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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说法是，狙击手sniper这一名称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军中出现，意指从隐蔽工事射击的人，后来人们常常把经过专门训练，掌握精确射击、伪装和侦察技能的射手称为狙击手。
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狙击”或“狙击手”这样名词的准确定义，除了陈文强外，在张景良等人的口中，也就成了冷枪刺杀或暗杀。
“军心似乎有所浮动。”张景良抬头看着杨开甲，不太确定地说道：“是气候环境不适应，还是乱党的宣传起了作用？”
杨开甲沉吟了一下。模棱两可地说道：“两者或许都有吧？反正，我也是不想埋骨异乡。”
虽然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都建立较早，似乎可以成为南北新军的样板。尽管两者之间有共同点，但还是存有很大差异的。
就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的军官文化素质来比较，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湖北新军的军官主要是由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和回国的军事留学生担任；北洋新军的军官虽然有科举出身与行伍出身者，但大多数也是武备学堂出身。
至于士兵。张之洞与袁世凯的要求则不尽相同。袁世凯在其《练兵要则》中关于挑选士兵的标准是：“身长限四尺八寸以上，力大限一百斤以外，每一时行走二十里以外，年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主要是针对身体上的要求，因此“士兵多不识字”。
张之洞则比较重视士兵的文化素质。他认为，西方军队“自将及弁，无人不读书；自弁及兵，无人不识字。无人不明算，无人不习体操，无人不解绘图”。因而他的《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就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在一次秋操大典之后，时人对两军的评价是：北洋新军“以勇气胜”，湖北新军“以学问胜”。
再从对军队的控制来看，则北洋新军的私人化程度远过于湖北新军。袁世凯在《练兵要则》中虽然要求“士卒须以忠国爱民为首务”，但他规定将弁教训士兵的宗旨除“忠国、爱民”两条外，还有两条是“亲上、死长”。所以。北洋军“兵为将有”的私人化程度较之湘、淮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反观张之洞，虽然在湖北多年苦心经营而练就了一支可观的湖北新军。这对他在晚清政坛的地位当然也有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如同他所办的企业与学堂等方面的影响一样，只不过是他的全部新政事业的一个方面，而且绝不是关键的。所以，张之洞对于湖北新军的控制也远没有袁世凯那么紧。
而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所受清廷控制则比较松弛。张之洞等湖北当权派虽然也注意防范革命者潜入新军，但为了不致引起朝廷指责和干预湖北事务，他们对党人的活动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加之张之洞毕竟不是军阀型人物，并未孜孜于将湖北新军建成一种私家武装。
当时，湖北新军各标营大多驻扎在武昌城内及城郊。而武汉三镇作为现代都会所带来的新的思想文化信息可以迅速传递到军营内部。这与袁世凯的北洋六镇驻扎乡村大不相同。
既识字、有文化，管制又松，又容易接受新思想……凡此种种，使得湖北新军成为清末革命运动的一个良好温床，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张景良的担心在此时也不无道理，就在两月前，刚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丙午日知会谋反案”，刘静庵、李亚东等日知会骨干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逮捕下狱。但日知会建立于一九零五年，主要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开展革命活动。骨干被捕，谁知道有多少漏网之鱼还潜在军中？
对于军中革命党人的担心是一方面，还有对革命军战术的不适应，水土不服造成的士兵伤病，都是湖北新军不愿再继续深入滇南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对巡防军的鄙视和不信任，以及在已获的情报中所得知的革命军的装备和战力。
湖北新军总共是一协人马，战斗人员不过五千，虽然有上万的巡防军配合，却更令人不敢放心。
后世有这样一句话说得精僻：不怕猪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巡防军是个什么德行，有多少战力，湖北新军还是比较了解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单独行动，比如担任侧翼、后翼掩护，你不怕巡防军溃败被革命军包围？如果混编作战，巡防军攻则无力，守则不坚，只能是摇旗呐喊的角色。甚至自相惊扰，反倒乱了湖北新军的阵脚。
比如此番“克复”石屏吧，上万巡防军竟然不敢单组一路，非要湖北新军两个标分开给他们壮胆。
兵分则势弱。张景良和杨开甲都在湖北武备学堂深造过，也去日本学过军事，这点军事上的道理岂能不懂？带着这群累赘，粮草物资消耗得不少，真打起仗来却让人心里没底。
“越是南下，物资补给线越长，被乱党切断的可能性就越大。”张景良看着地图，不无顾虑地说道：“靠巡防军保障运输线，实在令人难以放心。乱党主动退却，目的或许也是在此。情报显示，乱党不仅作战勇猛，且有数量不少的机关枪。若是对阵厮杀，胜负尚在两可之间。”
“肯定有阴谋。”杨开甲点头赞同道：“这可不是普通的民乱，更不是萍浏醴暴乱的那伙江湖会党可比。总督大人殚心竭虑，方才练出一镇一协新军，万不可因咱们的疏忽冒进而丧于此地。”
张景良想了想，说道：“我拟停兵于石屏，说是官兵水土不服、伤病日多，另外向总督大人和朝廷请调机关枪。你看如何？”
“还要向朝廷请调北洋新军前来助战。”杨开甲似笑非笑地看着张景良，“我军在滇，北洋新军入桂，则乱党顾此失彼，不难一举击破。若只我军进攻，兵力不敷，致乱党流窜，为祸更烈，恐难成功剿灭。”
张景良眨巴着眼睛，慢慢露出了会心的笑容，连连颌首，“没错。乱党已入滇西，只是剿灭滇省乱党，我军已力有未逮，何况广西。调北洋新军，从海路入桂，则乱党亡无日矣。”
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相比，就是中央军与地方军队的区别，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湖北新军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比如饷源、待遇和装备，北洋新军可以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而湖北新军只能依靠本不富裕的湖北一省的苦苦支撑。
差别产生不满，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凭什么北洋新军吃香喝辣，打仗却轮不到他们；凭什么湖北新军连机枪都没装备，却要远赴偏远之地拼杀。连张之洞对调派湖北新军至滇桂作战都颇有怨言，千叮咛万嘱咐这两个标统要谨慎小心，要珍惜这万般不易才建立起的新军部队。张、杨二人畏难而顿足，也就不稀奇了。
…………………
第一百九十一章无题
景物在望远镜中变得清晰，北面是玉带般的元江，其他三面则是充满在大地之间的，如山如海汹涌而来的梯田。
元阳县境内全是崇山峻岭，梯田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坡缓地大则开垦大田，坡陡地小则开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隙也开田，因而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往往一坡就有成千上万亩。如此众多的梯田，在茫茫森林的掩映中，在漫漫云海的覆盖下，构成了神奇壮丽的景观。
革命军主动放弃通海、石屏，甚至还准备放弃建水、开远和个旧。按照作战计划，诱敌部队将节节抵抗，向滇东南转进；而龙支队主力和本部派出的援兵则隐蔽布置在元阳、绿春，待敌被调动后，伺机渡过元江，向北直插敌之后路。
而在广西纵横攻掠并杀入贵州，完成了牵制桂、黔两省清军任务的陆支队的主力，则将星夜南下，加入滇省战局，以减少兵力上的差距。
只是清军的停驻不前令革命军感到有些意外，不知道是诱敌深入的计划被识破了，还是清军另有打算。
在清军意图不明的情况下，革命军不失谨慎地做出了调整。一边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加强军队的训练，生产囤积更多的复装子弹；一边再度向滇西、滇西南派出挺进队，既是扩大光复区，又减少后勤的压力，还能牵制滇省的清军。
同时，革命军也腾出手来，开始处理与法国人的关系。随着清廷与法国的多次交涉，越南的法国人开始封锁革命军的物资供应，使复兴会河内支部利用滇越铁路的火车运输补给的途径断绝。
参谋长葛智初放下望远镜，淡淡地笑着伸手指点。“元江虽不险，却也不失为天然的阻敌防线。敌人若长驱直进，我军可择机于上游或下游渡河于侧翼威胁其后路；敌人若分兵而进，则我军可视情况集兵打其一路。现在的局面已经撑开，滇西、滇南，还有桂西、桂西北。甚至是黔省，都有我军在活动，即便作战失利，也不致全军尽丧，局势不可收拾。”
“当然，我军会越打越好，超额完成总部的计划和任务。对此，我是有信心的。”葛智初话锋一转，伸了伸南面。说道：“现在法人开始封锁，这是必须要打破的。对此总部已有指示，不惜与法人开战，也要尽量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法人最终还是不放松，我们不惮占据越北，甚至进入印度支那。”
“与法人为敌，成为印度支那的解放者吗？”龙济光有些不解地问道。
清军正在增兵施压，又要树法人为敌。也难怪龙济光感到疑惑了。
“如果法人不做让步，那就不让他们安生。”葛智初冷笑道：“处处妥协。如何能打出一片天地？法人封锁，粮弹还在其次，人员如何进来？”
滇越铁路在法国殖民时期称云南铁路（越南为清朝属国），从越南海防至云南昆明，全长854公里，分为越南段（即越段）和云南段（即滇段）。其中。海防至老街一段在越南境内，1901年动工，1903年竣工通车。1903年10月，法国与清政府签订了《滇越铁路章程》，云南境内开始兴建。现在还远未远工。
而在两次攻占防城所进行的大规模物资补充后，滇越铁路越南段便成为革命军另一条补给通道，特别是占领河口，物资可以直抵滇南，运到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