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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就是一个选票，一个投票，然后数数人头。民主就是一个程序和规则，一人一票，排个队，举行个秘密投票，选举结果公开，一学就会。
况且，一个家庭有时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还得相互征求一下意见呢。家里的事能参与，政治的事也能参与，参与并不一定说了算，但对于一个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总得发表自己的意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行了。
民主就是这样简单，无论好人、坏人，伟人、小人，风光者、卑微者，在选票上人人平等，都是一票，其中并没有什么复杂、高深的道理。
不仅民主的内容是简单到人人可以掌握的事情，它的实现也是最简单的事情。与其说是智慧，不如说更是勇气，其最简单的落实，便是有知识的出知识，有财力的出财力，有话语的出话语，有生命的出生命，不惮于荣辱安全。
跌倒了，再站起来，擦干血泪，只顾往前去，十年不行二十年，一代人不行两代人，总之是不达到目的就不罢休。
中国国家大、人口多、素质低、民族复杂，贫穷落后……中国不适合民主，或者暂时不适合民主。这不是理由，只是困难，妥协和退让只代表着懦弱和虚伪，迎难而上，才是正道，就让民主从村级自治开始吧！
…………………
元旦，预示着新的一年的开始。1911年，来临了。新政府给北京百姓送礼了。
中南海和颐和园的昆明湖人声鼎沸，鱼跃翻波，一网一网肥大的鱼被拉上岸。皇帝没了，朝廷倒了，这些多少年受到皇家庇佑，不准捕捞的鱼儿大难临头。每家一条，算是政府送的过年礼。没说的，又是陈文强出的主意，既省钱，又让老百姓高兴，余下的就卖掉，也是一笔小收入。
于是，北京许多饭馆的菜单中忽然新增了一道“总统鱼”，以和传统的“东坡肉”对偶，不得不说，商人的头脑还真是灵活。
这种基于年终福利的设想，是陈文强残存记忆在作怪。不过，这么做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老百姓既觉新鲜，更觉得现在的政府比满清时强得太多。
当然，最难得的是社会秩序稳定了，赋税降低了，生活的压力减轻了。虽然还只是开始略微有所感觉，但中国的老百姓要求是很低的，一点点的改善就能让他们觉得满足。
往年这个时候，寒冷难熬，北京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倒卧着许多尸殍，士兵、巡警们把怎么也清理不完的尸体扔进车里。街上没有行人，天空没有鸟雀。偶尔有只瘦骨嶙峋的野狗晃动着身子，这里嗅嗅，那儿闻闻，或者是在厚厚的积雪中扒着什么。
这样的情景现在基本看不见了，香山下的慈幼院连盖带修，已经有了三千多间的屋子，逃荒的、要饭的、流浪的都被安置下来，等待政府的分配。有陈文强从皇室榨来的钱财支撑，今年的冬天挺过去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八章蒙乱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探讨的永恒课题之一，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的主体，其发展水平可以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因而在经济模式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现在共和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充分发挥国家计划和指导的开发性作用，也可以叫做“国家指导的高速增长体系”。这在当时的国际世界中，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创举。
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指导经济活动。特别是对企业决策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诱导，依靠财政、金融、税收等经济杠杆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间接有效的调控，并一直管到微观，落实到企业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政策重点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都在不断地总结和学习更为有效的方式，调整和改革经济发展模式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随着共和国四大银行的成立并开始运行，政府力求让银行与公司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由于银行和工商企业关系密切，公司管理者受到保护，从而使之能够不受股东影响而进行长线投资。
以重工业发展带动轻工及相关产业，历史经验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随着柳州、鞍山、上海、大冶等钢铁厂的建成投产，为铁路的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而铁路的建成，又将拉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
一环套一环，依赖于中国百姓的低起点，以及众多的人口与偏少的耕地之间的矛盾，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并相对节省了所要花费的工资成本。
只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只要别逼得太紧，这个要求不过分吧，陈文强知道得多，也便比别人更为担心。所以说，只有不懂事的孩子和不想事的傻子，最为心宽快乐。
然而。不天遂人愿，沙俄在中国的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培植亲俄势力，收买乌泰、海山、陶克陶呼、哲布尊丹巴八世和杭达多尔济等多人，利用外蒙民族上层反对新政的强烈情绪，积极煽动其中的亲俄派出面邀请俄国干预，以便据为口实，干涉中国内政，挑起中俄纠纷。
一九一一年二月，在俄国的策动和援助下。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宣告成立“大蒙古国”。同时，大“蒙古国总理内阁衙门”向内蒙古发出了《致内蒙古各盟王公文》和《优待条件》八条，鼓吹“内外蒙古皆属一家”，劝谕各蒙旗“一体归顺”。对归降“大蒙古国”者许诺享受“王公以下贵族皆晋升一级，库伦政府支给年俸”，“所承担的捐税与外蒙古人一律免除”，“若民国政府施加压力，库伦政府则出兵予以保护”等优待。
共和国政府早就注意到了蒙古地区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封建王公贵族和上层僧侣。在民主革命的冲击下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部分上层人士，挑起了“泛蒙古主义”旗帜。投靠沙俄搞起“独立”活动，构成了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危害，而这个阶层是有一定规模的。他们有着牢固的政权与神权相结合的封建基础。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中外关系，制定灵活适宜的政策，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针对这种态势，新政府建立之初。便积极倡导“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总统宋教仁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各民族为一国，即合各民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愿中国“各种民族，相亲相爱。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新政府的这种民族观，成为北京政府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纲领。宋教仁在就职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希望西藏蒙古各位活佛王公认清：“政体虽更，国犹是国”，在维护中华版图完整的前提下，实现全国的共和。
宋教仁特别提醒蒙古王公活佛们注意，“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不可倚赖”。盼望王公活佛们关怀时局，眷念桑梓，派出代表到北京“参议政要”。同时新政府对蒙古王公联合会提出的不变动“蒙古制度”的要求，同意让步。这种妥协，当然是以取消哲布尊丹巴活佛型的“独立”为前提的。
当中国革命成功，新政府开始执政后，驻京的内外蒙古王公们，以贡桑诺尔布、阿穆尔灵圭等为首，以外蒙古八十六旗、内蒙古四十九旗代表的名义，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代表蒙古王公的利益登上政治舞台。蒙古王公联合会顺应形势，随风转向，改变立场，表达对共和的妥协愿望，唱出“赞助共和”的调子。
一九一零年八月，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满汉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共七条。其核心内容是维护蒙古王公贵族的私产、王公世爵制度“概仍其旧”、对喇嘛教信仰自由。以此为起点，内外蒙古王公贵族阶层，开始明显地分化，以蒙古王公联合会为代表，团结绝大多数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拥赞共和，高举爱国的旗帜，与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势力展开了斗争。
一九一一年初，内蒙古科右前旗郡王乌泰公开响应外蒙，宣布独立，并且组织队伍进行大规模武装叛乱。乌泰在本旗及周围各旗煽动蛊惑，挑唆民族仇恨，号召蒙民起事，驱逐汉人。为号召更多不明真相的百姓，他还特别唆使本旗地位最高的活佛葛根，号召全旗各寺庙喇嘛奉经念佛，散布种种谣言，蛊惑群众。同时，库伦政府支援乌泰俄国“别列达”枪1200杆，子弹50万发。另有外蒙军四、五十人也秘密前来，帮助乌泰。
但是，妥协和退让，并不是新政府的本质，乌泰显然是估错了形势。只要他们赞助共和。维护统一，政府可以暂且不动。但全力确保内蒙，向外蒙进行威慑和渗透，是新政府的既定方针。武装叛乱既然已经出现，就断没有再姑息迁就的道理。否则，难免会有人跟着闹腾。使得蒙古局势更加混乱。
由总统任主席，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国安部总长为委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迅速做出决定，电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姚雨平“乌泰附合库伦，逆迹昭著，如再隐忍，势必牵动全蒙盟，即三省亦无宁日，现经国家安全会议决定。由你派员前往科右前旗对乌泰进行劝谕，先抚后剿，随抚随剿，若和平劝告失败，立即以兵力剿办，并驻兵内蒙，以慑库伦。”
几乎与共和国政府发出命令的同时，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涅拉托夫通知驻库伦领事廓索维慈。俄国政府将召开大臣会议对蒙古事件进行讨论。他说：“喀尔喀内部形势本身并无损于我国的切身利益，蒙古问题对我们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一种手段，在解决我国在华的其他政治问题时必须加以利用。”
“喀尔喀的目前运动及蒙古代表团赴圣彼得堡，使我们有理由向北京政府指出，在与我国交界的蒙古发生扰乱不能不使帝国政府感到忧虑，并迫使我们在边境上采取相应措施，这些措施势必导致蒙人中运动的发展。这样，我们才能指望打下同北京政府谈判蒙古问题，并影响北京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