不屑一顾了。而要买时髦货—那种又小巧美观，功能和品质又稳定的零件，就要勤跑勤转。那时像西四丁字街的老“造寸”，菜市口信托商店隔壁，前门廊坊头条朝南一个不挂牌的小门脸，海淀老虎庙的废品站，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有时能买到几毛钱一只的三极管，用表一量，放大倍数还真不低。
从这些采购零件的奔波中，我又惊奇地发现，原来并不是我们这些有钱的孩子才玩这东西，有很多看上去很寒怆、出手很小气的普通少年也在涉足这一领域，而且玩得绝不比充满“优越感”的我们水平低。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玩“坏”
我们的“玩兴”当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浓，水平好像也越来越高，“推挽式”已经是“小儿科”，我们开始装7管和8管的“超外差” 式多波段收音机。对零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时最讲究的可变电容器是双连全封闭式的，喇叭是两寸半飞乐牌的，机盒最时髦的有两种，俗称“58盒”和“2P3盒”。其实它们价钱并不贵，但却极其稀缺，像“2P3盒”，市场售价只两块多钱，但你想得到一只这种精致美观的上海产机盒，就要花多倍的精力或金钱。我就曾用一只8块多钱买的2寸内磁动圈式喇叭换了一只这样的机盒，当时虽然也很肉疼，但捧着那盒，构思着怎样在其中布置零件，想像着最后装成一只既小巧又功能强大的收音机，以炫耀于一起玩的朋友们，最后高兴心情还是占了上风。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了“牡丹8402”。它原本是北京无线电厂的产品，一种仿日的双波段8管超外差式收音机。当时，要想去攒它，除了技术、勇气和财力外，还要有运气。因为当时不知为什么，所有这一款机子的相关零件，没有一件不要去淘涣，仅机盒，就分成若干部分，包括皮套、主体、后盖、前脸、上脸、金属架子、旋钮，甚至后盖上的螺丝，都被零散着出卖。而里面的部件就更是要像采蜜一样，一件件去寻摸，敢于涉足于它的人都说，攒一台它，比买一台它，时间不算，钱就要多花不知多少。但玩它，是北京孩子最高的“境界”，谁要是说自己在装“8402”，那就会被同道高看一眼。为了“8402”，北京各无线电元件商店的外面，经常会看到一些孩子，手里拿着一件这样或那样的零件在徘徊，你问：换什么？回答肯定和“8402”有关：中频变压器、印刷电路板、拉杆天线……，换什么的都有，凡是商店不好买的，在这种交易市场上就有人换，那时候人们的观念中私下买卖是违法的事，如果两件交换的东西价值或容易得到的程度严重不平衡时，吃亏一方会就用一些别的方法进行补偿，比如再“搭”件什么，双方商量着办。
我是个浅尝辄止的人，“8402”对于我，开始时简直就要到疯狂的地步，但是越买越换，我的畏难情绪就越重，心想什么时候才能把东西凑齐呀，但心中的“理想”仍然让我拼命地跑，一直跑到我1969年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留在家里的仍是一堆未凑齐的“8402”。
玩“坏”
前面提到的玩中，有不少已经含着恶作剧的成分，但毕竟还是以游戏的面目出现的。这里说的恶作剧，是一种纯粹的“玩坏”。零零散散，什么坏招都有，看似不搭界，当中反映出的孩子的心态是一样的。
“点天灯”是最常见的恶作剧。不损人，损的是公共环境。操作过程为先往公共场所（如楼道）白粉墙上啐一口吐沫，然后用一根火柴尾部蘸墙上被啐湿的地方，以求一定的黏度，再划着火柴，有黏度的部位朝上，甩到房顶，片刻，白色天花板就熏黑一片。有的孩子玩“油”了，能让划火柴和甩火柴同步，即手攥火柴盒，大拇指摁住火柴头使之与火柴盒上的磷片贴住，然后猛一用劲，连蹭带甩，火柴先燃着随即飞向房顶。当年，很多宿舍楼和学校教学楼的房顶，斑斑点点，到处是“天灯”留下的恶果。
当年，北京能见到不少毛桃树，结的毛桃也就杏核大小，吃起来苦不啧儿的，面上有一层毛。毛桃的毛对人的皮肤有刺激作用，抹上去片刻以后，会让人 “杀”得荒，有如被杨剌子蛰一下的感觉。此恶作剧就名为“抹毛桃”。互相抹也就罢了，有个朋友告诉我，他上小学时，一伙孩子专门给幼儿园里更小的孩子抹。几个孩子凑到一起，有人提议：“抹毛桃去？”就直奔院里的幼儿园，把正做游戏的孩子挨个脖子上抹一遍。小朋友被抹了以后，开始也没反应，过不一会，“杀”劲就上来了，哭声随之响起。幼儿园老师也挺纳闷，没磕着碰着，孩子怎么说哭就哭，莫非食物中毒？
初冬的时候，柿子是北京最流行的水果，家家都不少买，晾在屋里的窗台上。住一楼的就有点悬。王朔在小说里提到这个情节：“我们拿了长铁丝沿着一个个窗户走，每过一窗，就隔着纱窗捅进铁丝在一只只柿子上扎眼儿，柿子皮很坚韧，相持一下，扑哧钻了进去。没到冬天，这些柿子就全烂了。家家人赶着吃，嘴上、两手烂兮兮湿渍渍的，摸哪儿都黏。”④
拿自行车玩坏有两种。一种是给自行车胎撒气，撒了气以后，把气门芯照原样拧好。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自行车棚子，车都停在单元门里，晚上睡觉前被主人搬回家，平时楼门洞里停着成片的自行车。兔子不吃窝边草，孩子一般不会拿自家门口的自行车练手，都到别的楼至少别的单元干，也是挨个撒，撒完了气就躲在一边看热闹。通常的情景与电影《小兵张嘎》里罗金宝遭遇的场面并无二致：车主出来，开锁，蹬开支子上车，不对劲，再下车。另一种是把后架子的夹子就着弹簧扳到极限，再往下一摁，就难复原位了。放内部电影，孩子没票，进不去的时候，经常以给自行车撒气而撒气。散场后，不少观众就得推着车走。更狠的，是把气门芯拔了，或用图钉挨个摁，如是则附近的修车铺就忙不过来了。
那时候不像现在，家家被封闭得跟堡垒似的，尤其是一楼。当年不少老楼厨房外面的阳台就是后门，做饭时都开着通风。炖肉或熬粥的时候，得花些工夫，不一定有人看锅。孩子便闻味而至。经常是抓一把炉灰，揭锅就往里撒，名“撒胡椒面”。筒子楼更如此，家家都在楼道做饭，楼道就是厨房，干这事情最容易。军队和学校里，筒子楼最多，几乎院院都有。有些军队院里的筒子楼，每层设一公用电话，响铃的时候，谁赶上谁接。经常有孩子利用电话作案，和谁过不去，就拿他爸开刀。通常是午休时刻，几个孩子用另一个电话打过来，告诉接电话者，找某某同志（目标孩子的父亲）。半晌，该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