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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给章克申城的银行打电话。他站起身，转身朝一间玻璃办公室走去。“先生，这件事我需要得到副总裁詹姆斯先生的批准，我相信他会的。我马上就回来。”
他走进詹姆斯的办公室（我后来得知），丝毫不差地说了我操纵他说的话。“先生，有一位从章克申城来的利曼先生，他需要兑换一张数额相当可观的支票。他是卡什曼先生的朋友，想见见卡什曼先生，但您知道，卡什曼先生在旧金山呢。”
“是老家伙的朋友？”
“是的，先生，据我理解，他们有生意往来，私人关系也不错。”
“给他兑换吧。我们可不敢得罪老家伙的关系户。”
一分钟后，年轻的职员把那假支票拿给出纳员。“请给这位先生兑换现金。利曼先生，我很高兴能够帮助您。”
然而，我对这套巴甫洛夫骗狗术并不满意。实际上，我一点儿也开心不起来。我当天就离开了那个城市，几天后，在佛蒙特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停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我情绪不好，也很悲观。我认为自己不是在生活，而是在苟且偷生。我通过卑鄙的骗术、诡计和犯罪活动积累了一大笔财富，但我并没有享受这些罪恶劳动的丰硕成果。我认为我应该从此洗手不干，像狐狸一样躲进某个幽僻而安全的洞穴，让自己放松下来，开始建立一个崭新的、与犯罪一刀两断的生活了。
我在脑海里回忆我去过的地方。我回想过去几年里我周游四方的经历，吃惊地发现我的足迹竟然遍及那么多地方。我把整个地球都跑遍了，从新加坡到斯德哥尔摩，从塔希提岛到的里雅斯特，从巴尔的摩到波罗的海，还有我去过但已忘记的其他地方。
但有一个地方我没有忘记。当我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时，它的名字不断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法国的蒙彼利埃。
蒙彼利埃，我断定那里正是我的避风港，我终于拿定了主意，没有再认真考虑一下。
从数量上讲，朗格多克低地葡萄园生产的葡萄酒比法国另外三个重要的葡萄酒产区加起来还多。但从质量上讲，除了偶有例外，朗格多克葡萄酒的香味、醇度和味道都酷似淡而无味的路特啤酒。周到的主人只在端出不新鲜的夹肉面包时才拿出普通的朗格多克葡萄酒，而且招待的客人多半是他们不愿意再见到的人。
大致说来，朗格多克葡萄酒实际上是一种很糟糕的果汁。
法国应该感到幸运的是，葡萄酒商、葡萄采摘者、装瓶工人，以及其他人口中的大多数消耗了大量的朗格多克葡萄酒。法国出口的都是来自勃艮第、波尔多和香槟等地葡萄园的高档葡萄酒，它们的品质和醇色都无愧于它们的名气。
我是在蒙彼利埃获得所有关于葡萄栽培的知识的。我首先了解到，本地酿造的葡萄酒是喝不得的。
整个城里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是喝淡水的。不过，我到蒙彼利埃并不是为了喝葡萄酒，也不是为了喝水。我到那里是为了藏身。我希望能长期隐藏在那里。我已经达到一座犯罪高山的顶峰，那里的风景并不令人赏心悦目。现在我想找一个纯朴的山谷，隐藏在它的洞穴里。
我第一次用假支票在欧洲到处行骗时，驾车从马赛到巴塞罗那去的途中曾路过蒙彼利埃。在小城的外面，我把车停在一棵巨大的橄榄树下，拿出在城里买的奶酪、面包、香肠和软饮料，吃了一顿野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采摘者们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在大片葡萄园中穿行，远处，比利牛斯山脉的雪峰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我觉得很舒服、很自在，几乎可以说是很幸福了，仿佛在自己家里一样。
下期我买了一座小木屋，我去购买家具和装饰品时，那家店铺的老板把他的妻子借出来为我服务，那是一位技术很高的室内装潢设计师，在选择合适的家具、布置装饰品方面很有眼光。
46、成为蒙彼利埃市民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是在自己家里。法国南部的这片地区是我母亲的故乡。她在这里出生，她嫁给我父亲后，由于阿尔及尔爆发游击队武装冲突，她的父母就带着其他孩子回到了这里。我的外祖父母、几个舅舅和姨妈以及一大群表兄弟姐妹，仍然生活在这里，从这里驾车过去不到一小时。我克制住想要去拜访舅舅家亲人的冲动，驱车去了西班牙。
我一直没有忘记蒙彼利埃附近的这段宁静、令人愉快的小插曲。现在，到了成熟的20岁，我决定告别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生涯，就选择了蒙彼利埃作为我的隐居地。我不得不隐姓埋名，换一个假身份回到那里，对此我并不开心，但我别无选择。
对于我来说，蒙彼利埃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理想。它不是一个旅游胜地，坐落在离地中海较远的内地，不会吸引那些到里维埃拉避寒游憩的人，同时它又不算太远，如果开车的话，一会儿工夫就能到海边郊游。
城市很大，一位来此定居的美国人不会引起过多的好奇；它同时又很小，没有一个像样的机场，也不能吸引大饭店的经营者。蒙彼利埃没有希尔顿，也没有谢拉顿，小得可怜的航空设施只能接待小型私人飞机。没有航空公司和时髦漂亮的旅馆，这点对我非常有利。我不太可能遇见一位会把我认出来的飞行员、空中小姐或旅馆职员。
我在蒙彼利埃谎称自己是罗伯特·蒙佐，是一位来自洛杉矶的成功的电视剧作家，“成功”是为了解释我在当地一家银行开的那个数目可观的账户。即使这样，我也没有把我带到蒙彼利埃的钱都存进去。如果我那么做了，人们就会怀疑我到底靠什么为生的。我留了三倍于那个数目的现金藏在我的行李里。事实上，蒙彼利埃的人并不喜欢刺探别人的私事。当我作为一位外地居民开始在小城里安顿下来时，人们只问了我一些非问不可的、只涉及皮毛的问题。
我买了一座小木屋，那是一个非常可爱、典雅的小房子，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围着高高木栅栏的后院，以前的房主把这里培育成了一个小小的花园。我去购买家具和装饰品时，那家店铺的老板把他的妻子借出来为我服务，那是一位技术很高的室内装潢设计师，在选择合适的家具、布置装饰品方面很有眼光。我把一个房间布置为书房和藏书室，以巩固我作为一位埋头研究学问和文学创作的作家的形象。
我买了一辆雷诺，是一种比较舒适的款式，但并不十分昂贵，不足以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出两星期，我在我的新环境里就感到安全、满足、自在、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了。
如果说上帝在葡萄质量方面亏待了地中海沿岸的朗格多克，那么他肯定在当地人的身上作了弥补。从整体上来说，他们是一群性格刚毅、为人随和、温文尔雅、喜欢交际的人，总是面带微笑，助人为乐。住在我周围的那些家庭主妇们三天两头来敲我的门，给我送来糕点、新出炉的面包，或从她们锅里盛出的一份美味佳肴。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近邻阿曼德·皮里圭斯。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皮肤粗糙的男人，已经75岁了，仍然在一个葡萄园里做监工，骑自行车上下班。
他第一次来看我时带着两瓶葡萄酒，一瓶红的，一瓶白的。“我们的大多数葡萄酒都不符合美国人的口味，”他用瓮声瓮气，但是很温和的声音说。“但朗格多克也有几种很不错的葡萄酒，这两种就在其中。”
我不是品酒师，但在喝过优质葡萄酒后，我决定再也不去品尝其他的酒。可是，蒙彼利埃人喝的葡萄酒比其他任何一种液体都多。每一顿午饭和晚餐都少不了葡萄酒。我甚至看见有人早饭时也喝葡萄酒。
从阿曼德那里我了解到，朗格多克在生产葡萄酒质量方面的坏名声其实与上帝无关。阿曼德说，大约在一百年前，一种叫葡蚜的昆虫毁坏了法国所有的葡萄园，几乎给葡萄酒产业以致命的一击。“我听说，这种害虫是附在从美国进口的葡萄藤的根上被带进法国的，”阿曼德说。“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
不过阿曼德还告诉我，他知道的一个事实是，法国许多葡萄藤的根茎都是美国的，这种根茎对葡萄藤害虫有免疫力，法国的葡萄藤就嫁接在它上面。后来，在我赢得他的信任之后，他又诡秘地告诉我，其实美国和其他国家消耗着大量的朗格多克葡萄酒，而他们自己大概还蒙在鼓里。
他向我透露，满载着朗格多克廉价葡萄酒的油罐汽车几乎每天都要咔嚓咔嚓地往北行驶，运到那些重要的葡萄酒产地，然后这些廉价酒被掺进勃艮第和波尔多的优质葡萄酒里。“这叫做‘拉伸’，就像往威士忌里加水一样，”阿曼德说。“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地道。”
他说，蒙彼利埃是一个学习葡萄酒知识的好地方。“法国葡萄酒大学就在我们城里，”他骄傲地说。“你可以到那里去学习学习。”
我始终没有去过那个大学。我在社交场合偶尔喝几口葡萄酒，但总是喝不出个所以然来，也就没有欲望去获取关于葡萄酒的知识。有阿曼德向我透露的那些零星情报，我就很满足了。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从不搞考试测验，也不给我评分定级。
我很难保持忙碌的状态。游手好闲其实是很累人的一项工作，我花好多时间驱车到处闲逛。我经常开车到海边，用几天时间考察沙丘；或者，我会开车到西班牙边界，接连几个小时在比利牛斯山脉的丘陵地带徒步漫游。偶尔，我会拜访阿曼德工作的葡萄园，或其他葡萄种植园主的果园。在第一个月快结束时，我驱车来到我外祖父母居住的小村庄，和他们一起待了三天。我外祖母定期与我母亲通信，对我家里的事情了如指掌。我谨慎地从她嘴里探出这些情报，因为我不想让她知道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我母亲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