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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和房顶上惊险逃生。我五年间丢掉的衣服，比大多数男人一辈子需要的还多。我真是比一只抹了黄油的蜗牛还要油滑。
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自己像个罪犯。实际上我是个罪犯，我也明白这一点。官方和新闻记者把我描绘成本世纪最聪明的支票诈骗犯之一，而且还是一个虚伪的造假者和骗子，我的行骗能力可以领取电影艺术科学院颁发的年奖。我是个资深的骗客，技艺高超，骗术一流。 下期我对他说，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医生提出的所有问题，尽可能诚实地完成了每一次测试。但侦探不相信我的话，“不可能，”他说，“您可以糊弄那些联邦调查员，但您糊弄不了我。”
2、你难道不明白我爱你吗
有时我也为自己维妙维肖的模仿才能和巧妙的诡计感到吃惊，但我从来不自欺欺人。我始终明白自己是小弗兰克·阿巴纳勒，我是个支票诈骗犯和江湖骗子，如果我什么时候失手被捕，我不会获得什么奥斯卡奖，而只会被送进监狱。
确实如此，我在法国的小牢房里待过，在瑞典的监牢里服过刑，还在弗吉尼亚州匹茨堡的联邦监狱里洗刷我在美国犯下的全部罪行。在最后这所监狱里，我自愿接受弗吉尼大学一位犯罪心理学家的心理评估。他花了两年时间，对我进行各种笔头和口头的测试，还在许多不同场合对我使用了吐真注射剂和测谎器。
这位精神病学家最后得出结论，说我的犯罪阈值很低。换句话说，我根本就没有理由成为一个骗子。
纽约的一位警察曾想尽各种办法抓我，他读了这份报告，嗤之以鼻。“这位精神病医生大概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他嘲笑道。“这个骗子洗劫了几百家银行，在世界上半数的旅馆里大肆行骗，除了街道拿不走，他把什么都席卷一空，他还在空中的每个航班上敲诈勒索，使这些航班上的大多数空中小姐都上了他的圈套，他递出去的假支票，足够糊满五角大楼每一面墙壁，他还自己开办该死的大专院校，他的行骗金额超过200万美元，弄得20个国家的警察都束手无策，他这样的人犯罪阈值很低？如果他的犯罪阈值再高一些，他还会做出什么来？抢劫诺克斯堡？”
侦探拿这份报告来与我对质。我们成了关系不错的对手。“你骗了这个精神病医生，是吗，弗兰克？”
我对他说，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医生提出的所有问题，尽可能诚实地完成了每一次测试。但侦探不相信我的话。“不可能，”他说。“你可以糊弄那些联邦调查员，但你糊弄不了我。你肯定骗了这个笨蛋医生。”他摇了摇头。“你骗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是小菜一碟，弗兰克。”
我已经在父亲那里试过身手了。我父亲是我创造的第一个行骗记录。爸爸具有行骗对象所必备的一个特点，他非常轻信，于是我从他手里骗走了3400美元。当时我才15岁。
我出生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并在那里度过最初的16年。我在家里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和我父亲同名。如果我想叙述一个骗子的从小成长过程，可以说我是一个破碎家庭的产物，因为爸爸妈妈在我12岁那年分居了。但这样说就冤枉我的父母了。
父母先是分居，其后离婚，在这件事上最受伤害的是我父亲。他真的十分迷恋我妈妈。我母亲名叫波利特·阿巴纳勒，是一个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混血美人儿，爸爸二战期间在奥兰服役时与她认识并结婚。当时妈妈只有15岁，爸爸28岁，尽管年龄的差异在当时似乎无关紧要，但我总觉得这对他们婚姻的破裂产生了一定影响。
爸爸从部队退役后，在纽约市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是一家文具店，在麦迪逊大街四十大道上，名叫谢恩文具店。他做得很成功。我们住在宽敞、豪华的房子里，生活过得即使谈不上奢侈，无疑是非常富足的。我们兄弟姊妹小的时候从来没有缺少过什么。
一个家庭里，当父母之间出现重大问题时，孩子总是最后一个知道。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这话一点不假，而且我认为我的兄弟姊妹们也和我一样蒙在鼓里。我们以为妈妈很满足于在家里做一个贤妻良母，而在一定程度上她确实这样。但爸爸不仅仅是个成功的生意人。他在政治方面也非常活跃，是布朗克斯选区共和党的主要头目之一。他是纽约运动员俱乐部成员，一度还担任过该俱乐部的主席，他把许多时间都泡在俱乐部里，和商界及政界的朋友混在一起。
爸爸还非常热衷于到海上捕鱼。他常常飞到波多黎各、金斯敦、伯利兹或加勒比海的其他游览胜地，进行深海捕鱼的探险。他从来不带妈妈一起去，其实他应该带她去的。有一天，爸爸在追逐青枪鱼的远足中归来，发现他家里的鱼篓空空荡荡。妈妈收拾好行李，自己带着我们三兄弟和妹妹搬进了一套大公寓。我们几个孩子有些不解，但妈妈平静地解释说，她和爸爸已经合不来了，决定分居。
实际上，是她自己决定分居。爸爸对妈妈的行为感到震惊、意外和伤心。他请求她回家，并保证自己今后会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还说他可以削减深海捕鱼的次数，他甚至提出要放弃他的政治活动。
妈妈听着，但没有做出任何承诺。我很快就看出她根本不打算和解，但爸爸好像还不明白这点。妈妈在布朗克斯牙科学校注册入学，准备成为一位牙科技师。
爸爸没有放弃。他只要一有机会就到我们公寓来，苦口婆心、甜言蜜语地哄劝她、恳求她、恭维她。有时他实在憋不住了，发起了脾气。“该死的，你这个女人———你难道不明白我爱你吗！”他吼道。
当然，这种局面对我们兄弟几个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我，我爱爸爸。我跟他关系最好，他开始利用我去说服和争取母亲回心转意。“儿子，跟她谈谈，”他经常恳求我。“告诉她我爱她。告诉她，如果我们一起生活，大家会过得非常开心。告诉她，如果她回家来，你也会很开心，你们几个孩子都会很开心。”
他买了些礼物让我捎给妈妈，还教给我一些精心设计的话，让我去动摇母亲的决心。
我母亲毫不上当。爸爸大概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妈妈看到他把我作为他们婚姻棋盘上的小卒子，对他非常反感。我14岁那年，她和爸爸离婚了。
爸爸心灰意懒，我也很失望，因为我真的希望他们重归于好。我得替爸爸说一句：他一旦爱上一个女人，就一辈子也不会变心。他1974年去世的时候，仍然想把妈妈争取回来。
下期我比我的那些同伴成熟得多，块头也大得多。我十五岁时就完全发育成熟了，身高6英尺，体重170磅，我猜测，我们的许多小淘气行为之所以不受惩罚，是因为别人看见我们都以为我是老师。
3、父亲不担心我会占他的便宜
妈妈最终与父亲离婚时，我选择了跟爸爸生活。妈妈对我的决定不太赞成，但我觉得爸爸需要我们有一个人在他身边，他不应该独自生活，于是我就说服了妈妈。爸爸感到非常宽慰和高兴。对这个决定我从没后悔过，不过爸爸也许有一点儿。
和父亲一起生活，一切都和过去完全不同。我许多时间都泡在纽约最高雅的沙龙里。我渐渐了解到，商人并不总是享受豪华丰盛的午餐，他们也会狼吞虎咽地吃锅炉工的便餐，三口两口划拉光一大堆粗茶淡饭。而且我还很快注意到，政客们一旦端起一杯加冰块的波旁威士忌酒，对世界大事倒是无所不知，但对自己的钱包可就放松了警惕。爸爸的许多生意和大量政治活动都是在吧台附近完成的，我就在旁边等他。起初，我父亲的喝酒习惯让我大吃一惊。我倒不认为他在酗酒，但也喝起酒来左右开弓，一杯接一杯，我真担心他是个隐君子。不过，他尽管喝起来不要命，我从没看见他喝醉过，过了一阵，我断定他对酒精没有反应。
我对爸爸的那些同事、朋友和熟人非常着迷。他们来自布朗克斯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有拉选票的、警察、工会头头、公司经理、菜农、承包商、证券经纪人、售货员、出租汽车司机和推销商。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有些人好像直接从达蒙·鲁尼恩的作品中蹦出来的。
我和爸爸出去闲逛了半年，就变成了一个都市油子，通晓各种人情世故，这可不是我父亲希望我受的教育，但没办法，在小酒馆的雅座上只能得到这样的熏陶。
爸爸在政治上门路很广。当我明白这点时，我已经开始逃课，和附近一些无人管教的孩子混在一起了。他们不是小流氓，也不打架斗殴。他们不做什么大不了的坏事。他们都是家庭环境很糟糕，想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注意，哪怕那个人是专管逃学和旷课的劝学员也好。正是这个原因，我与他们混在了一起，大概我也在寻求别人对我的注意吧。我真心希望父母破镜重圆，我隐隐约约地以为，如果我的行为像个少年犯，就会给父母提供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促使他们和解。
我作为一个少年犯是很不成功的。大多数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偷点儿糖果什么的，或溜进电影院混一部电影看看。我比我的那些同伴成熟得多，块头也大得多。我15岁时就完全发育成熟了，身高6英尺，体重170磅，我猜测，我们的许多小淘气行为之所以不受惩罚，是因为别人看见我们都以为我是老师，照看着几个学生，或者是一个大哥哥，看护着一群小弟弟。我有时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我经常为他们的幼稚感到恼火。
我最生气的是他们做事缺乏艺术性。我很早就懂得，档次是受到普遍赞美的。任何缺点、罪过或罪行，如果其中有那么一点儿档次，都会受到宽容和谅解。
这些孩子甚至不能巧妙地偷到一辆汽车。那天，他们破天荒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