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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了。“是小弗兰克·威廉姆斯·阿巴纳勒。您知道基蒂那个人。她昨晚多喝了几口香槟酒。她还不停地向她那些朋友介绍说我叫弗兰克·威廉姆斯呢。但我以为她告诉了您我的全名。”
“也许吧，”冈德森小姐表示同意。“她说的好多话我都听不清楚。这些该死的墨西哥电话。不管怎么说，您显然是一位泛美公司的飞行员，而且您名字的一部分确实是弗兰克·威廉姆斯，因此那个人肯定就是您了。”
我已经按照吩咐在路上停下来拍了几张护照相片，现在我把相片交给冈德森小姐，15分钟后，当我走出领事馆大楼时，一张临时护照已经装在我的口袋里。我回到机场，换上西装，在英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柜台上买了一张去伦敦的机票，是用现金支付的。
我被告知飞机晚点，要当晚7点钟才能起飞。
我又换上飞行员制服，花了6个小时，用我那些花里胡哨的假支票去装饰墨西哥城。等我飞往伦敦时口袋里又多了6500美元，而墨西哥联邦部队也加入了追捕我的队伍。
到了伦敦，我住进了肯辛顿的皇家花园酒店，用的是F·W·亚当斯的名字，谎称我是正在休假的环球航空公司飞行员。我之所以改用这个假名字，是因为我担心伦敦警察很快就会接到命令，要求调查小弗兰克·W·阿巴纳勒这个人，他又名弗兰克·威廉姆斯，一度冒充过泛美公司的飞行员。
我在伦敦只待了几天，就开始感到有压力了，在美国时折磨我的那些不安和焦虑又回来了。我到了伦敦才意识到，离开美国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无论是墨西哥警察还是伦敦警察厅的官员，他们做的事情和纽约或洛杉矶的警察一样———那就是追捕骗子，而我正是一个骗子。
有了这样的认识，再加上我在各个地方收藏的那些现金，比较谨慎的做法是隐姓埋名，在国外找一个偏远的角落，尽可能沉默、低调地生活。我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好处，但我天生不具备谨慎的素质。
我现在意识到了，我当时在那些无法控制的强迫性冲动的驱使下，根本缺乏理智的判断能力。我当时是这样推理的：我被追捕，是警察在追捕我，因此，警察是坏蛋。我必须偷偷地活下去，必须为今后不断逃脱坏蛋的魔爪而筹备资金，就这样，我为自己的非法行为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在英国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我用我的高档壁纸将皮卡迪利大街装饰了一番，然后飞往巴黎，我缺乏理智地断定，我是为了保护自己才重新开始行骗的，并因此而心安理得。
精神病医生会从不同角度看待我的行为。他会说我是希望自己被抓住。因为这时英国警察局也开始为我建立档案了。
也许我真的希望自己被抓住。也许我潜意识在寻求帮助，而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当局会给我提供这种帮助，但当时我对此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我只是意识到我仿佛在一个失控的旋转木马上，转呀转呀，怎么也停不下来，我似乎永远下不来了。但我知道我肯定不希望警察来使木马停止旋转。
下期欧洲的银行出纳员大概对泛美的支票非常熟悉，因为泛美公司在美国大陆之外有着广泛的商业往来。在伦敦，当一家银行的出纳员似乎过于认真地研究我的造假杰作时，我就一度产生过这种想法。
32、自己印制泛美支票
我在巴黎还不到三个小时就结识了莫妮克，并与之建立了一种关系，这关系不仅拓宽了我捞钱的远景，而且最终捣毁了我的蜂房。回首往事，我非常感谢莫妮克·拉伐利尔。泛美也应该感谢她，尽管公司的几位官员可能对此持有异议。
莫妮克是法航的一位空中小姐。我是在温莎饭店的酒吧间与她认识的，当时她和法航的另外几十位机组人员正在为一位即将退休的机长举行晚会。我现在已记不清我是否见到了那位机长，因为我当时完全被莫妮克迷住了。她就像被端上来的精美的香槟酒一样令人晕晕乎乎、神魂颠倒。我是被法航的一位副驾驶员邀请去参加这个晚会的。他看见我穿着泛美公司制服在服务台登记入住，就立刻上前来和我搭话，匆匆把我带进酒吧间，而当他把莫妮克介绍给我时，我的反对就化为烟雾蒸发了。
莫妮克拥有罗萨莉所有的迷人魅力和美好品质，又不像罗萨莉那样压抑和封闭。显然，莫妮克对我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如我被她所吸引一样，我在巴黎逗留以及在其他城市旅游期间，我们一直形影不离。莫妮克即使想过要嫁给我，也从来没有明说，但就在我们认识后的第三天，她就把我带回家，介绍给了她的家人。拉伐利尔一家都是性情愉快、热情随和的人，而我对拉伐利尔老爹特别感兴趣。
他是一位印刷商，在巴黎郊外开了一家小型印刷店。我很快就产生了一个主意，要使我用假泛美支票骗钱的诈骗手段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
“您知道吗，我在泛美公司的商务办公室认识一些人，”吃午饭时我很随意地说。“也许我可以让泛美交给您一些印刷业务。”
拉伐利尔老爹顿时满脸喜色。“太好了，太好了！”他激动地说。“不管他们有什么业务，我们都会尽力做好，并且对您十分感谢，先生。”莫妮克替我们当翻译，因为她的家人谁也不懂半点英语。那天下午，她父亲带我参观了他的工厂，那是他和莫妮克的两个哥哥一起经营的。老爹还雇了另外一个年轻人，他和莫妮克一样会说几句支离破碎的英语，但拉伐利尔老爹说，凡是我给他们厂揽来的印刷业务，他和两个儿子都要亲自操作以保证质量。“您不管要印刷什么英语材料，我父亲和哥哥都能够胜任，”莫妮克自豪地说。“他们是法国最优秀的印刷工。”
我身上还带着我在墨西哥为空中小姐兑换的那张正宗的泛美支票。当我仔细端详它时，惊讶地发现它和我想像中的泛美支票简直完全不同。我的模仿品自然也是很不错的，不然也不可能成功地递出去那么多张，但如果把它放在一张正宗支票旁边，那真货简直就要尖声大叫“赝品”！我把这样的支票递出去竟然没被抓住，真是太侥幸了，显然，那些接受这些支票的出纳员从未经手过真正的泛美支票。
然而我突然想到，欧洲的银行出纳员大概对泛美的支票非常熟悉，因为泛美公司在美国大陆之外有着广泛的商业往来。在伦敦，当一家银行的出纳员似乎过于认真地研究我的造假杰作时，我就一度产生过这种想法。
“这是一张费用支票。”我当时说，指着支票上用黑体大写字母印的这几个字。
“哦，是的，没问题。”他回答道，随即就为我兑换了支票，但带着一丝勉强。
现在我又产生了另一种想法。也许泛美开给每个大陆的支票都是不一样的，也许在颜色上各有差异。第二天上午，我给泛美驻巴黎的办事处拨了个电话，要求与商务办公室的人谈话。接通后，对方是一个声音显得很年轻、很没有经验的男人，他的没有经验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我越来越坚信命运女神成了专为我服务的接线员。
“喂，您好，我是戴格尔货运公司的杰克·罗杰斯，”我说。“我这里有一张支票，你们公司把它寄给我们，我想一定是弄错了。”
“哦，罗杰斯先生，您为什么这么说呢？”他问道。
“因为我这里有一张1900美元的支票，是你们的纽约办事处寄来的，我的发货清单里没有这笔付款记录，”我回答道。“我找不到为你们公司办理业务的任何记录。您知道这张支票是怎么回事吗？”
“噢，我一下子也说不上来，罗杰斯先生。您能肯定支票是我们寄去的？”
“嗯，在我看来是这样，”我说。“它是一张普通的绿色支票，顶上用很大的字母印着泛美公司的名字，数额是1900美元。”
“罗杰斯先生，听起来这不像是我们的支票，”那家伙说。“我们的支票是蓝色的，表面都用很淡很淡的墨迹印着泛美———泛美———泛美的字样，还若有若无地印着一张世界地图。您的支票上有这些东西吗？”
我手里拿着那位空中小姐的支票，对方的描绘与这张支票分毫不差，但我没有告诉他实话。“您那里有泛美的支票吗？”我问道，用的是一种想要消除一切疑虑的口气。
“哦，我有，可是……”
我打断他的话。“支票上签了谁的名字？审查员的名字叫什么？”我问道。
他告诉了我。和我手里支票上的名字一模一样。“底部那一串小号码是什么？”我进一步问道。
“噢，是02……”他把数字一个个报给我听，和空中小姐支票上的完全一致。
“不对，我这张支票上不是那个家伙签的名，号码也不一样，”我撒谎道。“你们公司与大通曼哈顿银行有业务往来吗？”
“有的，但其他许多公司也与这家银行有业务往来，您的支票大概是另一家顶着泛美名号的公司寄去的。我认为您手里拿的不是我们公司的支票，罗杰斯先生。我建议您把它退回去，与对方建立通信联系。”他很热心地说。
“好吧，我会这么做的，太感谢了。”我说。
莫妮克为法航飞柏林———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的路线，两天的环程飞行，接着放假两天。那天她要随航班起飞。她刚上天，我就出现在她父亲的工厂里。拉伐利尔老爹看见我很高兴。靠着我从我母亲那里学会的一些法语，和他那位年轻印刷工的几句英语，我们交谈起来毫不费力。
我拿出我从泛美空中小姐手里换来的支票，但她的名字和支票金额已经被抹去了。“我跟我们商务办公室的人谈过了，”我说。“是这样的，这些支票我们一直是在美国印制的，费用比较昂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