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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名义，在权势上更是压人一头。庆军驻扎在国外，军事之外，免不了与朝鲜当局和各国使馆打交道，这方面的事务，吴长庆也都交给袁世凯办理。当时朝鲜刚刚开放，“不谙外交，而内政亦极暗蔽。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咨商于（袁）公30。”袁世凯老于官场的结交笼络之术，自然如鱼得水，很快就与国王和当朝主政的“东道西器派31”大臣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于有了这层关系，袁的沟通能力和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反而高于清廷的外交代表，为此他又受到了时任北洋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李鸿章的器重。“东西方各国有来与韩国订立条约者，李相国就命令袁公赞助，指示韩国人（对条约中的问题和漏洞）多所补救。李相国说袁公不但懂军事，而且熟悉外交了32。”
中国古代的国际外交是一种“天朝”与“四夷”之间的册封朝贡关系，简称封贡体制。著名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先生对此有中肯的分析：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缘故。光绪七年（1881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臣闻天子守在四夷，这真是深谋远虑的策略。自古以来的敌国外患，隐伏时甚难发现，而苗头又蓄积得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就已无法遏止了；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法遏制了。我朝幅员广为开辟，龙沙雁海33全都列为藩封属国。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难道不是所谓山河带砺34，与国家休戚与共的意思吗？”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们守门户的。35
但是这种格局在近代西方列强到来之后已经被打破了，而清朝统治阶层头脑中的传统理念（即“天朝——四夷”的观念）却根深蒂固，未能随时代和客观形势一同转变，最终导致了外交和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
当时主持中国外交的是李鸿章。鉴于日本1879年吞并了琉球，法国也正在逐步吞并越南，清政府一反从前对附属国放任自流的消极政策，改行积极介入，加强控制的政策。对地处清朝“龙兴之地——满洲”大门口的朝鲜，尤其如此。李鸿章在主政的洋务派重臣中是最有眼光的一个，早在明治维新的初年，他已看出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他并且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得快36”。为此他极力主张发展海军，并格外关注朝鲜问题。
壬午兵变之后，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大增强，请求中国帮助善后，清政府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首先，平乱的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在军事上加强了介入。其次，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以此重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并派遣陈树棠为总办朝鲜商务委员，常驻汉城。再次，推荐、代聘马建常、穆麟德37代朝鲜管理海关，朝鲜并分别任用马、穆二人为交涉通商事务的会办和协办；此后，朝鲜的海关和外交事务实质上被控制在清廷手中。
日本在壬午兵变中被清军抢占了先机，没能达到预定的目的，但也通过“济物浦条约”获得了五十万元赔款和在汉城驻军的权利。日本把侵占朝鲜看作实现其大陆政策的跳板，朝鲜是其必争之地，所以极为反对和仇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于是在朝鲜内政方面，日本采取支持和利用“开化派38”的策略，试图推翻亲华的后党政权，扶植亲日政权，为将来全面侵占朝鲜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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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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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接过了当时流行的地缘政治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所谓大陆政策。如1889年出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论》中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而在列强纷争的时代，“仅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始能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39。”而所谓利益线，就是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生怕在殖民瓜分的潮流中落后，尤其怕抱有同样野心的俄国抢先控制朝鲜，由于实力尚不足以从中国手中夺取朝鲜，日本便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鼓吹中、日、美共同保护朝鲜，想借此抵制俄国的势力，但为清政府拒绝，理由是不合宗藩体制。有些国家还建议由多国订立条约，保证朝鲜成为瑞士、瑞典那样的中立国家，李鸿章内心是赞成这么办的，因为一个有国际条约保障的中立的朝鲜，同样可以起到缓冲国的作用，无论日本还是俄国的企图，都将遭到其他列强的反对。无奈清廷死抱着陈腐的宗藩体制不放，就是不愿意看到朝鲜成为一个独立平等的国家，几次错失了从朝鲜脱身的机会。
俄、英、德、美等西方列强出于各自的利益，也反对清廷和日本独占朝鲜的企图，支持朝鲜的“独立自主”，同时相互间既争夺，又勾结。小小一个汉城，亲华与亲日，保守与开放，改良与激进，列强与列强（主要是日本与俄国，俄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交织成一个波谲云诡的外交战场。大清帝国没有相应的军事实力，自己尚在列强利益纷争的夹缝中生存；在朝鲜又想要一家独大，时时处处维持宗主国高人一等的体面和尊严，牢牢控制住附属国，实在是很艰难的外交任务。
所以，在朝鲜这个重要的外交阵地上，李鸿章需要一个硬手、一个干才。袁世凯适逢其会，作为驻朝官员中的佼佼者，他顺理成章地搭上了李鸿章这艘大船。而有了中堂大人的眷顾和保护，袁世凯的宦海生涯自会是一帆风顺，成功可期的了。
当时朝鲜的政治格局是，闵妃的后党与事大派40是掌权的主流派，代表人物为闵泳翊、金允植、尹泰骏、赵宁夏等，亲华，后盾是吴长庆、袁世凯及其编练的朝鲜新军和清朝驻军。另一派则是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为首的开化派，亲日，后盾是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日本使馆驻军和开化派编练的新军。起初，开化派的实力远逊于前者，只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推动自己的事业。
朝鲜国王李熙喜听外国新闻，金玉均、朴泳孝借此经常进宫，向国王讲述国际形势和各国政治制度，力陈改革与自立之必要，获得了国王一定程度的支持。开化派实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有：选派赴日留学生，编练新军并由留日学生负责训练，设立巡警局、邮政局、治道局，创办《汉城旬报》，启蒙民智，为改革和独立制造舆论。守旧派出于自身的利益，开始阻挠并破坏开化派的改革运动。为了压制开化派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他们将金玉均、朴泳孝调离汉城，以此架空开化派，使开化派的改革运动严重受挫。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41，南方吃紧。5月，吴长庆奉调率领三营庆军回国驻防，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开化派的转变。由于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为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王室和一些事上派的成员也开始动摇。开化派和日本认为清廷在战争期间无暇北顾，是发动政变，推翻亲华政权的绝好时机，遂决意大举。
在开化派与日本使馆积极准备政变之际，袁世凯已觉察到情况有异。在政变发生前之廿一天，即已将朝鲜山雨欲来的紧张局势函告李鸿章。这就是前面那封函禀。函禀开头就点明，朝鲜政局幕后有日本人操纵。而国王及其亲信大臣之所以敢于如此，在于中法战争牵制了中国的军力，难于兼顾朝鲜。这样一来，亲华的大臣虽坚持既有的立场，但已渐渐被国王所疏远；政治力量的对比已开始逆转，三五年后，托庇列强图谋自立的形迹会越来越明显。国王左右，都是与日本合谋的人，国王又是个不成器的君主，自己尽了最大努力，“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而“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即遏止国王的离心倾向，未来肯定会有严重的祸患。函禀内容很简单，但对朝鲜政局判断得很透彻，很准确，对局势的严重性，袁世凯以自己“日夕焦灼，寝食俱废”的状态加以强调。函末并告，日公使竹添进一郎携换防日军将于八九日内返回汉城。预示届时可能有事发生。
由于有了这封起着示警作用的报告，李鸿章得以预先指示机宜，命令袁世凯等“不动声色，坚守镇静，并随时侦探情形详细密报。”而有了李鸿章的指示，袁世凯才可能要求非他统率的其他清军共同行动，“密令下军中，夜不解带卸履，困束兵士，一如战时42”。11月17日，后党的重要成员闵泳翊夜访袁世凯，密谈多时。袁旋即“下令阵中，困束更密”，并“转访吴兆有的军营，天快亮时才返回到驻地43。”袁世凯在朝鲜宫廷内外建立的情报网络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其能够根据宫廷的趋向、日本使馆和开化派活动中的蛛丝马迹判断形势，预为布置44。但此时之李鸿章与袁世凯，谁也没有料到政变的发生已是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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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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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12月4日（即旧历十月十七日），政变爆发，是年干支为甲申，故史称甲申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