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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是不利且长远的，陈文强和智囊分析研究，得出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但他一直没有出手，只是关注，只是四下联络、暗中布置。
等到清政府竟然全部接受日本方面的五项无理要求，九洲洋海面的清军水师军舰按日本提出的条款，在九洲洋释放日商船“二辰丸”号，并鸣炮二十一响，向“二辰丸”号致歉。消息传出，举国上下引为大耻的时候。陈文强出手了。
粤商自治会率先发难，举行数万人大会，定当日为“国耻日”，当场烧毁日货。并决定推行维护主权，抵制日货运动。三日内，上海总商会、汉口商会、香港华商会、南洋华商总会等纷纷响应。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抵制日货运动。
抵制运动的发起是如此迅猛，如此广泛，甚至在上海和汉口，力度更要超过初发地广州。
首先是上海的旅沪华人公会发出号召，码头工人拒绝搬运、装载日籍船只的货物；然后是汉口、宁波，广东南海县搬运工数百人，拒绝装卸日船运来之煤，则开粤省全面抵制之先河。
由口岸至内地，抵制运动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在蔓延。其中尤以沪、湘、鄂、粤最为积极而热情。
而香港华人的表现则更为激进，报纸在报道“二辰丸事件”消息后，还发表了反日言论。于是，香港华人纷纷而起，参与到抵制日货运动中，捣毁出售货的商店，包围西环贮藏日货的仓库。这是香港人民掀起的首次反日爱国运动。
南洋华商总会则联络爪哇、吉隆波、河内、坤甸等分会，积极参加抵制运动。并通过报纸号召南洋华人，拒买日货。拒销日货，拒为日人服务……
“……抵制运动正在成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工商实业者的老练、成熟的武器。先是美国，然后是英国，现在轮到日本了。对抵制运动乐此不疲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爱国情绪的高涨，一方面也是经济利益的驱使。我们不难看出。每一次抵制运动都挤占了被抵制国家商品在中国的市场，取而代之的不是中国工厂生产制造的，便是其他国家的……”
“非暴力地抵制运动，显然不易为被抵制国家提供诉诸武力的借口；而这种民间自发的运动，官方的制止又作用不大。至于其他列强。会很明智地置身事外，甚至会故意在中国制造反日情绪，排挤日本势力，以收渔人之利……”
“中国的工商实业群体正在壮大，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团结。而抵制运动似乎正迅速赢得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广泛支持。能够造成这样的声势，没有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没有周密筹划、宣传鼓动，是不可能的……”
“抵制日货运动本来应该是广东一地，但上海和汉口却后来居上，并在湘鄂内地迅速掀起，这样的结果是耐人寻味的……”
或许是为了回应外界的猜测，汉阳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合成制药厂、凤翔纺织制衣厂等陈文强所控制的产业，在报纸上刊登公告，从即日起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商业往来，产品和原料既不卖给日本，也不购买日本的任何商品。
在抵制之初，日本也不甘示弱，日本公使林助权强迫外务部会同粤督袁树勋严禁粤商抵制日货。但抵制日货运继续扩大，日本驻京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又向清廷外务部“抗议”，还要求清廷索偿“二辰丸”案赔款二十一万元。
等到抵制运动在国内、海外迅速蔓延，国人反日的情绪日益高涨，在广州民情愤激的情况下，日本驻广州领事照会两广总督，允撤销“二辰丸”案的赔款要求。
但日本的稍许退让，并没有影响抵制运动的广泛和深入。不到一个月，仅广州口岸日货进口已减少近五百万元。如果加上国内其他地方，以及香港、南洋，日本的商品输出下降总额近两千六百万元。
而作为抵制日货运动的有力支持者、策划者、鼓动推进者，陈文强终于要结束湘鄂之行，向张之洞辞别了。
“文强啊，凡事要适可而止，把日本人得罪死了，也不是一件好事。”张之洞不无担心地提醒道：“上海、汉口，再有湘鄂粤，抵制运动最是激烈。你是不是还命令铁路巡警，在铁路沿线城镇的商铺，以及携日货乘车之旅客，加收抵日厘金？还有报纸上的公告，可就把你的主谋身份都暴露了。”
“多谢大人提醒。”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其实这抵日运动，下官早已想掀起，只是缺乏借口。现在可是日本人自己送上门来，正好借此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就算日本人知道下官积极倡导并推行，那又能怎样？他们不妥协让步，抵日运动就没有期限，哪怕只剩下我一家在抵制。何况，二辰丸案如此了结，还影响到澳门勘界，隐患极大，不可不虑啊！”
“这些你都给本部堂讲过，本部堂也深以为然。”张之洞苦笑了一下，说道：“可事情未必要做得如此绝决，特别是你，也未必要表现得如此积极，如此抢眼嘛！”
陈文强轻轻摇了摇头，说道：“大人也知道是下官联络的上海商会同仁，以及南洋华商总会，若只说不做，又如何号召众人？”
张之洞轻轻叹了口气，说道：“算了，此事本部堂是管不了，你也不是少谋之人，本部堂相信你自有办法。你急着启程回粤，本部堂也不留你，反正诸项安排都已妥当，在湖南，怕是没人能撼动你了。”
虽然陈文强的要求并没有被张之洞全部答应，但产业搬迁调整，再加上张之洞也给予了尽可能的照顾，陈文强在湖南的势力算是稳固了。不仅仅是拿到了巡警道一职，还有劝业道、湘省警备军总办、湘省铁路督办、湘省厘金局总办，再加上湖广新军编练处帮办，也算是位多权重了。
总而言之，陈文强的大部分目标得以实现，尽管张之洞在各个部门也掺杂了很多亲信，但陈文强却并不怎么担心他们的牵制和监视。
因为张之洞的离任，固然使陈文强在湖广两省少了一个可靠的倚助，多了一个陌生的上司；但没有了张之洞坐镇，陈文强同样可以逐渐地把手下的不可靠分子清除或调离。
而陈文强退缩湖南，既稳妥，又避免了与坐镇武昌的新总督产生直接冲突。而且，张之洞还召集了不少门人故吏，包括第八镇统制张彪，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等，与陈文强一起宴饮联欢，拉近了众人的关系，以便日后多多照应。也就是说，在湖北，在新总督的左右，也有为陈文强说话，并支持他的文官武将。
官大一级压死人，这是排除了个人实力的说法。张之洞所说并不过分，把住了新军大部分的粮饷筹措，控制着新军的武器弹药，手中又有巡警和名义上的警备军，陈文强在湖南的地位确实是稳固的。
“大人苦心栽培，文强莫齿难忘。”陈文强颇有些动情地起身深深一揖，迟疑了一下，才沉声说道：“大人可能还不知道文强急于返粤的原因，实在是澳葡似有异动，文强不得不赶回去坐镇。西南暴乱，广东军队几被抽调一空，维护治安、抵御外侮就只能指望下官所统领的警察了。”
张之洞不由一惊，盯着陈文强半晌，皱起眉头，问道：“澳葡异动，可是要动兵开战？西南暴乱尚未平息，又与洋人冲突，恐怕不是善策，你可要谨慎小心，不可孟浪行事啊！”
………………（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章返粤布置
真的要与澳葡开战吗？陈文强并没有十分确定，但他必须做好准备。
在广东，袁树勋比张人骏要软弱，唯朝廷之命是从，惧怕洋人，更惧怕由此影响他的前程；李准，也缺乏血性，更是在下不敢造次；吴禄贞在两广交界处领兵，也不太可能抽兵返粤。
这样一来，能与澳葡一战的只剩下了陈文强的武装警察。这还只能应付陆上的战斗，如果需要水师配合，他不到场，李准也不会听他调派。
如果澳葡真的想用武力实现扩张，那陈文强便只能以牙还牙。尽管他安抚了张之洞，保证不轻举妄动，但实际上，陈文强已经发出电报，命令广东的武装警察秘密集结。
葡萄牙，一个欧洲的三流小国，远隔万里，能派出多少人马远征？就凭在澳门的那两三艘称不上船坚炮利的军舰，就凭澳门那不到一千的驻军，要真打起来，肯定不是大清国的对手。但历史上的澳葡就是凭这么点微薄的武力，却制造了路环血案和浚海交涉两大事件。
抵御外侮，满清是太软弱无能了。陈文强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再加上“二辰丸”事件，已经对这个所谓的朝廷彻底丧失信心。
凭一己之力与澳葡开战，陈文强当然不是莽撞冒失，而是有倚仗，有谋划的。最大的有利条件便是他是革命党，他与西南革命军暗通款曲，这样他便能调动吴禄贞手下的人马，而不用担心革命军趁机来攻。
当然，没有人知道陈文强的通盘打算，也不明白与澳葡打一仗，对陈文强有着怎样有利的作用。
一个强势的人物。不仅仅是官职众多，也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和名望才能，还有着敢于迎战的勇气和魄力。只有如此，才能得到美、德，或者更多列强的刮目相看，才能得到美、德更有力的支持。
而陈文强与另一位曾经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袁世凯还有着很大的不同：袁世凯的官位是比陈文强要高。势力也要大，但他在制度下却依然是清廷可以随时废弃、甚至处死的卑微臣子；陈文强呢，却远离朝廷中枢，在琼州有自己的退身之地，在广东有举足轻重的实力，清廷想处置他，谈何容易？
换句话说，陈文强再加上吴禄贞，在西南革命军的威胁下。是清廷不敢轻易触动的地方实力派。袁世凯能明升暗降，调入中枢；张之洞也能用同样的手段，拿下他的湖广总督；陈文强呢，却可以奉召而不至，领旨却不遵，清廷也无可奈何。
事实上，陈文强还有一个要挟清廷的筹码，应该是百试百灵的。只不过他现在还不想用。很简单，他只要稍露出不满。稍稍表示要转投革命党，清廷便只能安抚，以稳定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