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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双是那天晚上审问过我的盖世太保反共科科长的。随后我又看见了一条便服裤子。我顺
着这条裤子朝上看,对啦,我认识这个人,他就是那个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他往椅子
上一坐,开始审问:“你已经输了。至少你得替自己想一想。快招吧。”
他递给我一支香烟。我不想抽,也捏不住它。
“你在巴克萨家住了多久?”
在巴克萨家。连这也知道了。谁告诉他们的呢?
“你瞧,我们什么都知道了。说吧。”
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了,还用我说干什么?我这一辈子活得很有意义,到临死的时候我
怎么能玷污自己的清白呢?
审问持续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咆哮,而是耐心地反复盘问。一个问题还没得到回答,
就提出第二个,第三个,第十个。
“难道你不明白吗?一切都完了,懂吗?你们完全输光了。”
“只有我一个人输了。”
“你还相信共产党会胜利吗?”
“那当然。”
“他还相信——他还相信俄国会胜利吗?”科长用德语问,瘦长个子的头目给他翻译。
“那当然。不会有别的结局。”
我十分疲倦。我集中了全副精力来对付,可是现在我的知觉消失得很快,就像血从深深
的伤口里往外流似的。我还感觉到,他们怎样向我伸出手来,——也许他们在我的额头上看
到了死亡的印记。真的,在某些国家甚至还保留着这样的风俗:刽子手在行刑之前要和被处
决的人接吻。
晚上。
双手交叠的两个男人,一前一后地绕着圈子走,用拉长的不和谐的声调唱着悲哀的圣
诗:当太阳和星辰的光芒黯淡下去,黯淡下去……唉呀,人们啊,人们,你们停停吧。这也
许是一支美丽的歌,但今天,今天是五一节的前夕呀;是人类最美丽、最欢乐的节日的前夕
呀。我试着唱一首快乐的歌,但这歌声也许更凄凉,因为卡尔利克转过身去了,“老爹”在
揩眼睛。随它去吧,我不管,我继续唱我的。慢慢地他们也和我一同唱了起来。我满意地入
睡了。
五一节清晨。
监狱小钟楼的钟敲了三下。这是我到这里以后第一次清楚地听见钟声。也是我被捕以来
第一次完全神志清醒。我感到空气清新,风从敞开的窗口微微地吹拂着铺在地板上的草垫,
我感觉稻茬刺着了我的胸口和肚皮,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千奇百怪地感到疼痛,使我连呼
吸都很困难。突然,好像一扇窗子打开了那样,我明白了:这就是终结。我要死了。
死神啊,你真是姗姗来迟。我当然希望许多年之后才同你见面。我还想过自由人的生
活,还想多多地工作,多多地爱,多多地歌唱和遨游世界。要知道我正当壮年,还有很多很
多力量。而现在我却没有力气,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我爱生活,为了它的美好,我投入了战斗。人们,我爱你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报
我时,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时,我是痛苦的。如果我曾得罪过谁,那就请原谅我
吧。如果我曾安慰过谁,那就请忘却我吧。永远不要让我的名字同悲伤连在一起。这是我给
你们的遗嘱,爸爸、妈妈、妹妹们:这是我给你的遗嘱,我的古斯蒂娜;这是我给你们的遗
嘱,我的同志们;这是我给所有我曾爱过的人的遗嘱。如果你们觉得,眼泪能洗去悲哀的思
念,那你们就哭一会儿吧。
但你们不要难过。我为欢乐而生,我为欢乐而死,如果你们在我的墓前放上悲怆的天
使,那对我是不公道的。
五月一日。往年这个时刻,我们早就到城郊集合,预备好了我们的旗帜。在这个时刻,
莫斯科街道上参加五一节检阅的先头部队已经在行进。而现在,就在这同一时刻,千百万人
正在为争取人类自由而进行着最后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在斗争中倒下了。我就是其中的一
个。而作为这最后斗争的战士中的一个,这是多么壮丽埃但临死前的痛苦却不是那么壮丽
的。我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我听见,我喉咙里怎样呼呼地作响。这样会把同狱的难友吵
醒的,也许有点水润润喉咙就好了……可是罐子里的水全喝光了,在那边,离我仅有六步远
的牢房墙角的小便池里有足够的水。我难道还有力气爬到那里去吗?
我匍匐在地上,轻轻地、很轻很轻地爬行,好像临死时最要紧的事就是不吵醒任何人,
我终于爬到了,贪婪地喝着便池里的水。
我不知道在那里待了多久,也不知道爬回来用了多长时间。我的知觉又在消失。我摸了
摸自己手上的脉搏,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心涌到喉咙口又急剧地落了下去。我也随着它一起
落下去了。落下去了很长时间。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卡尔利克的声音:“老爹、老爹,你
听,这可怜的人,他死啦。”
上午医生来了。
这一切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医生来了,把我检查了一下,摇了摇头。后来他回到医务室,把昨夜已经填好我名字的
死亡证撕掉了,他以内行的口气说:“简直是一匹马。”
第三章 二六七号牢房
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
这我知道。
在庞克拉茨监狱的这段松木地板上,我来回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曾因看穿了捷克资产
阶级的腐败政策对人民的危害而坐过牢,也许当时坐的就是这间牢房。现在他们正把我的民
族钉上十字架,德国看守在我的牢房前面的走廊上来回走动,而在监狱外的什么地方,盲目
的政治的命运女神又在纺绩叛卖的线。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在人类走向
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呢?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啊,聂鲁达的耶稣圣婴。
“人类得救的道路茫茫。”但是人类已不再沉睡了,不再沉睡了。
走过去是七步,走回来也是七步。紧靠着一面墙壁的是一张行军床,另一面墙上钉着一
块暗褐色的搁板,上面放着陶制的碗盆。是的,这一切我都熟悉。只是现在这里稍加机械化
了:装上了暖气管,抽水马桶代替了粪桶——但主要的,是这里的人都机械化了。囚犯像一
架架自动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就是说,只要听到钥匙在牢门的锁孔里转动,或是听到打开
门上小窗洞的声音,囚犯们就跳起来,不管你在干什么,都得一个挨着一个直挺挺地站着,
门一开,看守长就一口气地叫喊:“Achtung。Celecvózibnzechc
ikbelegtmit-traj#manalesinordnung.”(用捷克语
字母拼成的德语:“注意。二六七号牢房住犯人三名秩序正常。”)二六七号就是我们的牢
房。不过这间牢房里的自动机器,运转得并不那么灵活。跳起来的只有两名囚犯。在那一段
时间里,我还躺在窗下面的草垫上,直挺挺地俯卧着。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一个半月
——后来我又活过来了:我的头已经能够转动,手已经可以抬起来,两肘已经能够支撑起身
子,我甚至已经试着翻身仰卧……毫无疑问,描写这事比起经历这些事要容易多了。
牢房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门上原来挂着三个人的牌子,如今换成两个人的牌子,现在
我们只有两个人了,那个曾为我唱过送葬诗的比较年轻的卡尔利克已经走了,只留下我对他
那善良的心的回忆。说实在的,我只依稀记得他同我们相处的最后两天的情景。他耐心地一
遍又一遍向我述说自己的经历,而我在他讲述时却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他的全名叫卡雷尔·马列茨,是个机械工人,在胡德利茨附近的一个铁矿井里开吊笼,
曾经从那里运出过地下工作所需要的炸药。他被捕入狱差不多有两年了,现在大概是去柏林
受审,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大批人,谁知他们会有怎样的结局呢?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
他爱他们,非常爱他们。
然而他说:“要知道,我不可能不这样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他常常坐在我身边,强迫我吃东西。可是我却吃不下去。
星期六那天——难道我入狱已经八天了吗?——他采取了最强硬的措施:向监狱医务官
报告说,我来到这里以后,一点东西也没吃过。这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医务官成天绷着脸,穿
一身党卫队制服,不经他的许可,捷克医生连阿司匹林这类药方都不能开。这个医务官竟亲
自给我端来一碗病号稀饭,站在我身旁,看我咽完最后一口。这时卡尔利克非常满意自己干
预的成功。第二天,他亲自喂我喝了一碗星期日的汤。
但后来还是不行。我那被打烂的牙龈,连星期日土豆烧牛肉里煮烂的土豆都不能咀嚼,
肿胀的喉咙咽不下哪怕是小块的食物。
“他连红烧牛肉——红烧牛肉都不想吃,”卡尔利克站在我身旁忧郁地摇着头,埋怨地
说。
随后,他就狼吞虎咽地和“老爹”分享了我的那一份。
唉,你们不曾在一九四二年的庞克拉茨盐狱里待过的人,就不会懂得,也不可能懂得这
“红烧牛肉”是什么东西。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就是说当所有的囚犯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的时候,当在澡堂洗澡的一些包着人皮的活骷髅清晰可见的时候,当每个囚犯用贪馋的目光
盯着他的同伴的几口食物的时候,当那令人作呕的干菜粥上浇点番茄汁就觉得是无上美味的
时候,就在这个最艰难的时期,按规定每周两次——星期四和星期日——分饭的人在我们的
盘子里放上一勺土豆,再浇上一汤匙带几根肉丝的红烧肉汁,这简直就是开胃极了。是的,
问题还不在于开胃,而是这东西使人实实在在地记起了人的生活。在这个残酷而又违反常情
的盖世太保的监狱里,它是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