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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参观钢铁厂，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一种方式。学生对炼钢工人的形象的认识，多取自艺术作品：鸭舌帽、眼镜、手套，挥着一把钢钎，浑身冒汗，身边“红流”滚滚，钢花四溅。但眼见为实，学校一般都选择夏天去，要的是那种热劲，教育意义最大。孩子们确也能实地感受到炉前工的辛苦，并非画面带给人的想象。听说他们每人喝个十瓶八瓶的自制盐汽水，还是解不了渴。去参观的学生，也有机会尝到那种汽水。
东方红炼油厂。简称“东炼”，是和“石钢”齐名的大型模范企业，位于更远的房山县。学校组织参观这里后，往往就便把孩子带到周口店“ 北京猿人”遗址参观。一举两得。
还有一些参观活动，只挑少数孩子参加，如去大寨、小靳庄甚至更远的地方，谁被选上，是一种荣誉。这算不上意义普遍的集体活动。70年代以后，一些老牌展览馆和博物馆恢复了展览，北京孩子有机会走进故宫、天文馆、自然博物馆、美术馆、历史博物馆这样的知识殿堂，接受终生受益的知识与教育。
“九一三”事件以前（包括“文革”前十七年），每年“十一”，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典礼。1969年是建国二十年大庆，自当更为隆重。逢此日，在广场上参加组字的中小学生有几十万之多。
城四区许多学校都要承担这个政治任务。参加组字的学生也是挑出来的，在当年是一件大可自豪的事情，政治背景不能有大问题。我的一个朋友1966年被挑上，只参加了一两回训练，就因父亲出了问题，被刷；中学生还有身高限制，男女分别在170和160公分以下（此标准以上的学生可以参加游行）。被选上的同学都有一种荣誉感，因为按通行的说法，“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着，看他们表演。落选的孩子，自然免不了有伤心落泪的。但参加组字的同学，要经历一个难忘和难过的夏天。他们从暑假前就开始集中，进行封闭式的训练。以学校为分队，以几个学校为分指挥部，以区为总指挥部。设有总指挥、分指挥等名目的负责人。要进行无数次各种规模的会操，直至若干次彩排。学生手里有红黄两种颜色的皱纹纸折叠花，按号令举落，俯瞰形成图案。他们或站或蹲或坐，三伏天，一练就不下几个小时，中暑的情况时有发生。替补的同学跟着练，但不一定跟着去，内心滋味，更说不出。有的同学练过大半程，因身体原因被替下，前功尽弃，这也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十一”那天，组字的同学凌晨两点就到了广场，中暑和受寒，都有可能在这一天里交替体验到。庆典开始前，若想“方便”，可以去广场两侧只有在举行活动时才开放的流动厕所。
1971年参加组字的孩子，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夏天。13岁的王朔是当中的一员。他回忆说：
按照计划，我和其他数万名儿童要共同组成那次游行的背景，当军队和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前时我们就一齐打开手中的彩色大纸本子顶在头上，向着天空拼出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此，我们从夏天开始停课，每天在学校集合，走十几公里路到天安门广场排练。很多小孩中暑，尿裤子。广场旁边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铁盖子，掀开围上帐篷就是临时厕所。有时我在里面尿着半截，尿急的女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冲进来占领了身后所有的茅坑，我只好从另一出口仓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来，四周蹲满女孩，又羞又无奈，气得掉下眼泪。
更让他们难忘的是，最艰苦的时段已经过去，眼看离天安门广场越来越近了，突然接到通知：停止演练，解散。那年，由于林彪叛逃事件的突然发生，天安门广场上的庆典活动被临时取消，改为游园。此后直到“文革”结束，都是如此。但毛泽东从未在公园里露面，也就是说自1970 年的国庆节以后，毛泽东，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就告别了国庆活动。
也是“九一三”事件以前，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在首都机场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后，外宾由中国领导人陪同，乘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一路受到有组织的夹道欢迎，电线杆子上栓着两国国旗。从机场到钓鱼台，都有孩子列队欢迎。迎宾，这是一个经常性的活动，也是一个政治任务。“九一三”事件以后，一般只在机场和国宾馆门口有迎宾活动，市民可以自发到街上观看车队，1972年到1973年，有一段时间，周恩来经常陪外宾坐敞篷车从长安街经过，市民就在路边观看、鼓掌。重要的外国领导人来，天安门前也有活动。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迎宾
参加迎宾的孩子，通常是提前数小时就被带到现场，手持纸花、彩带、两国国旗，长时间地等待。好不容易把外宾盼来了，看到的大多也仅是一闪而过的车队。赵福琪“文革”前是实验一小的文艺骨干，他还记得大概是1965年秋天，被派到首都机场欢送谢胡，发了白色府绸衬衫和蓝色短裤。早晨八点就到了机场，排演歌曲《北京地拉那》，足足等了12个小时，晚上八点，外宾才到。“文革”前，实验一、二小、景山学校、北京小学、史家胡同小学等学校的孩子，常有机会参加这类迎宾活动。
“文革”前期，来访的外国元首不多。“停课闹革命”期间，如遇重要外宾来访，孩子要被从家里召回，参加迎宾。复课后，1968年春天，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巴卢库来访，我的朋友贺桐是木樨地列队迎宾的孩子中的一员。他记得那天很冷，小风飕飕的，飞机也没按点到，他们在这边干站着，冻得瑟瑟发抖。长安街上的大喇叭不断传出“前方”的讯息：飞机已经降落，外宾已经走下旋梯，车队正在经过天安门广场 ……车过木樨地时，贺桐真扫着了几眼，至今还有印象：去接客人的周恩来脸色不大好，外宾是个大胖子，与周形成鲜明反差。他能看清宾主的形象甚至表情，已经很不错了。一般孩子名曰迎宾，弄好了能看见个外宾的影子，弄不好什么也看不见，凑热闹而已。周恩来那时正没日没夜地忙，打不起精神，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巴卢库那阵子老往中国跑，有时一年来两趟。1967年2月8日，毛泽东会见了巴卢库和另一位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博，他对他们这样解释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④这段话后来被用在了林彪所作的九大政治报告里。
以后，北京孩子参加的两次大型迎宾活动，是齐奥塞斯库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来访。都是十里长街，夹道欢迎。许多孩子还记得那时的新闻报道中，毛主席会见齐奥塞斯库时说的一句话：“同志们！你们好。祝你们更好！”塞拉西皇帝1971年10月6日到京，距“九一三 ”事件尚不及一个月，这次迎宾的规模，是周恩来一手布置的，含着深意。吴德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他回忆说：
周总理要求组织20万群众，从机场一直到天安门、国宾馆，进行夹道欢迎。我们发愁了，怕“小舰队”还有一些什么人漏网，进行破坏活动。我担心在当时的形势下夹道欢迎会不安全，就提出只在飞机场欢迎的建议。周总理说：不行，还是要组织夹道欢迎。我意识到周总理的这一布置，是表示中国政局是稳定的。⑤
更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3月18日，西哈努克亲王到京，周恩来不仅亲自去接，还邀请了46位外国驻华大使。孩子们参加的这次迎宾，严格说，不是外国元首的来访，而是一次流亡。西哈努克随后担任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席，在中国呆了五年，成为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人物。不仅西哈努克，他的流亡班子里的主要人物宾努亲王、乔森潘、英萨利、沙林察，以及他们的敌人朗诺、施里玛达、郑兴，也都广为人知。当时有个流传甚广的谜语，谜面是“茅坑里的发动机”，谜底即施里玛达（屎里马达）。有个朋友告诉我，她的一个同学去欢迎西哈努克后，回来考问他妈，西哈努克姓什么。答云不知道。他告诉他妈：“姓王。”因为他把喊了半天的欢迎词“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听成了“西哈努克姓王”。当年就是这样，一些孩子对于很多必须说的话，很少走脑子，留下的都是机械记忆。
“九一三”事件不久，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即出现建交潮，来访的外国领导人骤增。第一个到访的好像是尼克松，那是1972年2 月，没有举行大规模的夹道欢迎。尼克松来访时，正赶上北京下雪，据说市政府动用了仅有的四辆进口扫雪车。这可是有新中国以来，外交场合上数一数二的大事。接下来的几年，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首脑纷纷来访，走马灯似的。但都没有出现十里长街夹道迎宾的场面。
例外和特别的一次，是1975年春天，金日成的来访。那时，周恩来已经病重，邓小平代表他到北京站迎接，政治局委员去了一多半，举行了多年不遇的盛大欢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