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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威并施，古已有之的驭下之术。所以，陈文强的手段并称不上高明，但用得很到位，将杀手队控制得相当严密。
即便如此，对于革命党要刺杀王之春一事，陈文强要出手，但也不想暴露杀手队的真面目。显示一点实力，再顺势把自己成立革命团体的设想拿出来，如果能够得到赞同，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陈文强才会把自己的实力全拿出来。
所以，当蔡元培等人在约定的时间里来到金丝娘庙的时候，首先看到的不是期盼的手枪，而是令人大出意外的刺杀目标——王之春本人。
被麻醉的王之春还没有清醒，双手被绑，在殿中的柱子旁半倚半躺。周围是四个大眼瞪小眼，不知怎么回事的“谋刺者”。
“诸位不必疑虑，这是送给诸位的礼物。”陈文强微笑着指了指王之春，说道：“你们不是要刺杀这个卖国贼吗？现在可以任凭诸位处置，绳子、刀子、斧子在这，等各位处置好了，咱们再谈。”说完，他冲着蔡元培等人点了点头，缓步走出了大殿。
怎么办？蔡元培、杨笃生、万福华、陈自新面面相觑，竟一时谁也没开口。蔡元培、杨笃生是领导人，与陈文强较熟，交接枪械是大事，他们应该来。而万福华和陈自新则已经确定为刺杀的执行者，是来接枪试枪的。但事情竟然是这样发展的，他们都是措手不及。
“这个，是文强在考验我们吧？”蔡元培猜测着，看了看自己穿的长衫，不太确定地说道：“他以为咱们这些文人书生干不了这杀人的事情？”
杨笃生微皱眉头，思索着说道：“要照前几日的谈话，他确实有这样的意思。好象说刺杀不是简单的事情，也需要技能什么的吧？”
“那就让他看看，咱们有决心，有力量。”万福华挽袖捋臂，便要动手。
“等等，等等。”陈自伸手阻拦，说道：“就这么杀了这个卖国贼，似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难道非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万福华有些诧异，“难道把这卖国贼放了，咱们再筹划刺杀？”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陈自新连连摇头，说道：“我觉得应该把他弄醒，先逼其写出卖国证据，或者是认罪书，然后诛之。”
“我看倒不必如此麻烦。”蔡元培对此表示反对，说道：“若是按原计划刺杀，也逼不出卖国证据，也没有认罪书。若要扩大影响，尽人皆知，在报纸上刊登文章，说明这卖国贼因何而被咱们处决，也就起到振奋人心的效果了。”
“我同意。”杨笃生看了看地上六十多岁的老朽，花白的辫发，满脸的皱纹，微微皱眉，看向万福华和陈自新，“既然已经决定由你们执行刺杀，那现在也由你们处决他吧！”
万福华和陈自新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从地上各捡起凶器，绳子和刀子。
“用刀子吧，干脆利索。”陈自新晃了晃手中的匕首，征询万福华的意思。
“还是用绳子吧，不流血，省得弄得一地狼籍。”万福华说出自己的想法。
“要不换斧子？”陈自新比量了几下，又望向地上的利斧，挥手下劈，“好象这样更顺手，一下就完事。反正这地方也不是咱们的，也不用咱们处理吧？”
“应该用手枪啊，那多痛快。”万福华犹豫着，又望向蔡元培和杨笃生，希望他们能帮着拿个主意。
杀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与遭到欺凌而奋起反抗是两回事。如果在激愤之下，还简单些。可陈文强偏偏给他们增加了心理障碍，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昏昏沉沉的老朽，就这么下手确实不太容易。
“这本来就是个考验。”蔡元培摇了摇头，说道：“所以才没先给手枪。”
“争论了半天，估计有人在偷看着笑话咱们呢！”杨笃生轻轻叹了口气，摆了摆手，说道：“就这么下手，倒显得咱们不够老练。我看，就照自新的意思，把他弄醒，搞份认罪书，再发表到报纸上，以警告其他卖国贼。”
“好吧，就么办。”蔡元培稍显无奈地表示同意。
……………
书生啊，虽因激愤而有杀身成仁的勇气，但还是不适合做一个杀手啊！陈文强放轻脚步，从偏殿走出，对着远处的黄浦江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杀不杀王之春并不重要，除了之前在广西任上的卖国举动，“联俄抗日”才是真正触动了革命者的杀机。
两个强盗在自己家里为03
财物而打架，又有哪个是好东西？日俄纷争，日俄战争，就是这样一种情形。王之春的“联俄拒日”固然不对，革命党人“亲日抗俄”又有什么高明？
但中国生存于这“红白两大帝国”间，战战兢兢，顾影吞声，非此即彼，也实在没有好的办法。向两大侵略者宣战，那是不可能的疯狂之举，与慈禧当年向八国宣战差不多是一样的结果。
实力决定一切啊，不仅仅是个人、团体，更有国家。弱了就挨打，弱了就无话语权，弱了就要受屈辱。
…………。。
第三十七章无题
日俄战争的结果是一个强盗打败了另一个强盗，日本强盗在中国东北扩张了势力，俄国强盗则减缓了远东的侵略步伐，两个强盗以握手言和而告终。受害者呢，除了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什么也没得到。
从历史上看，日本打赢这场战争，对中国的伤害更大。不仅日本举国上下都认为在东北的利益是靠着日本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绝不能轻易放弃，更随着军国主义的盛行，把东北当成了侵略中国的基地和跳板。
可惜呀，满清这具僵尸还在苟延残喘，众多的革命者虽心忧国家，有激情，有血性，但在道路的选择和行动的方式上，却并不令人感到满意。甚至在革命立论上已经走了极端，胡乱批判，胡乱树敌。
比如在东京开始的论战，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但从邹容的信中，陈文强却有些惊讶地看到了这样一种观点，而且是众多革命党人眼中的北辰所说的。
“……于光复之前而言实业救国，言立宪救国，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尽管陈文强在东京与北辰进行过畅谈，也听到一些北辰类似的观点，但却没有这么明确，这么偏激，这么狭隘。
将立宪救国、实业救国的人士一杆子全打翻，陈文强觉得很不可思议，何况他也是其中之一呢！当然，此番出格言论可能多出于“民族义愤”，是立场、态度、感情问题而非理性认识上的问题。但若以此等“共识”打造成熟、理性、对国家未来敢于负责的优秀革命党，则无可期待。
是加入、引导，还是渐行渐远，陈文强对此很费思量。被狂热情绪所左右的革命者，能接受自己这番在他们看来过于冷静，也过于保守的革命方略吗？
坐在石阶上，陈文强想得如此出神，直到蔡元培和杨笃生走到近前，他才恍然觉察。
“文强老弟，你这份礼物实在是——”蔡元培苦笑摇头，是责怪，是感激，这还真是挺复杂的情绪。
陈文强呵呵一笑，说道：“举手之劳，不用谢。”
蔡元培愣怔了一下，与杨笃生对视一眼，不由得都笑了起来。
要说杨笃生（又名杨守仁），在晚清新政时期的湘省，也是个亮点人物，与杨度并称“湘中二杨”。一九零二年赴日本留学，初用功奋进，“习日语、数学甚苦，尝失足倾跌，伤足趾，痛甚，然扶病上讲堂受课，不肯休。”后见国势日危，遂无心向学，“欲奔走呼号”，以救亡扶危，归国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主持参与组织了北京的暗杀活动。“党人能，自守仁始”，甚至因此损伤一目。
一九零九年，杨笃生前往英国留学；1911年，他听说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失败，许多同志牺牲，神情沮丧，夜不成寐，于同年七月初于利物浦蹈海自尽，遗嘱中还将历年所积一百金镑捐助革命。
虽然杨笃生的生命短暂，但其担任过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主笔。文才自不必说，且“皆能言人所不敢言”，“以坚确之辞义，抒真挚之情感。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黄兴也称赞他“思想缜密”，实为“美材”。
从这些历史评价来看，杨笃生是个比较感性的人物。虽是书生，个性当中却有让人生畏的勇力与傲岸。这种性格决定了杨笃生一生的选择，包括他最后选择的主动赴死。
“文强是担心我等无暗杀之力、之能？”杨笃生想证明自己的判断，开口问道：“我觉得既有杀身成仁之心，其余则或可忽略。且无论成败，皆可激发士气，唤醒民众。”
陈文强摇头表示反对，缓缓说道：“若以刺杀激发士气，唤醒民众，我觉得并不比宣传鼓动来得更好。而若使刺杀发挥极大作用，便要保证成功几率，务求一击必杀。比如为配合暴动起义而刺杀敌方重要人物，比如刺杀严重阻挠革命的元凶巨恶，比如刺杀镇压起义的罪魁祸首等等。若无刺杀之能，只抱成仁之心，一经失败，不仅使刺杀目标警觉而加强防范，徒增日后困难，又白白牺牲仁人志士之生命，我觉得十分不妥，不值。”
“另外——”陈文强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刺杀或暗杀可以作为革命的一种手段，但却难以从根本上动摇满清统治。所以，应该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发动大规模的起义暴动才应是主流。如果同意这样的判断，又何必要求人人搞暗杀，人人当刺客呢？”
“文强，有话尽可以直说，难道到现在，咱们还不能相互信任吗？”蔡元培猜不出陈文强想要干什么，但却知道他所图非小，把王之春掳来，也就是加深信任的一个表示。
陈文强点了点头，说道：“还是蔡先生知我，我确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与诸位商讨，不知诸位是否介意按照江湖规矩随我去一个隐秘的地方？”
蔡元培看了杨笃生一眼，尚有些犹豫，杨笃生已经想得清楚，若陈文强有恶意，凭着附近的人手，已经足以致他们于死地，又何必大费周章，温言相询？
“这有何不可？”杨笃生很痛快地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