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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的发明似乎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有时候，那些发明交通工具的人也有这种想法，威尔伯·赖特说：“１９０１年，我对我的兄弟奥维尔说过，５０年内，人不可能乘飞机飞上天空。”但是１９０３年莱特兄弟却试飞了世界上第一架飞机。而在这个时候，天文学家西蒙·纽科姆，一位确实对天上无所不晓的专家写了一篇当时很有名的文章。他在文章里说：
“已知的物质，已知形式的机器和已知形式的力不可能组合成一种实在的机器，并且用这种机器在空中进行长距离飞行。这种演示对本文作者来说，就像是未来的任何物理现象现在都能够演示一样。”
这里我禁不住要谈谈曾经被无数专家斥之为荒唐的宇宙航行②。他们都是一些有名望的饱学之士，但是这些人每当遇到新思想时，往往表现出傲慢、愚蠢和缺乏想像力。我们该如何评价某位学识丰富的教授对把航行器送上宇宙空间轨道的看法呢？这位教授断言，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拥有最强爆炸力的硝化甘油每克产生的热量仍不足１５００卡路里”。事实上推动宇宙航行器的是化学反应而不是爆炸力。
这位教授的同事们还用经过仔细计算的长达７页的数学公式，证明宇宙航行的不可行性，因为“把一磅的重量送上轨道，在起飞时需要１００万吨燃料产生的推力”。（根据１９９４年的数字，把１磅重量送上轨道只需１吨燃料，未来实现私人宇宙旅行时，这个比例肯定会缩小１００倍。）
甚至到１９６１年，成功发射第一颗电视转播卫星的前一年，美国联邦通讯部门的专员克雷文还说：“实际上还看不出通讯卫星会对改善电话、电报和电视广播服务提供机会。”
我们还记得国际商业机器公司（ＩＢＭ）的创始人托马斯·沃森１９４３年说过：“世界市场对计算机的需求大约只有５部。”而事实上，今天如果我们把要装在我们汽车内以及家用和机器用的电脑都计算在内，计算机的数目必定已超过１０亿台。
如果我们不相信专家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那么又相信谁呢？回答是，对于长期预测来说，科幻小说作家是可以认真信赖的。
这种说法听起来可能使人惊奇，因为科幻小说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异想天开的东西，不错，它们绝大部分的确如此。有一次，科幻小说作者西奥多·斯特金的发言激怒了参加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会议的同行们，他说：“百分之八十的科幻小说都是胡说八道。”但他接着安抚他的听众说：“任何东西中的百分之八十也都是胡说八道。”
记住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斯特金发言中指的百分之八十以外的那一小部分，也许比那部分还少的部分，那么现在让我们来听听阿瑟·克拉克１９８２年说的一段话③：
“我认为只有科幻小说的读者或者作者才真正能够讨论未来世界的可能性问题……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数以万计的科幻故事探索了所有可以思议的，以及大部分不可思议的可能性……用批判的态度（这里的批判二字很重要）去阅读科幻小说对于任何一个想研究未来１０年以上的人都是一种基本的训练。那些不熟悉科幻小说的人是几乎不可能去想像未来世界的。我并不是说有百分之一以上的科幻小说读者会成为可靠的预言者，但是可靠的预言者几乎百分之百都会是科幻小说的读者，或者作者。”
那么，由政府雇用或者资助的许许多多的“研究未来学的专家”又如何呢？第一世界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正不断地组织知名经济学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参加的研讨会对未来世界进行预测，但是这些人很少读过科幻小说，更没有写过科幻小说。不过我们是否就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作出的所有预测都是错误的呢？
不幸的是，有证据表明的确如此。
１９６８年一批国际上知名的专家在罗马组织了一个罗马俱乐部，专门研究“全球经济、政治、自然和社会制度的相互依存问题”，并在１９７２年发表了一篇受到悲观主义者赞誉为具有权威性的报告，然而这篇报告却是一些胡说八道的谬论。这篇名为《增长的局限性》的报告预言，到２１世纪末，工业资源将会枯竭，人类将会在自己制造的污染中不能自拔。（污染这个词可以有上千种解释，从来没有明确界定的定义。）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情况会发生。报告中有着许多事实性的错误和误解，它的基调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作者们把地球看作在宇宙中是孤立的，居住在地球上的人无法从太阳系中获得资源，其实，在月球上，小行星和行星上都有着无穷无尽的有用物质。这一事实就足以推翻他们的结论，可是他们的报告没有提到这种事实，而科幻小说会告诉他们完全相反的情况。
同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一脉相承，由卡特总统任命组成的一个小组，１９７９年提出了一份名为《关于2000年的报告》，人们可能以为这份不像《增长的局限性》那样雄心勃勃，而只试图预言２１年后的政治、经济情况的报告，可能会有一些成功的机会。结果它完全失败了。在报告发表后不久出现的所有重大事件，包括苏联的解体，中国台湾、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几只“亚洲老虎”的巨大经济增长等，它一件也没有预见到。
没有任何一家政府机构预测到下面这些改变战后世界面貌的重大事件：战后的冷战、１９７３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以及登月后的电子工业的巨大发展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事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８０年代花了１００多万美元建造了一台名为“预报者”的巨型计算机，想通过它了解世界上的任何情况，包括政治和军事的发展趋势，自然资源和各种经济和社会因素。其结果作为秘密没有公布，但是我猜想不必担心其中会有什么秘密，我们也不必认为我们会错过任何会引起我们兴趣的东西。
在经济学方面，预报的质量也是令人失望的。的确，长期的预报通常是成功的。如果我们预测的时间有足够长，我们有相当把握会发财。运用复利计算法，一个国家的经济年增长率为２．５％的话，１００年底它的财富将增加１２倍。但是如果企图预测几年内的经济升降，就好比是研究弯弯曲曲的鸡肠。亨利研究中心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奥默罗德说，没有经济学家能对当前发生的事件作出解释。他指出，他的许多同事都迷恋于经济理论，而不去注意现实世界上正在出现的问题。他们实际上取得的成就不过是相当于１６世纪牛顿以前，还没有发现地心引力定律那时候的物理学的水平。奥默罗德把他们比作谢德威尔的喜剧《艺术大师》里的认为无所不能，甚至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上最棒的游泳选手的主人公。“而这位主人公却从未下过水游泳，他只是躺在桌子上模仿栓在他面前的一只青蛙的游泳动作。”
那么，这些政府预报部门素质不高的原因何在呢？答案非常简单。正如科幻小说作者本·波瓦指出的：“他们的预测所以总是失败，就是因为总是要求他们拘泥于事实，不允许他们像科幻小说作者那样作任何假设。他们必须牢牢地根据他们写作时候的技术发展状况去思考，这种做法的结果只能是胡说八道，就像１９世纪时有人警告说，到１９４０年，伦敦将会陷在几米深的马粪里。”波瓦指出：
“没有一个政府未来学机构会预言一种半偶然性的发现会改变整个世界，然而半导体的发现却是这样。如果没有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就不会有今天的电脑世界和通讯卫星。然而当一个预测未来的机构在１９５０年前后预测电子技术的发展时，它只谈体积大而又复杂的真空管，完全不谈电子部件的微型化问题，而当时半导体的出现已经使微型化成为可能。在这个时候，科幻小说作者们已经预言将会出现诸如手表式收音机和袖珍式计算机等奇迹。他们能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能‘预见’半导体的发明，他们只是本能地觉得当时体积庞大的电子计算机和收音机一定会得到改进。”
那么未来学家如何才能避免被后代人耻笑呢？答案是他们必须尊重科学。所谓科学我指的不是科学家们的意见，而是他们的发现以及获得科学发现的途径。科学探险是需要谨慎从事的，有些事情，例如超光速，建造永动机以及绝对准确地预测未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切严肃的作家都不会作这样的预测，除了这些以及类似这些之外的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如果有相当多的人希望某种事情出现，而且在技术上也并非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这种事情或迟或早将会发生。
Ｊ·Ｋ·Ｐ·哈特利说过，未来“是另一个国家，那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行事”。当别人同你谈到这些问题时，用专家们的话来回答是不合适的，不要说：“你对某某事情不能预言，这太异想天开了！”这样的回答是思想因循守旧．缺乏想像力的表现。如果按照过去几百年的标准来看待本世纪所有的技术进步，都会把它们叫做异想天开。用我们现在的标准看待未来也会是这样。科学是不会停滞不前的，科学发现肯定会加快步伐。也许现在去考虑未来５００年的事情为时过早，也许会落得像弗雷德·霍伊尔爵士的小说《乌云》里的主人公的遭遇——立即死于头脑发热症。
这里不妨引用阿瑟·克拉克的第三条、也是最明白无误的一条定律：“一种非常先进的技术是难以同魔术相区别的。”
注释：
① 中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中为什么英国最初占有优势，而最终又失败了呢？其复杂的社会根源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们。艾萨克·阿西莫夫指出其显著的原因是：英国最初取得优势是由于它使用了杉木造的长弓箭，而后来遭到失利是由于法国使用了更先进的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