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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接手北洋之后，处处以李鸿章的衣钵传人自居，行政上也效法老李大办洋务新政。“（袁）公一意整饬内政外交，抚辑创残，重谋建设，气象焕然一新。市容规划，街衢整治，全以文明各国都市规模为法，开全国进化之先基。论维新者，莫不奉天津为圭臬了74。”国外史学界对北洋新政有很高的评价，而以往国内研究近代史者，往往略过不提，颇失史家之风范。其实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运动，其声势固然不如激进的变法和轰轰烈烈的革命，但却在实际上悄然而稳步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其于中国贡献孰多孰少，后人自会有公允的评价。现在袁世凯已死去了近百年，应该是放弃仇恨偏颇的心态，心平气和并力求客观地回顾历史、评价人物的时候了吧。
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这是老掉牙的历史箴言了吧，但是口头上承认容易，实践中做到很难。原因多种多样，与人的胸怀、见识、抱负、个性、好恶等等全都有关系。能得人才者必在上述诸方面素质良好，天生是做大事的“卡里斯玛式”的人物，袁世凯无疑是这类人物中的佼佼者。直隶在战后，百废待兴，在废墟上建设新政，最缺的就是人才，袁世凯为此还同资望高于他的改良派的老辈人物张之洞，展开过人才竞争呢。
光绪宣统之交，中国政治形质，正在起重大变化，所谓“新政”，所谓“宪政”，已非纯八股出身之官僚所能应付，故重用留学生，渐渐成为风气。开其先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第一批留学生考试及第之翰林金邦平，即为袁的幕宾。张南皮（即张之洞）于袁虽有微词，但罗致幕府人才，亦不甘居袁之后，……只是南皮虽喜欢接纳士流，而为儒家“不党”之说所蔽，保荐人才，极取严格主义，故怀有政治抱负者，多舍张而就袁。75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1863）的老进士，自命为李鸿藻、翁同騄之后的清流领袖，多年出任封疆大吏，在李鸿章死后，资望无人能望其项背，所以自视甚高，架子极大。胡思敬曾论及张何以难在人才上与袁世凯竞争的原因。
之洞自任京官起，直到入参军机大政，举荐提拔人才不过道府丞参的位置而已。因此热中功名又有才能的人不太依附于他。再有性骄好谀，士人登门求见者，有去七八次不得接见一次的；或引到花厅等候，一等数小时见不着面；或虽见面，略为询问数语就打哈欠呼人端茶送客。幕僚侍立禀白公事，小有失误，呵责之声已达于户外。因此君子也都望风远避，平时赏识提拔的仅是一二个浮华浅露的人士而已。76
而在袁世凯那里则大不相同，“出其门者，用不了二三年就能出掌方面。”胡思敬称之为“北洋捷径”，并举例说明：
光绪末年，热中功名者用以猎取富贵的捷径有二个：一个是商部，载振为主；一个是北洋，袁世凯为主。全都是内靠奕而借二杨（二杨，即杨士骧、杨士琦兄弟）为交通的枢纽。袁世凯初莅北洋时，梁敦彦才任天津海关道，凌福彭任天津知府，朱家宝任天津知县，杨士骧、赵秉钧均以道员在直隶候补。不过二三年，敦彦官至尚书，家宝、士骧均位列节镇，福彭升藩司，秉钧内召为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攀附而起者，严修以编修在籍办天津学堂，遂擢升为学部侍郎；冯汝与世凯联姻，遂擢升为江西巡抚；吴重熹为世凯府试受知老师，遂擢升为河南巡抚。唐绍仪以前随从世凯驻朝鲜，甲午之变，出死力保护袁归国，所以对他更好。既夺取盛宣怀的路政交他主持，邮传部设立，又用他为侍郎，一手把持部务，案卷合同全由他收藏，尚书张百熙虽与世凯是亲家，也不能与之抗衡呢。绍仪既得志，又引用其同乡梁如浩、梁士诒、陈昭常等，全都位列显要。士骧又援引其弟士琦入商部。……世凯不由科目出身，遇到投帖子称门生者，大为高兴，必着力提拔。定成晚入其门，也出掌了大理院。在他势力兴盛时，端方、陈夔龙、陈璧、袁树勋等没有不依附于他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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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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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敬是旧派文人，对张、袁二位新派官僚存有成见，所以说的难免过分。其实直隶总督常驻天津，北京朝廷里用什么人，他可以运动，可以举荐，但决定权在太后那里，胡所列举的那些人都是因能力出众，治绩非凡而快速升迁的。但胡的话也明白道出了张、袁二人在用人上的不同风格。张重资格出身（也就是今天的学历），对人求全责备；袁则不拘出身、不论资格，不分地域，不限流品，上至翰林进士，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惟才能是举，恨不得全天下的人才都为我所用。其办法说穿了也非常简单，就是不吝惜金钱权位，推举拔擢下属不遗余力。在历史上，这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如汉高祖、汉武帝、曹操等的一贯做法，放在他们身上，被当作用人不拘一格的美谈；而在袁世凯这里，则被称为“滥交污取”，其实袁世凯用的也都是一时的人杰，区别在于曹操把皇帝留给儿子作而且作成了，袁世凯则是自己作结果失败了。成则英雄败则寇，一样的作为，就有了如此不同的评价。袁世凯的做法在领导学上应该是一种启示：做领导人的不光要会用人，还要及时给下属以机会，别人跟你干才会觉得有奔头。仕途上的人都是“政治人”，本能地追求升迁，跟着袁世凯干有奔头、升官快，北洋对人才的巨大吸引力就是这样来的。
说到袁世凯的用人，北洋时期又有新的特点，一是大量使用留学生，一是大量聘用外国顾问。袁世凯作过驻外使臣，深知懂外语、通外情的人材的重要，所以一直非常注重罗致留学生。在他的北洋新班底当中，留过学的人员不在少数，这里择其较重要者略作介绍。
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人。唐绍仪是曾国藩、李鸿章发起的、同治年间由容闳带去美国留学的那几批官费幼童留学生中的一个，是留学生的老前辈了。少川出国那年（1871）才十三岁，先入康涅狄格州立中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攻读文科。光绪七年（1881），朝廷担心孩子们从小到大地在美国生活、学习，最终会被“洋化”，于是提前召回，中断学业也在所不惜。少川回国后读了一段书，次年就作为北洋选派朝鲜的海关会办、德国人穆麟德的秘书前往朝鲜，这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1884年，朝鲜爆发了日本人和开化党策动的“甲申政变”，王室的亲信大臣闵泳翊在宴会中被砍伤，混乱中被救到穆麟德的寓所。袁世凯闻变后立刻带兵前往问询，“及门有一人持枪当门，不听入，意气凛然。（袁）公勒兵稍退，询其名，乃局员唐绍仪也，时由北洋帮办税务。公告以故，乃让公入见78。”在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场面中相识，想必给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次年，袁出任清廷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大臣后，即调用唐绍仪为自己的秘书兼西文翻译，成为追随世凯最早的幕府人员。少川熟谙洋务，办交涉老成练达，世凯倚之如左右手，回国述职奔丧期间，均委唐代摄其职。甲午中日开战前夕，唐持枪只身送袁世凯脱险，并在公署坚持到最后才避入英国公使馆，乘英船回国，可以说是有勇有谋、忠于职守的干才，也与袁世凯结下了患难生死之交。
战后，经李鸿章推荐，唐再赴朝鲜任总领事，继袁之后办理交涉。后因丁忧回国守制，服满后投奔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以道员资格任山东交涉局总办，协助袁世凯处理山东各地教案的对外赔偿问题，在交涉中“再四驳斥”外方的非分要求，将洋人百余万索偿金额压减到十七万九千两，并顺利了结全案，被袁世凯称赞为“才识卓越，血气忠诚，谙练外交，能持大体，确实是洋务中的杰出之员，环顾时流，实在是罕有其匹79。”袁继任直隶总督后，唐随之出任天津海关道的优缺，并通过与联军的谈判顺利收回了天津。
1904年，英人荣赫鹏入侵西藏，强迫噶厦签订不平等条约，试图分割西藏，清廷鉴于事态严重，特派唐绍仪为全权大臣前往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国人办理交涉，但因英人的蛮横无礼而中断。次年回国后，唐出任外务部右侍郎（副部长），与英国公使萨道义在京重开谈判，最终迫使英国与中国签定条约，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袁世凯的举荐和出色的外交才能使少川宦途顺利，此后历任京汉铁路会办大臣、会办东三省事宜大臣、督办沪宁铁路大臣、会办税务处大臣并兼邮传部左侍郎，集外交、铁路、邮政、海关诸权于一身，仅次于北洋的袁世凯（袁世凯当时身兼九职），新政时期，二人因能力出众而成为朝廷不断加码和鞭打的一对儿“快牛”。
1907年，东北建省改制，唐外放为奉天巡抚，实行袁世凯联英、美以制日、俄的方针，拟向英美大举借债，开办银行、改革币制、修筑铁路，但因日本的武力威胁而中辍。次年4月，美国国会议决退回部分庚子赔款，唐奉派以专使赴美致谢并交涉退款程序，并讨论从美国大规模贷款的计划。袁遭罢官�