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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攻进取，当然也是一个套路。但陈文强是一贯反对的。革命军到现在为止，充满朝气、锐气，这是可喜的优点。同时，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复兴会会员又都是欠缺实践经验的。
占据一块地盘，不仅是树立起一面旗帜引得四面八方的革命者来投，也是给复兴会会员提供了学习治理地方、发展经济的试验田。由一地至全国，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算光复了大片土地，也难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后勤基地，为革命军提供足够的资源，甚至连地方稳定都要占用很多的兵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陈文强还不能称之为复兴会的经济基础，但最大的金主却是当之无愧。所以，他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想法只要是具有实践意义且是有道理的，便基本上会被复兴会所采纳。
时机未到，时机未到啊！在陈文强的设想中，革命要总爆发，至少要满足几个条件。
首先，张之洞不能坐镇湖广。在湖广十七年执政，他的威望太高，无论是军队，还是政府，只要他发话，往往比圣旨还好使。所以，发动新军固然在进行，但在新军中的党人是很难占到多数的，同情革命或随波逐流的官兵能不听从张之洞的命令或安抚？
其次，清廷的立宪进度或措施要引起立宪派的反对和义愤。要知道，宪政派不仅多是工商巨子、实业家，财力雄厚，更在地方具有稳定人心的巨大影响。没有立宪派的响应和支持，革命很难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完成各地政权的转移。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清廷中枢变化，政局动荡；比如突发重大事件，可为革命军所利用等等。但这些，在陈文强看来并不是必须的。
综合以上的考虑，陈文强是有些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希望张之洞被调离湖广，以便日后在此发动时能够顺遂；另一方面，张之洞调离之后，对他的产业和布置会有多大的不利影响，他还不无顾虑。
在当时的中国，尽管清廷推出了鼓励民间投资近代企业的《奖励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条例，但积习难以骤改，没有官府的支持，或者说是遭到了官府的打压和刁难，工商企业是很难经营的。以厘金为例，如果不是张之洞的政策优惠，陈文强在湘鄂的诸项产业便要多支出很多的金钱。
所以，正如张之洞所说，陈文强也觉得投资编练新军，并借此加以控制，对他和他的产业，未尝不是一种保障。有人有枪，就算换了领导，也要掂量着办。
只是这毕竟不同于私军，张之洞也不会任由陈文强这么去做，总要加些限制和防范。所以，陈文强要想达到目的，还要费些心思，认真筹划。很自然，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宪政会，集中到了湘鄂两省的宪政分会上。
钱，不能由他一个人出；权力呢，也不能由他一个人独揽。这样才能解除张之洞的猜疑，编练出表面上是立宪派的武装，实质上却是更加倾向于革命的军队。
难吗，有一点，但陈文强还是有信心，有把握的。而且，形势的发展对此比较有利。
首先是安庆起义、恩铭被杀的影响。一位四品官员（徐曾捐有四品道员），潜伏在体制内，刺杀了一位二品巡抚，这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之事。
当两江总督端方用电报将此事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凯时，他用了“事奇极”三个字来表达自己的难以理解——在此之前，这些朝廷大员们始终以为革命党不过是江湖草莽，百一旦当他们意识到革命党同样也存在于体制内，与自己近在咫尺，其惊骇与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但更让朝廷惊骇的，应该是徐氏临刑前所交代的——他的暗杀名单上不但有恩铭，还有端方、良弼等人。这不能不让朝廷回想起两年前吴樾的那枚炸弹，那枚炸弹所针对的五位重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正准备出洋考察宪政。
“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这是端方所发出的惊叹。而京城的宫苑衙署，则迅速“添派卫兵及巡警队兵，驻扎防护”，如临大敌，官员们则“惶惧异常，有草木皆兵之象”；慈禧太后也通知了军机大臣，让他们以后将各衙门的引见人员带去内阁，不要再带到自己跟前。
恩铭的死，第一次让清廷产生了一种革党人无处不有，无时不在，防不胜防的危机感，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
…………
第二百一十三章编练新军，再谋官职
恩铭之死，所带给清廷的震动，在另一方面却加速了立宪的步伐。
因为清廷突然意识到传统的笼络士子的模式已经彻底失效，人心已散，大势将去。
堂堂的四品道员、省巡警学堂堂长，职位品级既显赫，职务内容（新政）也很时髦，可谓极有前途，这样的品级和职务都笼络不住一个徐锡麟，清廷的挫败感是可以想见的。显然，清廷已经失去了对新式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对此，新疆巡抚联魁十分忧虑地说道：“皖省情形如此，其他已可概见。”
这种忧虑，反映到决策层面上，则成了体制内改革派官僚用来和朝廷就宪政问题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
袁世凯即上折，要求朝廷简派大臣分赴日本、德国、英国，专门调查研究宪法；随后，两江总督端方上折警劝朝廷，如今反清革命日趋高涨，应赶紧“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迅速颁布宪法，使国民之心“皆归于宪政之一途”；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则把吴樾当年谋炸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和徐锡麟枪杀恩铭两事并举，警劝清廷迅速“行宪政，融满汉，以安天下之心；开国会，导人才，以作徙薪之计”。
连对立宪消极敷衍的张之洞，也态度大变，积极起来。他在奏折中表示“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又言“只须速行立宪，乱党风潮自然平息”。
革命成为体制内改革派推进改革的动力，这听起来有些诡异，但倘若理解到晚清最后十年，“宪政”与“革命”之间的同步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显然，暗杀事件使清廷不得不加快了立宪的进程。宪政会提出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被宪政审查馆顺利审核通过，清廷下旨颁布，各省马上开始筹备谘议局，一九零八年便举行谘议局选举。
由此，各省地方都开始筹办地方自治事务。如城镇设立议事会和董事会，乡设立议事会和乡董事，各设自治公所作为办事之地。其中，议事会议员和董事均由选举产生，经费出自地方，地方行政官负有监督之责。
地方自治和咨议局的筹备，意味着权力的分薄，不管清廷怎么想，宪政派将会势力大张是眼见的事实。特别是地方官府。将不得不让出部分权力，甚至将受到咨议局议员的监督。
宪政派欢欣鼓舞，积极准备，政治参与热情持续升温，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们是不会以做政府的驯服的咨询机构而满足的。
清廷，革命党，立宪派。三方博弈的局面终于露出了端倪。而陈文强参与编练新军的计划也制定完成。
……………
“以队（连）为单位分地驻扎。剿乱平匪、责任所在；然平时官府不可轻易调动，若湘鄂两省遭到乱党攻击。方可集结出战……”
张之洞的神色不是很好，显然是在西南一标新军被歼给了他很大的打击，而陈文强递上来的编练新军的章程也让他皱起了眉头。
章程中写得很明白，钱可以出，枪枝弹药也可以供应，但编练的新军可不是朝廷或官府可以随意使用的。他们只负责保护湘鄂两省的安全。分地驻扎嘛，因地就粮，省财政出一点，地方出一点，成立后的地方咨议局也会给予些资金支助。倒也解决了编练新军的费用问题。
“只是地方上的剿匪平乱？”张之洞不是很满意，但又有些无奈，“文强，你是不是担心成建制的新军惹人注意，又会被朝廷调去西南或他地，与乱党作战啊？”
陈文强很干脆地点头，沉声说道：“湖湘子弟，埋骨他乡，这也不是大人所愿吧？”
张之洞叹了口气，说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若是乱党坐大，湘鄂又岂能幸免？”
“话虽如此，然少人赞同啊！”陈文强沉吟了一下，说道：“文强与宪政会诸人反复商议过，他们只图地方安定，却不肯出资编练可被朝廷随意调动、异地作战的军队。”
“他们的想法我也能猜到一些。”张之洞苦笑了一下，说道：“恐怕你也是如此想，担心出钱出枪，最后却打了水漂。”
“大人明鉴。”陈文强并不觉得难堪，坦然而应。
张之洞沉思了半晌，无奈地点了点头，说道：“两个标的指挥部便设在长沙、衡阳如何？”
湖南的会党比较强大，一标新军驻扎于长沙周边，便可起到稳定的作用；而衡阳是中南地区重要枢钮，扼住两广入湘的通路，亦是兵家要地。有这两标新军驻湖南，湖北有黎元洪的混成协，以及第八镇的其余部队，可保无虞。
“大人高见。”陈文强只是应承，却不发表意见，以此来打消张之洞最后的一点疑心和顾虑。
“这两个标的标统——”张之洞沉吟着，看着陈文强。
“湖南教练处帮办蔡锷精于军事，可任实务。”陈文强笑了笑，说道：“自然，这标统要职，还是要大人安排。”
“眼力不错。”张之洞也笑了，说道：“堂堂的士官三杰，自然不是池中之物。也好，驻长沙这个标就由他编练。驻衡阳的呢，本部堂再斟酌人选。你呢，就兼任湖南新军教练处帮办吧！”
“大人可是怕我小气，非要把我和新军扯上关系？”陈文强苦笑了一下，说道：“这下可好，新军缺什么都要向我要，可要愁死我了。”
“一个闲职，累不着你。”张之洞揶揄着笑道：“再说，依你东奔西跑的性子，还能捆住你的脚不成？对了，还有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