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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外部形势又是如此恶劣，行差走错便陷国家于分裂或动乱。”陈文强娓娓说道：“文强不得已，才请徐先生前来为国家出力，为万民谋福。方式有些不妥，徐先生大人大量，亦当体谅理解。余最敬佩的是徐大人的爱国热情，‘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此话正与文强相合……”
东北三省为清朝之发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国、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徐世昌赴任东北后进行了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
徐世昌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
他还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为惩治、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
徐世昌在上任后坚持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同时。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
一九零七年，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九十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世昌令蓝天蔚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洲政策”的推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徐世昌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
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而且，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满洲面貌焕然一新。在奉天（今沈阳），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为此而自豪。
听着陈文强如数家珍般将自己最为自豪的事迹一一讲述出来，徐世昌脸色稍霁，心中惊讶，却还是没有说话，揣度着陈文强说这番话的意思，以及强请他来的目的。
“国家尽快稳定，则外敌无可趁之机。”陈文强一番赞叹后，继续说道：“然树欲静而风不止，清廷完了，可还有很多不甘心的遗老遗少、满清亲贵做着复辟的美梦，肃亲王善耆便是其中之一……”说着，他把几份情报递给了徐世昌。
清帝退位之后，善耆贼心不死，决定学申包胥哭秦廷救楚国的典故，联络了一些与其相同的家伙，一些人至关外联络，他则去找日本人，挽救被扫进历史尘埃的满清王朝。
善耆是宗社党人，宗社党是反对清帝退位的中坚力量。曾经做过警察头子的善耆，警惕性当然很高，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逃出被北洋军控制的北京的。但他觉得还是有办法的，那便是与日本人川岛浪速是结拜兄弟，找日本人帮助逃离北京。
而川岛浪速的计划是在中国东北（即满洲）拥立肃亲王，同时使蒙古的喀喇沁王或巴林王举兵，建立一个日本控制下的满蒙王国。而小日本早已觊觎我国东北。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和军部都积极采取维护和扩大在满蒙权益的政策，策略之一就是使满蒙脱离中国“独立”，置于日本势力控制之下。川岛浪速要发起的满立运动，恰恰符合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意图，因而受到参谋本部的支持。
而善耆与川岛浪速的接触，再加上川岛浪速频繁出入日本使馆，引起了在北方潜伏人员的注意。鉴于有日本人参与其中，他们不敢擅专，直接拍发电报向陈文强进行请示。
陈文强本来对此事并不太在意，可川岛浪速这个名字让他想起了很多事情，最让他记忆深刻的便是川岛芳子这个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日本女特务。
于是，北方潜伏人员接到的电报上便有了杀气腾腾的指示：伪装土匪，如善耆及其家人在日本人协助下逃出京城，则必往旅顺、大连，可在路上拦劫尽杀之。行动果决，不留后患。对有异动的满族亲贵，也进行严密监视，入东北者杀无赦。
徐世昌看过情报，对后面触目惊心的必杀令也倒吸了口冷气。好半晌，他长叹一声，缓缓说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啊！”
“卖子，该杀！”陈文强冷笑一声。又缓和了语气，说道：“暗杀，我本不屑为之。何况国事待定，我也不想开此先例。但有些家伙，不杀实在是不行，于国于民有利者，手段嘛。倒在其次。徐先生，你以为如何？”
徐世昌眨着眼睛想了想，说道：“于国于民有利？这个判断的标准不好确定吧？”
“呵呵。还要强调一下，是敌人，而不是政敌。”陈文强微微一笑，说道：“政见不和现代政治社会中是很常见的。哪能用暴力手段解决呢！便说袁大头吧。暗杀管不管用呢，能不能成功呢？我考虑的不是这个，而是不用。”
徐世昌暗自松了口气，暗杀令人生畏，确实如此。他看着陈文强，若有所思地问道：“陈先生，你请徐某来所为何事？可是和谈不顺，需要徐某做一做项城的工作。”
“和谈明日开始。顺不顺的，从表面上岂能看得出来。”陈文强沉声说道：“有的人口是心非。反复无常，令我大失所望。看来，以前我是错了，南方临时政府也是错了。若将国家托付此人，暂时能够稳定，但更大的动乱却在后面。与其如此，倒不如现在费点事，却能保证长治久安。”
“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项城右者。”徐世昌听出话头不对，赶忙替袁世凯说话，“和谈尚未正式开始，陈先生怎就做出结论，欲使和谈破裂。”
“他不行，头脑陈旧，治政办法老套，还是封建传统的那些手段。”陈文强轻轻摇了摇头，转而岔开话题，说道：“徐先生，此番请您前来，是想与您探讨一下东北三省的建设，以及如何抵制日俄侵占。您在东北经营有方，陈某是诚心请教的。”
徐世昌去东北任职之初，东北三省财政困窘，入不敷出。他按照以兴办实业为中心，与列强进行商战，富省、强兵、御侮的思路，政弦更张，推行新财政政策。
比如设立银行，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引进外资，但不设租界，确保主权。在农业方面，鼓励利用“地势广衍、土脉膏腴、雨量充足”之优越自然条件，发展粮食畜牧业。
徐氏赴东北之前，当地因气候偏寒，农民尚不知种植小麦。经过考察，徐世昌积极倡导种麦，并向种植者提供国内及日、美良种，复“首弛粮食出口之禁”。“三年之后，东北遍地皆麦，自给而外，兼资运营。至今三省之民奉公（徐氏）为麦之先农”。他还从澳洲引进良种羊和拖拉机，对促进东北农牧业近代化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至于清剿土匪、移民屯垦，筹边安民，修铁路，通电话，也都是功德无量之举。
虽然陈文强把话题转到了徐世昌最为自豪的事情上，但徐世昌却心不在焉，始终在琢磨着陈文强话中的深意。出于和袁世凯的亲密关系，他自然希望能由袁来组织政府。
陈文强却仿佛刚才没说过什么似的，与徐世昌谈得融洽。发展工商、实业，本也是他的强项，眼光和魄力又比徐世昌更远大，对徐氏新政给予肯定的同时，有很多见解和政策，更令徐氏感到钦佩。
“陈先生洋务娴熟，徐某早有耳闻，今日叙谈，方知盛名无虚。”徐世昌半是恭维，半是中断地拱了拱手，重新把话题拉到和谈上，“东北开发势在必行，方能抵挡日俄侵略。然国事不定，国家不稳，这些政策措施实现也难。南北和解，结束内战，此乃国民之愿，亦是国家之福。和谈为万众瞩目，纵有分歧，难道就真的不能弥合，陈先生万不可轻言放弃。”
“我也希望能弥合分歧。”陈文强停顿了一下，突然问道：“徐先生，您认为清廷是亡于革命，还是亡于自身腐朽；满清时，贪官污吏遍地；新政府的工作，是不是应该从整顿吏治开始？没有相对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新政或者说是惠政能够贯彻实施吗，能够不变成苛待百姓的恶政吗？”
徐世昌想了一会儿，模棱两可地说道：“清廷自身有毛病，革命是外部力量。两者都有吧！”
“我们推翻清廷，是要结束、独裁的封建时代，是要终结腐朽、无能的政府。”陈文强并不反驳，缓缓说道：“革命的成功不仅是清帝的退位，还包括建立一个高效、廉洁、民主的新政府。袁世凯能够胜任政府首脑吗？我觉得他不行。因为他还停留在北洋的小圈子里，没有放眼全国，没有把自己放在国家元首的位置上，没有一颗公心。”
“我，不太明白。”徐世昌皱起了眉头。
“徐先生治理东北时，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之人，并向全国招揽一流时务人才，方使东北三省人才济济。”陈文强微微一笑，解释道：“当时徐先生重用之人可有地域之分，唯才是举令人钦佩。而且，为清吏治，徐先生对贪官污吏严厉打击，又可曾顾念情面，纵容包庇？”
顾及情面之事是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