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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放眼全国，确实也只有北洋新军能够对革命军构成威胁。当然，如果清廷调集南方的全部新军，也同样能拼凑出一支能与革命军作战的部队，但这也只是从人数和装备上考虑。
战争从来也不是这么简单的数字游戏，要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复杂的因素。
从这方面来说，南方其他地方的新军。或者北洋军南下，革命军作战倒还有主场作战的优势。气候、水土、地形、地势等都对革命有利，远道而来的新军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
如果能在西南重挫敌人，对以后的革命形势将有很大的影响。或许——这会是一个相当好的契机，为革命的和平过渡创造良好的条件。
对于陈文强一贯以来的革命思路，哪怕暂时妥协退让。也尽量避免大规模内战，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相对和平的国家建设，这倒也不失为一个策略。
使敌人知道革命军的厉害和强大，日后才有可能坐到谈判桌前。如果没有实力，谁会与你讨价还价，直接就用武力扫平了。
胜算很大呀！陈文强盘算着革命军现在的实力，以及吴禄贞和他手中的兵马，如果不超过两镇北洋军，革命军完全能够抵挡；如果超过两镇。那就需要他和吴禄贞突然袭击毫无防备的北洋军了。想到这里，他不禁嘴角上翘，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虽然不必过于担心清军的再度来攻，但陈文强还是要为革命军的强大再出些力。革命军的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火炮数量少。这在与旧式清军和同样火炮不多的湖北新军作战时还看不太出来，但要与北洋军较量，就必须要加以弥补了。
本来陈文强还有些担心给革命军补充得太快，容易招致怀疑。但现在他的势力已经稳固。又有办法进行遮掩，管清廷信不信呢。反正目前肯定是不敢轻易动他的。
作为地方实力派，陈文强能走到这一步，也全是清廷自己的失算，或者说是迫不得己的道路。从太平天国运动后，清廷放松财权的举措使得地方要员成了既得利益者，清政府后来虽几经努力。但再难回收此权。
而洋务运动得以开展和维系的重要原因便是由于清廷原有的权力结构的变化。当时，实际操办洋务的还是一些地方大员，比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等，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掌扛起洋务运动的大旗，除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外。还因为19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地方权力的极度扩张，中央权力的下移使得拥有实权的地方官员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威望去实现自己的主张。
庚子事变后，地方独立自保的状态更使中国被明显地分割为以某个地方大员为首的势力范围，拥有单独财政收入和由自己掌控的军事力量，几乎可以不用理会中央政府，特别是政府的号令侵蚀了地方利益的时候。
虽然当时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大员掌握着实权，但由于他们笃信纲常名教，所以对清朝并没有十分跋扈的表示。但后来，随着中央政府势力的绝对弱化及帝制时代忠君思想的丧失，地方渐而飞扬跋扈，不受中央节制，最终发展成为军阀割据的局面。
现在虽然还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迹象已经日益显现，地方督抚与中央政府的冲突时有发生。围绕着厘金、税赋、关税、军费等等，当中央政府的举措侵害到地方当局的财源和地方要员的利益时，这样的冲突便显得激烈起来。
而借着西南战事的影响，陈文强紧抓住兵权，还不断地招兵买马，虽然不是督抚，却架空、挟制了总督袁树勋，对清廷的态度也是最跋扈的一个。不仅如此，他的势力还在湘、鄂两省施加着影响，借着编练新军，是越来越大。
但陈文强与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还有很大不同，区别就在于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的狭隘和自私并没有随着地位的不断升高而弱化，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使他的区域力量基础比任何潜在敌手都要胜过一筹，保持足够强大的力量以与虚弱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同时又为充当这个政府最尊贵的大臣而窃喜。”
这就造成了地方的独立自保，除非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否则他们是可以完全不闻不问的。例如在改变中日国际格局的甲午战争中，由于地方大员的自保之心，甲午战争俨然成为了一省保卫战。到了庚子事变时，这种态度和行为愈演愈烈，终于摆到了明面。
…………（未完待续。）
第一百七十九章深谋，革命成功的第一条件
陈文强固然是地方实力派，但他的眼光，以及他最终的目的，都是全国。所以，他看似在为两广的利益而与朝廷分庭抗礼，还与洋人开战、交涉，但从实质上来看，他所争的还是国家利益。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鸿章便是参不透这个道理，想死保北洋集团的利益，消极畏战，却还是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非但本来的目的没有达到，还留下身后的骂名。
其实这也是眼光长短、思路宽窄的问题，也与社会制度和所受教育类型有着很大的关系。
比如现在陈文强所掌握的两大军工企业——崖州兵工厂和郴州兵工厂，对南方编练中的新军都供应着武器。这似乎是为革命军增添着阻力，但反过来不也是强大着国家的武力？
而且，通过这两大兵工厂，陈文强进一步攫取着清廷的关税和财政调拔，并使军工制造产生了经济效益，呈现出良性的发展。
通常来说，由于军用工业品不参加商品流通，也就无法产生利润，所以其发展并不取决于内部的资本积累，而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扶持。当时中国较大的军工企业多为中央出资，主要来自关税及军费的划拨。以江南制造总局为例，在初创时，其常年经费耗银“大约每月总在一万两以外”，由淮军军费中下拨。
鉴于军工企业的特殊性，其资金大都来自政府的财政调拨，关税﹑厘金和军需项下的拨款。除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等少数大型企业得到中央财政的拨款以外，大多数洋务军事企业都是依靠地方财政的扶植发展起来的。
崖州、郴州两大兵工厂由于得不到中央财政的拔款，便由陈文强截留地方经费，比如厘金、盐税等进行补贴。同时，按照陆军部编练新军的谕令。南方新军的制式枪械定为毛瑟步枪，定由崖州、郴州兵工厂生产制造。陈文强便依此为出厂枪枝定价，要求各地出资购买，一手钱一手货，银货两讫。
敢于违反惯例，自然是有所凭恃。通过聘请德国技术专家。通过科学的管理，通过严格的质量监督和节约成本，更因为所需材料的自给，两大兵工厂所生产制造的枪枝弹药在价格上已经略低于进口货，有资格与洋货展开争夺。
既然在价格和质量上没有劣势，再加上运输路程短，供货时间快，采购国产货便成为了编练新军的首选。各地由于资金问题自然要同陈文强商讨优惠或是分期、延期付款，陈文强便以此为由。上奏朝廷，陈说工厂困难，要求享受江南、金陵等制造局的待遇，得到关税补助，以使各省编练新军的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堂而皇之的理由，西南战事对于编练新军的迫切，使清廷终于准奏，广东海关洋税两成作为两大兵工厂的常年经费开支。朝廷向工厂派驻监督，编练新军所需枪枝弹药一律半价供给。余款分四期两年内结清。
看起来海关关税依然掌握在清廷手中，但关税支撑起两大兵工厂的常年经费后，因为工厂牢牢掌控在陈文强手中，这便等于间接地将部分海关税收的使用权下放给了他。
而武器弹药的供应也逐渐掌握到了陈文强的手中，这从长远来看，对于革命军的胜利便是一个可靠的保障。因为陈文强对新军的弹药供应是限量的。是计算着分批供应的。一旦开战，他可以立即掐断敌对新军的弹药，使其不战而败。
就是在这看似双赢的妥协中，清廷因为分期付款而使财政稍有缓解，使南方各省编练新军的计划得以展开；陈文强则为两个工厂争取到了中央财政补贴。并间接拥有了部分海关税收的使用权。但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事情，更深远的谋划和策略又有几个人知道并洞悉呢？
革命大发动的时间离陈文强的预计是越来越近了，谋划、布局也在全面展开，几个关键条件也即将一一实现。
一九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彬州至韶关段，也就是粤汉铁路的最后一段工程竣工，标志着粤汉铁路的全面通车。
作为工程难点、重点的郴韶段，能够在令人惊讶的时间内修通，原因是多方面的。先进管理、科学施工、人海战术、承包竞争、机械力量等等，都不可或缺。同时，也打破了洋人的权威，使中国的铁路专家凌鸿勋得以扬名中外。
其实，早在很久以前，英国便曾经在乐昌至郴州间作过多次测量，并提出过“柏生氏线”、“威廉氏线”和“狄氏路线”等方案，但都因展长过多、升高太大、隧道又多而未能定案。
而凌鸿勋经过现场的多次勘探，最终否定了英国人的固有思路，确定绕开险峻的大瑶山，绕着武水河谷一路蜿蜒，然后再笔直南下的方案。
因为越岭公路当时尚未修通，施工运料十分困难，而线路要五次跨过白沙水。凌鸿勋又决定就地取材，在同一时间修筑五座石拱桥，其跨径各为四十米，属当时国内最长的，号称“五大拱桥”。
按照凌鸿勋的方案，原来由英国人勘测需建的七十多座隧道减为十六座，施工难度大大降低，工期因此而大大缩短。
凌鸿勋在郴韶段施工中打破了洋人的权威、立了大功，而在整个粤汉铁路的修筑中，最居功至伟的除了陈文强，还能有谁？
如果不是他组建铁路巡警，用各种手段保障工程不被阻挠耽搁；如果不是他长袖善舞、筹措资金，粤汉铁路只能重蹈历史旧辙，修修停停，二三十年才告贯通；如果不是他大胆聘请德美专家和施工队伍，并大量购买先进机械，工程进度又岂能如此之快；如果不是他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