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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北京市中小学试用课本《语文》第十册，1970年7月第二版。
②北京市中小学试用课本《算术》第十册，1970年7月第二版。
③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载《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④北京市中学试用教材《语文》（初中一年级），北京出版社1968年4月第一版。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课外活动
孩子的课外活动，任何时期都少不了。“文革”以前，北京市部分中小学实行二部制，宿舍区大多设有“少年之家”，腾出一两间屋子，置办一些文体娱乐用品，供孩子打发课余时间和寒暑假，有时也排演节目。“少年之家”是那时主要的课外活动场所之一。此外家长所在机关经常组织带孩子参加的活动，如春游、游泳、看戏、国庆观礼。我们院不少孩子曾在人民大会堂和毛泽东同场看过《东方红》。那时家家攒一摞节目单，诸如《代代红》、《夺印》、几个样板戏之类，后来都包了书皮。1966年以后的十年，国家处在“史无前例”的特殊时期，孩子经历的课外活动，比起以前和以后，要不一样得多，也“丰富”得多。有些活动，是一时性的；有些活动，持续的时间长一些；还有些活动，贯穿于那“十年”的始终。
上公共汽车念毛主席语录，是“文革”初期流行于小学生之间的一种自发的课外活动，名曰“宣传毛泽东思想”。它与中学生的串联同步，持续时间不长，也就几个月，但声势极大，成为当年北京市的一景。加入这项活动的，多为小学三四年级同学（偶有高年级同学参加），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宣传小组，尽量红卫兵（当时还没有红小兵一说）打扮——军装、武装带、球鞋、红袖标、像章，实在做不到，也无所谓。然后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到公共汽车上诵读。他们通常是就近选一个公共汽车总站，下午过去，先学学雷锋——打扫汽车站及车内的卫生。傍晚下班前后，趁乘客高峰时段上车宣传，跟着司售人员跑一个来回，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车票自然免了。那时毛泽东的语录，称“最高指示 ”，或“最新指示”，装订为64开暗红色斜纹的塑料本，又称“红宝书”。宣传小组成员站在汽车尾端，以“最高指示”或“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开头，自第一页起，依次轮流朗读。三四年级的孩子，多弄不大懂毛泽东的这些话以及说这些话的背景，不过是机械地过一遍眼睛和嘴而已，读错了字，闹出笑话，都难免，乘客不会追究。这样的活动，形式重于内容，但造势的意义不可低估，至少显示，连公共汽车这样的交通工具上，都能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毛泽东思想的力量无处不在；还意味着，即使连十来岁的小学生，都具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意识。这些孩子并不容易，一趟下来，嗓子哑的，腿酸脚疼的，人人难免。可以说得上安慰的是，过了过车瘾。那时坐汽车跟坐电梯一样，被北京孩子视为一种娱乐方式。
游行不是什么六七十年代的发明和创造，也不是学生的“专利”，但那十来年，它是一项一直与中学和小学的孩子们相伴的经常性集体课外活动，动辄倾巢而动。如今四五十岁上下的北京人，在学生时代，没参加过别的课外活动的，说不定会有，但绝无没游过行的，再逍遥的学生，也不会对游行陌生，这是一定的。
游行的名目很多，大体分“庆祝”与“声讨”两类，行话又称“上街”。“十一”等国家庆典活动，组织严密，要戒严，有各种模型指引的方阵，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多次彩排，孩子中只有被挑出来的学生参加。林彪事件以后，这类活动改游行为游园。更多见的是全市规模的临时性 “自发”游行，如遇大事的发生，一场运动的开始，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中共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的召开，等等。学生们通常是在学校集合以后，整队向天安门进发。低年级不一定去天安门，有的就在周围的马路上转两圈。
王朔的小说《看上去很美》的第十七章，有一半说的是游行场面，尽管是小说，记录的当是实情，例如：
第一批看到的红卫兵是翠微中学的。我正走在上学路上，他们从翠微路北口校门冒出来，男男女女几百号人，黄糊糊一大片，有步行的，有骑自行车的，一人一身黄军装，戴着军帽，扎着皮带，脚下一色白球鞋，左胳膊上套着一揸宽的红袖标，印着新鲜的三个黄字。走在街上的小学生都停住脚看他们，翠微路商场的一些售货员也戴着蓝套袖跑出来看，还有路对过黄楼的一些推着婴儿车的老太太聚在路边指指戳戳。
他们看上去很温和，也很沉默，自顾自地走路眼睛盯着前方，女孩子挺着胸脯帽檐朝天好像知道自己很好看所以有点骄傲。我身边一个歪戴白帽子一看就有点不正经的男售货员突然振臂高呼：向翠微中学的红卫兵战友致敬！我们都觉得此人滑稽，抿着嘴笑吟吟地看着那些红卫兵作何反应。她们也像是有点不好意思，憨笑着往这边看，有几个女孩子也尖着嗓子握拳高喊：向首都革命群众致敬！①
这是“文革”乍起时的游行场面，路人还很有新鲜感，当热闹看。很快，它就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生活模式。王朔随后又写到小学里的情景：
上街游行成为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学校放暑假了。老师好像巴不得我们早点滚蛋似的暑假作业也没留就把我们统统打发走了。但到晚上，她们又不得不把我们召回去，参加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游行。那是人人有份的夜生活，她们不能不叫上我们一起过。流行的说法那叫“大喜的日子”，也真像是什么人结婚，各大院里敲锣打鼓放鞭炮。有一次我给海军大院的一挂鞭数着，数到九百九十九我拉了一泡屎偷了一盘向日葵瓜子都嗑完了还在响——那得是一多高的大个儿在那里举着啊。②
“文革”初期，三天两头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这也是游行频率最高的时段，因为逢“最新指示”发表，游行庆祝不隔夜。孩子们可以在游行中得到散发的“最新指示”卡片，是一种套红铅印的半个语录本大小的纸片，文字越新，越有吸引力。很多孩子都攒了一沓子，变成一种收藏品。不少同学凑在一起核对卡片上的文字，互通有无。一时洛阳纸贵，谁先拿到最新的“最新指示”卡片，且可以高兴一阵子。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庆祝游行中，孩子们能见到《人民日报》号外，如八届十一中、十二中全会，九大，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1970年4月24 日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都有号外散发。游行中的另一样收获是捡传单。游行队伍经过的办公楼，常有传单从窗口飞出。传单纸多为大字报纸，类似《红岩》里的《挺进报》那样，是刻了蜡版以后油印而成的，五颜六色，由标着五花八门称谓的战斗队、兵团、联络站、公社等造反组织编印，内容不外乎毛主席语录、中央及“中央文革”负责人接见各地造反派组织的谈话，造反派的活动动态，当权派的 “黑材料”，等等。撒传单不是孩子的事情，看传单也不是孩子的事情，但捡传单是很多孩子爱干的。攒传单的孩子不多，捡到的传单，新鲜一两分钟，以后都叠了风车或糊了风筝。现在，它们成了货真价实的藏品，我曾在报国寺的摊上问过，一张传单要价200元。倘能重温这些最新指示卡片或各种颜色的传单，不知还能勾起多少当年的北京孩子对游行的记忆。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在游行行列里
说撒传单不是孩子的事情，也有点绝对。人民大学院里长大的孩子王艺曾和我同事多年，他还记得，当年人大两派组织“三红”和“新人大公社”分据教学楼和图书馆，武斗、打派仗，都往下撒传单，接传单的多为来串联的外地红卫兵。院里的孩子出于凑热闹，也上楼帮着撒。经常是传单撒光了，楼下人群仍翘首以待，这帮孩子就把厕所里的纸篓拎来（当中确不乏用作手纸的传单纸），一通往下乱倒。楼下的红卫兵不明真相，争抢纷纷。楼上的孩子看热闹之余，也为恶作剧的奏效大呼小叫。
在游行中，北京孩子还陆续熟悉了不少已成为一种象征的数字，如“五一六”、“八一八”、“七二○”、“五二○”，以及用几个人物的姓串起来的流行词，如彭罗陆杨、刘邓陶、陈姬乔、王关戚、杨余傅、黄吴叶李邱，直至1976年的王张江姚。而被打成“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瀚笙，虽也妇孺皆晓，但三人或四人并提时，都用全称，有一首打油诗的开头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仨人是一家……”时隔二三十年后，当年游行队伍里的孩子李乔已是一家大报的理论部主任，手里管着若干研究生，来自五湖四海，二三十岁不等，包括名牌大学党史专业毕业的。他有一次测试他的下属——让他们说出黄吴叶李邱的名字。众皆张口结舌，有一人硬着头皮似问似答：“黄……是黄克诚吧？”
天安门并非每一次游行的目的地。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的游行，是针对“苏修”的抗议活动，目的地是苏联大使馆。当时很多学校组织学生先坐车到东直门，再下车整队，围着苏联大使馆绕圈，呐喊声讨。我们上初中时的1976年，大事迭发，学校组织过两次游行。第一次是4月 8日，“两个决议”广播后，声讨所谓“天安门事件”，记得那天下午先开会，会后在学校附近的月坛南街和月坛北街上转了一圈，没有到天安门。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几天前去天安门广场抄诗的大有人在，这次游行，纯属应付差事，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