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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杜甫“大历三年冬初来长沙时的回忆”，似可商榷。一，杜甫来长沙，不是大历三年冬，而是四
年春，如是回忆，所写景物应是春景，不应有“岁阴”之文。二，诗言“时物正萧森”，时物乃指当
时所见之物，与回忆口吻不合。三，诗言“舟泊常依震”，此舟当即诗题“风疾舟中”之舟，不可能
是回忆中之虚舟。四，如果一开头就是一大段回忆，杜甫照例要用“忆昔”、“忆昨”、“往者”一
类字样向读者作交代，现在这段诗中却连一点回忆的痕迹都没有。因此，我仍然认为这首诗写于大历
五年冬，是杜甫的绝笔。后 记
一九六二年，是诗人杜甫诞生的一千二白五十周年，同时也是杜甫作为
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来纪念的一年。那时我正在北京，参加 《中国文学上》教
科书的编写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为了配合纪念活动，特来相商，
拟将拙作 （《杜甫研究》）中的作品注释部分改编为《杜甫诗选注》。也知
我一时势难兼顾，建议我只作些小的修订，并即以给《诗刊》写的那篇题为
《人民诗人杜甫》的纪念文字用代“前言”。我有些为难，但还是接受了。
经与编辑同志磋商，将原选二百六十六首删去了八首，增选了二十七首，共
得二百八十五首。大约是一九六五年，我曾看过这个修订本的清样，于今已
是十多年，我早把它忘却了。
最近，出版社仍拟将该修订本付印，要我再次作些修改。在粉碎“四人
帮”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下，虽自觉年力就衰，但还是乐于承命。这次没有新
增篇目，只删去了四首，所以这个选本实际上是二百八十一首。对于注释，
则作了比较全面、细致的修订，有的甚至不惜推翻自己原来的说法，如关于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群童”。
“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这是白居易《李白墓》一诗的
最后两句，对杜甫也是完全适用的。李白死时，还有他的从叔当时著名的篆
书家当涂县令李阳冰为他料理后事，给他报丧，还为他的文集作序，死于何
年何月何地，都有明文记录。至于杜甫，那就凄凉得多。“死去凭谁报？”
没有任何人啊，只有诗人曾经歌颂过的那“乾坤日夜浮”的洞庭湖水！仅仅
凭了诗人自己写的幸而流传下来的那篇追酬高适的诗，我们得知他是死在大
历五年，从而纠正了所谓正史的《旧唐书》的错误。但是，究竟死在这一年
的哪一个月，死在什么地方，怎样死的，却缺乏明文。这样也就形成了一桩
关于杜甫之死的争论不休的老公案。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有一点需要说明：
我不认为凡是主张病死一说的便是为了要美化杜甫之死，因为这根本说不上
什么美化，正如主张死于牛酒一说之不足以丑化杜甫之死一样。我们需要的
是实事求是。有关杜甫之死的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是杜甫的《耒阳阻水》和
《风疾舟中》两首诗。这两首诗，我都选录了。关于这两首诗，我曾写过两
篇小论文，对杜甫不可能死于牛肉白酒，有所论证，请读者参阅拙作《杜甫
研究》附录。
“李杜优劣”，是又一聚讼纷纭的老公案。有的扬李抑杜，有的扬杜抑
李，有的是就诗论诗，有的则兼及思想作风、生活细节方面。过去，我自己
也未能摒除这一积习，存在着抑李扬杜的偏向。这种偏向，有时也流露在社
诗的注释中，这次都作了必要的修订。在对杜诗的评价上，苏拭的眼光是并
不高明的，只看到杜甫“忠君”这一消极面，远远落后于他的前辈白居易。
但在总的对待李杜二人的看法和态度上，却比白居易更为客观、持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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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杜陵杰，名与摘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次韵张安道
读杜诗》）这最后一句，把李杜二人比作端午竞渡中的两只龙舟，很新鲜，
很生动，也很恰切。我们现在自然看得更清楚。在创作上，李杜二人原不是
走的一条路、乘的一条船。他们打的旗号，一边是浪漫主义，一边是现实主
义，分道扬镶，各奔前程，而又各有千秋。正是“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
因此，我现在认为，在谈论这两位大诗人时，最好不要把他们扭作一团，分
什么你高我低。而且这样做，首先就不符合他们二人之间相互尊重的精神。
杜甫说：“白也诗无敌”，态度固然十分明朗；李白说，“飞蓬各自远”。
寓意也是可想而知。
以上便是这本小书改编的来由和个人的一些想法。
在先后两次修改过程中，我都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大力协
助，给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对我有很大帮助和启发，谨在此表示我的谢
忱和敬意。
萧滌非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