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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农和学工不同，干的是地里的活，风吹日晒，出大汗，晚上有时还请老贫农忆苦思甜，又吃不好甚至吃不饱，一天下来，躺在炕上，只有面壁而泣的份了。夏收和秋收又有不同，三夏是农活“大忙”的时节，这时去学农，更累更苦。据既参加过麦收又参加过秋收的同学比喻，夏收是一次探险苦旅，秋收是一次户外郊游。我们班只参加过秋天的学农，干的不过是一些每天不重样的零散活，人人都有累了个半死的感觉。夏收，一天到晚晒在麦子地里，不直腰，回来全成了另一个人，多少日子缓不过来。这对于筋骨缺乏训练的城里孩子，教育意义，确实超过了想象。有个朋友告诉我，他们有一次三夏学农，下了火车，整队往村子里进发时，一路意气高昂，扯着嗓子欢唱：“麦浪滚滚闪金光……”不出三天，就饱尝了金光闪闪的麦浪带给他们的“收获”。
顺义县张喜庄公社东马各庄大队是我们学校的学农基地。但中学五年间的三次学农中，我们班仅去过一次真正的农村，还是在“十一”之后。那拨去了五六个班，二三百人。先坐火车到顺义县城，下来再走一个来小时，中间路过著名的牛栏山中学。进村时，地里的棒子已经掰完了，剩下的是一些杂活，头天不知道第二天干什么，从未连着两天干重样的活。脱过粒，翻过地，在场上晾过白薯秧子，下地捡过玉米秆，诸如此类。脱粒最累，相当于搬砖，机器不闲着，人也不能闲着，要一筐一筐地运玉米棒子。女生干不了这活，她们很舒服，坐在玉米堆上用手搓粒。
这次学农，学生照例少不了“违法乱纪”。
我们三个同学住在一户老乡家。房东不错，腾出了一大间房子，还嘘寒问暖的。我们对他家也不错，天天把窝头带回来，喂两只满院子跑的小猪崽。后来只要我们一进门，两只小猪就围过来打转。村里有个小卖部，学校以学生来接受再教育为名，禁止去那里买吃的，这是事先宣布的纪律。但伙食实在难以下咽，不少同学溜到小卖部买桃酥和鸡蛋糕，裹在衣服里带回来。此事或者老师没发现，或者发现了装没看见，一直平安无事。
有个同学偷着带了一包红叶烟，同屋的另两个同学也跟着抽着玩。这在当年，是一件一旦被老师知道就不得了的事情。他们也做了点躲闪的准备。有一回哥仨正抽着，班长陈凯掀帘而入，即使没撞个正着，也闻到了烟味，但他没吱声，若无其事。这三人中的一个，在学农结束时还火线入了团。陈凯是我们班的早期团员之一，学生干部里的红人，就差入党了。他当年立过“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大志，后来学的却是自动化控制，毕业后进入某部属公司，常往伊朗跑，去改变那里的面貌。三年前跳槽，如今在一家著名的电脑公司供职，已是一天一盒的烟民。像这样在关键时刻不打小汇报的班干部，用那时的话说，是需要一点“资产阶级”人情味的。
很多同学都偷过大葱。那次学农，带队的是军宣队李政委，他先干了一件对人（学生）马列主义，对己（老师）自由主义的事情。背着同学，与大队作大葱交易。老师人人有份，不让学生买。同学得悉后，也都想弄点刚下来的新鲜大葱回去，不让买，只有偷，也算是“逼良为娼”。不记得是谁带头下的菜地，总之法不责众，最后几天，夜里11点以后，一窝一窝的出动，都得了手。凯旋前，学生把偷来的大葱打进背包。回来拆行李，一股子大葱味，怎么洗都洗不掉。
学农期间，一般会捎带安排点活动。我们那次有两回，一次是到邻村西马各庄大队的一个高炮连驻地参观，听连长作报告。这个炮连战史辉煌，不久前还打过仗，刚从越南回来。另一次是去镇上，参观一个种猪配种场，兽医介绍说，这儿是一色的荷兰猪。
那次学农结束后，第二年开春，别的班有个同学（我们院的孩子），纠集同屋三四个同学，骑车去东马各庄村，看了一趟他们的房东。
我们班的另外两次学农，去的不是农村，而是一个“玩”的地方——香山植物园。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中学学农纪事
香山植物园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那时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但内部组织去参观的，接连不断。有叶圣陶的日记可证。1976年5月7日，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员工到此一游，叶圣陶作为出版社的家属，也“颇为高兴”（前一日日记）地加入了这次活动。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叙述了参观过程。
晨七点偕至善到其社中。
七点半开车，挤满，殆有四十余人。开行五十余分钟到植物园。参观其热带亚热带植物之温室。全为玻璃所构成，分室颇不少，前度来时尚未有此屋也。先有一批人在听讲解员讲说，候之稍久，乃得入。先听讲解，然后参观各室。不可悉记，亦不能细看，随众周行各室而已。遇见又一批参观者，其中一位女士呼余叶老，握手，余认之，似为白杨，然不好意思问足下是白杨否，只得应之而已。此人已十余年未见矣。参观温室毕，他人皆以为参观之事已毕，其实此园中露天植物亦大有可观，众既回入汽车等候，余亦随之。十点一刻即开车，到家才十一点过不久也。⑨
叶圣陶只在香山植物园呆了个把小时，看上去不大尽兴。我们班两次去学农，在园内各住了一个月。头一次是距叶圣陶这次参观一年之前， 1975年的5月；后一次是当年9月。植物园是一个单位，环境与农村大异，比城里还宜人。学生住植物园的宿舍，上下铺，木头床，七八个人一屋。用的是自来水，走的是水泥马路。还可以集体看电视。干活按植物园下属单位分组，有中草药组，某某组，某某组等。第一次去，我们被分在中草药组，指点我们干活的师傅，是一个六七十岁的姓孙的老工程师。此人很厉害，现在看来，他是富有经验和贡献的植物专家，溥仪曾在他手下劳动过。有一种欧洲生长的名水菲蓟的植物，德国人从中提炼出一种药，叫西林马宁，号称是治肝炎的特效药，但进口代价昂贵。而水菲蓟引进后，到处都种不活，他的一大贡献，是让这种植物在国内成活。他指着那片茁壮生长的水菲蓟，为我们班同学作了半个小时的介绍。他的另一贡献是让菊花提前绽放。菊花的开花时间一般是深秋，赶不上国庆节用。彭真当年大胆设想，要让它开在国庆时节。这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落在了孙先生的肩上，并在他手里创造了奇迹。植物园的领导曾把这件事作为一大成就，向一拨拨来学农的同学介绍过，当然，彭真其名是不能提的。孙工程师领着我们在中草药组的七亩实验地转了一圈，挨个介绍，记得他指着一片绿草说，这叫罂粟，就是鸦片，花开的时候美丽之极。孙老工程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随身带着药。他的风范，回忆起来，能让人想起今天的袁隆平。
第一次学农，我们在到达的当日下午，就去参观了叶圣陶提到的温室。这里的植物达2000个品种。印象最深的是王莲，浮在水面上，直径有一米左右，据说上面可以坐一个七八十斤重的小孩。还有朱德养的兰花，董必武养的金橘，康生养的银杏，江青送的文冠果，以及胡志明、马科斯夫人、田中角荣等外国领导人送给中国的花草，以及更多的北方户外无法生存的热带植物。晚饭后，又绕植物园转了一圈。园子里有一棵哆嗦树，用手轻轻一触，树身就晃动，不明什么道理。还有很多水杉，园内职工告诉我们，这是一亿年前的植物，有活化石之称。我们都很稀奇，回来逢人就宣讲，多年后去南方一看，到处皆是。
植物园的学农与进村下地学农有天渊之别，周围诱惑太多。我们第一次为期二十五天的学农生活，真正在植物园劳动的时间也就占一半。其间，去过一次卧佛寺（沿小溪走到《闪闪的红星》拍潘冬子磨刀的外景地），一次香山，一次李大钊墓（万安公墓），三次大红门生产队（参加劳动），两次盲人工厂（参观）；听了三次植物知识讲座，两次解放军的报告，一次团课，一次“帕米尔高原上的白求恩—杜红亮”事迹报告；看了《平原作战》、《列宁在1918年》、《胜利油田》三场电影；开了两次批判会，一次团员纳新会；还每人轮着开了一次手扶拖拉机。剩下来的时间，是在草药组里干干锄草、翻地、刷漆的活。
第二次去植物园学农，是1976年9月。8号到园，9号下午，我们正在锄草，突然通知到一个空场听广播，4点钟有重要新闻。这是极少见的现象，大家都预感出了大事。果然，是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刹那间，有天塌了的感觉，连班里平日最闹的几个孩子都失声痛哭，有个叫“弯弯绕” 的孩子平时没少瞎折腾，这次竟然哭晕了过去。那几天的学农生活被彻底打乱，虽也勉强干活，但心神已不能安定。有老师回去参加遗体告别，回来对我们说，很多人建议保留毛主席的遗体，中央在研究。我们在植物园也进行了各种悼念活动，还在17号到19号返城参加学校的追悼活动。开追悼会那天，学农的同学在学校的灵堂轮流守灵。20号回到植物园，又呆了十来天。其间开过一次团员发展会，一次撤销对一个同学的严重警告处分、恢复红卫兵组织生活的会，其他小组会，班干部会，不计其数。回校前，植物园的一个姓马的负责人给我们作该园概况的报告，提到了江青，称其为“敬爱的江青同志”。没过几天，学农假期尚未过去，江青一伙就被“粉碎”了。
这二十来年，不断有同学专门或顺便到植物园，走访自己的“故居”。据说现在还在。也曾有同学提议在那里开一次同学会，未果。
注释
①②王朔《看上去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